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导语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本文作者潘立勇，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审美哲学、休闲学研究；陆庆祥，男，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审美哲学、休闲学研究。本文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休闲是审美走向生活的契机，而审美则是休闲的最高境界。休闲较之审美，更切入人的直接生存领域，使审美境界普遍地指向现实生活。宋代士人生存的特殊环境使宋代艺术审美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和生活的充分接近与融合渐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美学切入生活，走向休闲；生活走向审美，追求品质和趣味。这种艺术的生活化直接促成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而反过来说，宋代美学之所以能够多样化发展，并达到古代美学又一次顶峰，很大程度也归因于宋代社会生活中所普遍形成的休闲享乐的文化氛围。宋代艺术的生活化以及生活的艺术化现象成为宋代美学的突出特征，同时也将中国古代的休闲审美文化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美学对人生-生活的观照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特征的话，那么宋代的休闲审美文化则是这一特征的最好体现。“把握‘玩’是理解宋代艺术的一个关键”，“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指休闲。朱熹在诠释儒家“游于艺”时提出了“玩物适情”的命题。对艺术的把玩关乎人的诗意生存的维度，这是宋代美学的一个主要特征。休闲审美文化是宋代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宋代美学特有的精神旨趣和风貌。不深入研究宋代的休闲文化，就难以真正了解宋代的艺术审美风格和人生旨趣。

　　宋代士人审美与休闲追求的是超然物外的境界。具体说来，这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一是表现在对具体休闲对象(物)的超越，二是对出处、穷达、毁誉、是非等人生际遇的超越。超然物外的境界最终是一种“心闲”的审美境界。

　　宋代琴棋书画、铜鼎钟彝作为文玩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宋人又以“玩”的心态去避免因为过度嗜好这些物什而导致有累于物甚至丧失主体性的倾向。欧阳修认为以玩乐之心爱好书法，可以“不为外物移其好”。因他认为“自古无不累心之物，而有为物所乐之心”，以一种玩乐的心态去游于此艺中，自然会超越物的束缚，让所好之艺术与主体之生活更加融为一体。所以，他说艺术之休闲“在人不在器，若有以自适，无弦可也”(《书琴阮记后》)。苏轼也有此意：“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石苍舒醉墨堂》)这其实就是欧苏所倡导的“寓意于物”的思想。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对寓意于物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发。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即是超越现实功利，以一种审美的心态去对待“物”，也就是他所说的“譬之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岂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复念也”。这样，无论是“微物”，还是“尤物”，都能带给主体以快乐。而若“留意于物”，带着功利、执着的心态去对待“物”，则无论所爱好的是什么，都会对自身造成伤害。苏轼还通过列举历史上钟繇、宋孝武等人“以儿戏害其国凶此身”的例子，说明休闲之境界高低给人带来的危害。

　　“寓意于物”，放大而言，就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人生境界。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同样指出这种境界：“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对于具体之物是这样，“推此类也”，则对于人生所遭之一切际遇，苏轼都以“寓意”的人生态度获得了超然物外的境界。这里的“物”，就不仅仅是具体的物了，更是人生各种际遇。欧阳修曾提出，“知道之明者，固能达于进退穷通之理，能达于此而无累于心，然后山林泉石可以乐”。看来，山水园林之乐并非一般所言的乐。一般的乐是纯然感性的日常情感，而山水园林之乐则属于“知道者之乐”，是内心达于进退穷通之理之后，一种深入人生存在价值体验之后的情感。苏轼的超然物外就是“达于进退穷通之理”。宋代士人，包括欧阳修、苏轼在内，一生仕途跌宕起伏，鲜有不经历过贬谪生涯的。但他们大多能在日常的生活中表现出一种闲暇自若、无往不乐的姿态，也正是由于他们懂得“达于进退穷通之理”，正所谓“县有江山之胜，虽在天涯，聊可自乐”(欧阳修《与梅圣禹》)。

　　宋代道学家同样以这样的境界为最高。程明道《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对于曾点舞雩风流的休闲行为，朱熹也评价道：“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论语或问》卷一一)。“情顺万物而无情”、“心不累事”，都表现了宋人对闲适无累、洒落自然的心闲境界的追求。周敦颐的“光风霁月”、邵雍的“安乐逍遥”，都体现了这种休闲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