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与《废止中医案》

1926年2月，在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即近代医学史上所称的“废止中医案”，使旧中国摧残消灭中医的活动达到高潮。

余云岫认为，中医理论皆为凭空杜撰，中医脉法自欺欺人，中医不能预防疫病，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所以，要从根本上破坏它，对它来一次彻底的“革命”：一、处置现有旧医；二、对已登记的旧医实行补充教育；三、不准中医诊治法定传染病和出具死亡诊断书；四、禁止新闻杂志进行非科学医学之宣传；六、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个提案一经通过，立即引起全国中医中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中医团体代表集聚上海，于同年3月17日召开团体代表大会，并由15省132个团体组织赴南京请愿团，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取消这个决议。社会各界同时致电支持这一斗争，使这一提案最终未能核准执行，但种种歧视、限制中医的措施却使祖国医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余云岫也成为中医药界的众矢之的。

那么，作为这一提案的始作俑者，余云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其动机又是什么呢？80多年过去了，我们有必要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给予评价。

余云岫，名岩，号百之，谱名允谖。1879年9月14日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余岩村，6岁入私塾，曾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基础知识。30岁时留学日本大阪医科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开业行医。他用西医知识对以前学过的中医加以辨析，认为中医“墨守古说，而不肯变，笃信旧论，不敢叛离”，其结果是“唯有听其沦丧而已耳”。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全无根据”。因而称中医为“旧医”、“玄医”。面对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余云岫说他们是“挖空心思，大唱退行曲，来阻挠进化，破坏科学”，“是国医将死时候的回光返照”。他对中医的偏见，由此可见一斑。

但废止中医并非余云岫对待中医的全部，在其论文、著作中，还不时提到对中医的“建设”，这多为人所不知，以至于影响了对余的个人看法。今天，我们有必要将其对待中医的另一方面公诸于世。

余氏认为，中医古籍浩瀚如烟海，是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大有建设之可能”，自己有责任“唤醒旧医”，要破坏的是“穿凿附会之理论”，要建设的则是“国产药物”和“上工（古代对高明医生的称呼）大师所经验之成绩”。

余云岫提倡国产药物，在行医中更是身体力行。他开业挂的是西医牌子，所用的药物多是自己从中药里提炼出来的酊剂、粉剂。有些病人不愿接受，他就耐心地讲解中医的好处。他还提出了研究、开发中药资源的设想。

为了研究中医病名，他花了15年的时间写成了《古代疾病名候疏义》一书，系统地考证了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的关系。例如，他考证出中医的“消渴”与西医的糖尿病近似等等。另外，还有《医学革命论》、《皇汉医学批评》等著作。

1952年，余云岫代表新中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国际远东热带病学会”，并作《中国结核病历史的研究》的学术报告，提出“瘰病”与肺痨同源之说，中医的认识要比欧洲早1 200多年，引起各国代表的关注，为新中国争得荣誉。

余云岫还是我国近代较早提出分食制的学者之一，认为共食是传播多种病的途径。他也力主毁淫祠、禁娼妓，只有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的这些心愿才最后得以实现。

在政治上，余氏也是开明与进步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日本留学的余云岫和同学们一起回国参加救护工作。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先响应党的号召，从私人诊所走向联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首先报名参加救护队，为医学界树立了榜样，后因健康原因未果。同时他还担任了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编委、《中华医史杂志》编委、中华医学会理事等职。1954年1月3日，因肺结核、糖尿病并发肠梗阻，余云岫病逝于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医院，享年74岁。临逝前，嘱其死后将尸体作病理解剖，以供科学研究之用，为医学事业作出了最后的贡献。

余云岫由青年时代反对中医的激烈分子，逐渐转变到晚年时期对待中医持比较公正的态度，这是有其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面对西方科学包括医学的逐渐传入，当时的中医尚未能摆脱朴素的、直观的性质，很难为西医学者所理解，甚至被当作封建残余的一部分来反对。而国粹主义在中医界的代表则“视科学如蛇蝎”。二者的对立和矛盾十分严峻，在这个背景之下，余云岫的过分言辞和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由于政治上的不断学习和进步，余氏思想日渐开明，终于给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善的句号。

来源：中医文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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