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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呼啸飞驰的火车正如脱缰野马般毫无节制地增速。如果关于它的历史能够逆向行驶的话，想必只能以极慢的速度回溯至源头——1804年的英国。这一年，工程师特里维希克（Richard Trevithick）借助于瓦特（James Watt）发明的蒸汽机技术研发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
毫无疑问，这是一台滞重而又迟缓的庞然大物。它牵引着5节笨拙的车厢，托运了10吨重的铁以及大约70人左右的乘客，以时速5到6公里的速度“爬行”在全长15.5公里的铁轨上。或许，新生的“怪物”从来不会受到祝福，却又总在存活以后被视为奇迹。
特里维希克测试蒸汽机的圆形轨道
这辆现代火车的鼻祖也不例外。当它一边吞噬着煤炭和木柴一边喷吐着浑浊浓烟抵达终点时，迎来的是围观者瞠目结舌的惊叹。但是，所有的赞美似乎都忽略了火车发明随之而来的副产品——文学世界的经验也将因此被重构。
FrancisJohn Wyburd《阅读中的少女》
能够改变文学经验的根本原因无非两个：其一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写作问题，其二是读什么和怎么读的传播问题。如果说，古登堡印刷术和新闻报业为文学安装了传播引擎，那么火车无疑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获取经验与灵感的源泉。首当其冲的就是，火车改变了古典时代的时空观念。在飞机诞生之前，铁轨的尽头就意味着“诗和远方”，从目力所及、步行可至、马蹄停处，再到车轮停止转动的地方，人类抵达远方所耗费的时间大幅缩减。
莫奈《圣拉扎尔火车站·火车到达》
空间感扩张与时间感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经验的容积随之增大。当远方不再难以触及，对于陌生环境的想象就被见证取代。在火车运营步入正轨的19世纪中叶，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文学史上重要的王朝更替：肇始于18世纪末以想象、抒情、夸张表达见长的浪漫主义文学逐渐偃旗息鼓，席卷而来的是以真实、叙事、客观白描为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
巴尔扎克
人们悄然发现，文学表达的丰富性与其说来自想象臆造，毋宁说来自见多识广。于是，这个时代的文学翘楚成了坐着火车去沙俄帝国看望韩斯卡夫人的巴尔扎克，而不再是困守在家里只能给远方佳人寄去情诗的雪莱和拜伦。
正在书写的雪莱
另一个重大转变则是文学的性别问题。火车是女性首度得以大规模远行并且借此验证对于世界之想象的装置。女作家们借此更为容易地获取远在他乡的见闻与经验；伴随着枯燥无聊而又漫长的行程，女读者们又能把阅读小说作为早期车厢内的高频娱乐方式（其地位不亚于智能手机和ipad之于现在的动车高铁）。
勃朗特三姐妹
火车的降生也催生出富有女性思维的小说。这一时期，作家中的女性比例骤增，一改以往文学写作历史（history）的主体由男性故事（his story）所构成的格局。仅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就云集了以勃朗特三姐妹和简·奥斯汀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
简·奥斯汀
在更大程度上也不难发现，即便是男性作家，他们在书写与言说时也暗含了读者群体中存在大量女性的预设。因而，以女性为阅读者、以女性思维为书写逻辑的“女性故事”（her story）得以初具规模。
爱伦·坡
火车在文学史上驶过的最后一道印迹，或许就是它为侦探小说提供了天然的凶案现场。这种19世纪新兴的小说样式，它的起点通常被认定为爱伦·坡写于1841年创作的《莫格街谋杀案》。
福尔摩斯和华生在火车上
尽管最初的侦探小说大抵发生在城市空间内（譬如爱伦·坡另两篇更为著名的《泄密的心》与《失窃的信》），但是等到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里，赶赴侦办现场的交通工具已经大为改善，福尔摩斯与华生时而乘坐马车时而搭乘火车，前往遥远的案发地。
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此后，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火车怪客》（随后又被悬疑片之王希区柯克改编成了同名电影）里，火车直接成了案发或密谋现场。或许，个中缘由并不难理解——火车是始终行进着的临时密室，乘客们则堪称偶然的共同体，它们共同构成了封闭的陌生社会。
电影《火车怪客》剧照
临时、偶然、陌生，相比于熟人社会，此种环境滋生犯罪的概率显然更大，侦破也愈难，制造惊悚、悬疑或是反衬出侦探智慧的文学空间也就愈大。这似乎就是为何火车总是不知疲倦地行驶在侦探小说里的原因。
保罗·德尔沃《林中火车站》
严格来说，火车是反诗意的，它只有远方，却并不见得有诗。或许只有那些幻想着远方又无力搭乘列车亲身前往的孩子们，当他们逗留在铁轨沿线，只能徒劳地遥望着列车远去时，才会流露出怅然若失的诗意。就如同诗人谢默斯·希尼所抒发的那样：
它们像优美自由的手写体一样一英里又一英里 弯曲着，朝东往西 远离了我们，还被负载的燕子们压得下垂。 ——谢默斯·希尼《铁路边的孩子们》
又或者，当终日在铁轨和枕木上玩耍的天真孩童长大后，就成了欧文·威尔士的小说《猜火车》（丹尼·博伊尔将它改编成了同名电影）里的景象。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铁轨边猜测下一班火车经过的时刻与它的目的地时，也会偶然显露出极少的诗意。
电影《猜火车》剧照
盲目、朦胧、迷茫，这才是诗的必备条件。一旦登上火车，用时多久，去往何方，一切都在计划之中，没有未知与不可知而徒留已知和可知。诚如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所写的那样——“我们能够猜出的谜，我们很快就瞧不起”。更何况在早已被火车探察殆尽而不留任何谜底的世界里，从来都只有眼见为实，却未有眼见为诗。当你安坐在文学经验的列车内，迎面而来的要么是不再浪漫的现实主义文学、要么是形象明确的女性文学，要么就是比日常生活更为残酷的侦探小说，何谈诗意呢？
经典摄影：蒙巴纳斯火车站的事故
不仅是西方，在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是。只不过，从绿皮火车到动车高铁，它在中国并非是文学上的不含诗意，而是文学里的政治经验代入了太多与诗意背道而驰的现实感。如果说火车第一次行驶在西方引发了震惊，那么它在中国的首度亮相就只能用惊吓来形容。
慈禧太后的专列火车
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火车通行被视为强国之策。事与愿违的是，1865年，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长约半公里的迷你铁路。当他向宫廷奉上这份样品寻求更多的商业合作之时，等来的却是担心“破坏龙脉”而不予采纳的答复。
淞沪铁路通车当日场景
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出资修建了从吴淞口至上海的淞沪铁路。这条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条铁路，在通车当天，吸引到了无数民众纷至沓来围观这头新生“怪物”。不幸的是，火车轧死了误入铁轨的行人，慈禧迫于民愤难抑，只好下令拆除铁路。这一停，便长达30年，直到1909年由詹天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铺设京张铁路，才算实现了首例由华人在中国设计完成的铁路。
京张铁路竣工后詹天佑和参与者合影
民国以来，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深入人心，因为无知而引起的铁路车祸渐趋消弭。可是，绝大部分人对火车可能引发的时空经验革新，仍然存在某种错觉认知。即便如徐志摩这样深谙西式生活的人（况且他的父亲徐申如还资助了沪杭铁路海宁段的建设），也不免只能套用中国传统思维来理解它。
沪杭铁路通车剪彩
他显然把铁路的意义误读成了“子在川上曰”，写下“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沪杭道中》）的感怀。徐志摩全然无视火车实为节约时间，并非催老人生，却并没有忘却“破坏龙脉”式的旧思维，有失偏颇地认为火车碾碎了农业社会里的诗意却滋长了现代社会里的罪恶：
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过桥，听钢骨牛喘似的叫， 过荒野，过门户破烂的庙； 过池塘，群蛙在黑水里打鼓， 过噤口的村庄，不见一粒火； 过冰清的小站，上下没有客， 月台袒露着肚子，像是罪恶。 ——徐志摩《火车擒住轨》
不适应感是民众对于火车最为强烈的反应。朱自清《背影》中那位恪守传统的胖子父亲，就在穿过铁道、爬上月台时窘态毕露，只留下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沉重背影。这大概很能够说明民众的心态：伴随着坚船利炮签订下的不平等条约，从西方远道而来的火车本不是我们的。没有它时，我们照样日复一日地过；当它的汽笛惊醒了迷梦后，我们却不得不仓皇应对。因政治昏聩而国力衰微才因祸得福来的“馈赠”，岂有诗意可言呢？
朱自清《背影》插图
1949年以来，越过大跃进的疯狂修路，继而文革期间的全面懈怠，再到1982年有关部门指出“铁路运输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再度兴建，中国铁路在政治洪流的冲击下波折不断。
电影《棋王》剧照里的主角梁家辉
然而，不论哪个时期，知情下乡车站诀别也好，商人下海车站践行也罢，主基调倒是颇为一致——那就是一个“乱”字。阿城在他的成名作《棋王》的开篇如是说：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阿城《棋王》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车站诀别
无独有偶，相似的乱象不只是小说里的常客，还频繁地出现在诗歌之中。诗人食指描写了知情远离政治中心北京的苦恼，“一阵阵告别的声浪／就要卷走车站／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地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萧开愚在经济中心上海感受到了经济浪潮迸发出的喧嚣与嘈杂，“我感到我是一群人。／在老北站的天桥上，我身体里／有人开始争吵和议论，七嘴八舌。／我抽着烟，打量着火车站的废墟，／我想叫喊，嗓子里火辣辣的”（《北站》）。显而易见，纵然藏身于诗歌之中，火车及其相关意象与其说是诗意的，还不如更直白地说它驱动着敏感的诗人在不同政治形势下体察到了相同的失意。
80年代的上海老北站
进入千禧年之后，颠簸的火车碾压着中国人乡愁的敏感神经。由于户籍和社保制度制约着自由迁徙的权利，大量底层人士的生活被集中在固定区域（主要是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把原本随时可能发生的迁徙压缩成了一年三次（春节、劳动节与国庆节），在特定时期内造成举世罕见的大规模人流潮汐效应。
王福春“火车上的中国人”系列摄影
2006年，胡戈的网络视频《春运帝国》以独特的反讽修辞与戏仿叙事引领着红极一时的“恶搞文化”，并把春运的惨状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后，在层出不穷的黑色幽默之中，春运的苦难成了酝酿乡愁和网络段子的丰饶土壤。
春运帝国的灾难盛景
在火车上，没有诗意，只有喧嚣；没有远方，只有难回的家；唯有年复一年不变的困苦经验，却没有舒适惬意的阅读空间。火车愈来愈快，好似把美好的文学经验全都甩在了身后。
文艺青年莫名喜爱的绿皮火车
如今，文学终于在火车时代丢失了它的票根。人们纷纷在车厢内掏出智能手机和ipad，只能心不在焉地打开肥皂剧视频网站，聊以打发无聊难耐的时光。这才仿佛明白了高晓松和许巍深情演唱的那句“人生不只眼前的苟且”，它的后半句其实不过是“还有‘诗和远方’的苟且”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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