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工业化后期: 增长趋缓, 中枢下移 从中日两国工业化国际比较的角度, 可以看到历史的相似性--两国在经济高速增长后，都在内部结构性问题和外部冲击的爆发下遭遇了 “起飞萧条” ——经济增长中枢的下台阶. 日本及其它走过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 增长中枢下移的过程不可逆, 下移后工业化将在一个更低的平台增速上继续演进. 图：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起飞萧条” 图：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起飞萧条” 工业化起飞到成熟阶段，经济增长中枢通常经历两次下移。日本的中枢下移是剧烈的、迅速的，而中国的中枢下移，是在不断的“稳增长”政策下完成的，是渐进式的下移。站在目前的时点，我们认为，中国2012-2013年完成了第一次中枢下移，未来4-5年增长中枢将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完成第二次下移。 图：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枢VS上证综指 图：日本的经济中枢的下降日经VS225指数 1.1 .1人口结构变迁---要素优势不再 中国工业化的起飞以两大历史性的红利为前提：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要素红利。凭借前者，中国可以通过1998年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将土地资本化,并将房地产发展为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 凭借后者, 中国可以在2001年底入世后融入全球制造业的共生体系，以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不过, 随着时间推移,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让要素结构发生了改变---人口年龄结构的迁移,让“起飞阶段”传统模式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世界经济的偏弱复苏, 让出口逐渐沦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 而过去形成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产业链同样受制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随着置业周期的拐点到来，房地产销售、投资以及房价都将面临着周期的大拐点，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拉动从而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模式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图:中国出口增速与世界出口增速 1.1.2经济结构僵局---产能过剩，风险积累 传统的“地产+基础设施”的高投资模式，通过其强大的产业关联效应，也带动了制造业的“大繁荣”，创造了GDP高速增长的阶段。但同时，这一模式在“反危机政策”以及之后的几轮“稳增长”后带来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僵局——投资率的不断上升、二次产业产能的不断的过剩、产能利用率不断地下降以及投资效率不断下降。 按照现价增量投资产出比计算的ICOR衡量的宏观投资效率在07年后迅速上扬，目前处于历史高位，表明投资效率处于较低状态；而2013年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至77%左右，如果以1978年以来90%左右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衡量标准，目前大约有10%~15%左右的过剩产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较低的产能利用率或将成为常态；同时创造单位GDP增速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也积累了较高的风险， 2013年底到2014年以来，信托违约和地产降价的传闻愈发密集，传统模式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是“穷途末路”。 图：产能扩张速度与实际GDP同比增速 小结： 1）从历史经验来看，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中枢下台阶并在一个更低的平台推进。日本经历了两次中枢下移，而中国在2012-2013年完成了第一次中枢下移，并将在未来4-5年增长中枢将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完成第二次下移。 2）增速趋缓与中枢下移的必然性，来自于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高增长时代的要素禀赋丧失，房地产业也受制于置业周期的迁徙将出现大的拐点。传统的“房地产+基础设施”的投资模式在“反危机政策”和几轮“稳增长”的措施让经济结构陷入僵局，金融风险也不断累积。 3）如果说“增长趋缓、中枢下移”是2010年后中国的结构矛盾，是中期趋势，那么根据我们对地产周期的判断和结构问题的认识，2013年底到2014年以来的信托违约和房价下降和投资趋缓，将是这一中期趋势愈发明朗的信号。 1.2工业化后期: 结构调整, 服务崛起 1.2.1历史经验：“交叉点”后，服务业起飞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2013年对比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1973年有着多方面的相似。这其中，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如约而至，不禁让人感叹历史的相似性。就像日本在1973年经历过的“交叉点”，中国在2013年第三产业对于GDP的贡献超过了第二产业对于GDP的贡献。
日本在1973年后，很明显地可以观察到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一个较高的斜率上升，服务业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于2012年左右迎来子斜率上扬的拐点。从工业化可比进程的角度，中国的服务业有望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1.2.3服务业——失业率的“解压阀” 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往往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在经济增速下台阶后，政府往往担心失业率的上升而出台“稳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于GDP与就业关系的传统的认识是：GDP每增加1%可以吸纳100—12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GDP的大幅下滑一定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因此，政府往往在GDP下行明显的阶段出台刺激经济的“稳增长”措施。 但是随着2012—201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中枢的下移，第三产业贡献度的提升，失业率并未提高，求人倍数甚至出现了上升。从PMI的视角也可以看出，从2012年以来，服务也PMI就业指数在54左右的高景气度左右波动，并且服务业就业景气度持续高于制造业。可以说服务业的发展是缓解失业率的“解压阀”。 日韩在工业化的过程中，GDP虽然增速下台阶，但是失业率下降幅度较小，基本上保持稳定。日本70s后GDP增速“断崖式”下台阶，失业率仅从1%上升至2%，而韩国则在工业化可比阶段的80s末90s初期，经济增长中枢下移但是失业率稳定。 图:中国工业化过程三次产业结构占GDP比重的变迁 图:日本工业化过程三次产业结构占GDP比重的变迁 图:中国GDP下行过程中求人倍数稳中有升 图:中国服务业PMI就业指数持续高景气度 小结： 1）历史经验表明，工业化后期，当跨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对GDP占比的交叉点后，将会迎来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在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种种迹象表明，在跨过这一交叉点后，中国服务业发展加速。 2）配第-克拉克定律和罗斯托对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阐释：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产值与就业) 将超越农业和工业而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服务业本身具有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规律。 3）服务业的特点是既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存在知识密集型行业，可以吸纳各类劳动力。日韩的工业化经验表现，服务业占比提升后，失业率可以保持稳定。中国GDP增长中枢下台阶的2012-2013年，失业率保持稳定。服务业对于劳动力强大的吸纳能力，也是工业化国家可以逐渐转型为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的必要条件。 4）如果说“结构调整、服务崛起”是从中期的角度中国经济转型的出路和必然，那么2012—2013年以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同样是这一中期趋势愈发明朗的信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