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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1] 王征 （天津师范大学 津沽学院,天津 300387） 清人焦循说：“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1]近人王国维承袭焦氏说法，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2]焦、王二氏对中国历代文学的代表性文体选取较为相似，于汉皆取“赋”作为其代表性文体，可见汉赋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 汉代文章除赋之外，奏议也为一代表性文体。清人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一文中说：“文莫盛于西汉，而汉人所谓文者，但有奏对封事[2]，皆告君之体耳。”[3]萧统编《文选》，收最有代表性的奏议文体——“上书”共七篇，仅汉代就有五篇。由此可见，汉代奏议之繁盛。汉赋与奏议虽属不同的文体，但由上述可知，它们在汉代都是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高度发达的文体，一属纯文学范畴，一为应用性文体，看似毫不相关，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 拟从汉人兼擅二体，二体内容上的趋同性，赋与奏议写法的互渗等几个方面探讨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汉代文人兼擅汉赋与奏议 两汉王朝虽然处于封建社会初期，但也是上升期。其经济之繁荣、国力之强盛、疆域之辽阔显示了其太平盛世之气象。在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再加上汉代文人们由“士”到“吏”的社会地位变化，使他们普遍充满着自豪的情怀，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精神，他们对政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衷。汉代文学显示其时文人高涨的事功精神，这种事功精神主要表现在汉代奏议和汉赋之中。所以，汉代文人，无论是经学家、史学家抑或是思想家，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这两种文体。 终有汉一代，赋的创作一直都非常兴盛。班固在《两都赋·序》里对此有详 细的介绍：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3] 从诸侯王至公卿大夫以至言语侍从之臣，作赋献赋之风盛行。东汉灵帝时为培养辞赋等人才特设鸿都门学，生员近千人，作赋人员急剧上升。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列十大“辞赋之英杰”，汉代的就占八家，他们是：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钟嵘《诗品·序》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4]这也就是说在汉代，赋的兴盛以致压制了诗歌的创作。 关于汉赋的具体数量，由于时代的久远与文献典籍的大量散佚，确实不好估计。笔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统计，西汉赋家73家，作品940篇。东汉的或许更多。可惜这些赋作大多散佚，龚克昌先生《全汉赋评注》共收西汉赋家24人，东汉赋家46人，共有作品194篇（含存目与残篇）。 与汉赋创作的兴盛一样，汉代文人对奏议创作的激情也持续高涨。笔者据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一书的附录一《汉代上书情况与所传奏议一览表》[5]（p294-343）统计，西汉现存有主名的奏议作者共230人，新莽时期有主名的奏议作者28人，东汉时期更多，达到287人。个人奏议数量10篇以上的有16人，他们是：刘向（21篇）、王莽（23篇）、蔡邕（23篇）、谷永（19篇）、孔光（14篇）、匡衡（14篇）、萧望之（13篇）、陆贾（12篇）、翟方进（10篇）、张敞（10篇）、陈忠（13篇）、马援（12篇）、张衡（11篇）、陈蕃（11篇）、李固（10篇）、孔融（10篇）。其他的如西汉贡禹，《汉书》本传说：“自（贡）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6](p3075)惜今仅存奏议9篇。东汉任隗看到窦宪出击匈奴，国用劳费时，“奏议征宪还，前后十上……鲠言直议，无所回隐。”[7](p754)可惜其奏议今一篇无存。 在这些赋家与奏议作者中，有许多人都兼擅奏、赋二体。兹根据龚克昌先生《两汉赋评注》所录赋家和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一书的附录一《汉代上书情况与所传奏议一览表》所录奏议作者，统计现存有作品的两汉文人中兼擅二体的情况如下：
上表大致可以显示出汉代文人兼擅奏、赋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史典籍中随处可见的对汉代文人著述情况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汉代文人赋奏兼擅的情况。兹举几例如下： （刘仓）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葛龚）着文﹑赋﹑碑﹑诔﹑书记凡十二篇。（《后汉书·葛龚传》） （王逸）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后汉书·王逸传》） （班昭）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后汉书·列女传》） 从以上几例传记中对传主著述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汉代文士赋、奏兼擅的特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是，汉代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初期，亦官亦文的现象比较突出，朝中官员一般情况下都是较为优秀的文人。再则，汉代帝王 普遍好文的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促使着这些有着高涨事功精神的文士们进行大量的创作，前引班固《两都赋·序》便是很好的说明。 二、汉赋与汉代奏议内容上的趋同性 对汉赋与汉代奏议作比较阅读就会发现二者在内容上有着较大的趋同性，那就是二者对汉代政治的强烈关注。奏议是直接上奏给最高权力决策者——帝王的，刘勰曾说：“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8]对政治的密切关注本来就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汉赋作为有汉一代的代表性文学体式，本身属纯文学一系，本来可以不像奏议那样与政治走的那么近，但是在汉代，情况却恰恰相反，汉赋也与政治保持着高度的亲密关系。西汉伊始一直到东汉末年，汉赋始终与大汉帝国政治的兴衰紧密相连。无论是对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对封建统治者功业的歌颂，汉赋在汉代政治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至于有学者说汉赋“在本质上乃是政治性的”。[9]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因为依据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来看，汉代那些辞赋家作为一流的文人是应具有统治性的，虽然这种统治性在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封建帝王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布尔迪厄说：“艺术家和作家，或笼统地说，知识分子其实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一部分。他们拥有权力，并且占有大量的文化资本，大到足以对文化资本施加压力，就这方面而言，他们具有统治性。”[10]这就肯定了拥有文学话语权力的文人们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注性与统治性。 汉赋中反映的赋家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汉代奏议对政治的关注单从关注的广度上来看一点也不逊色。奏议中所涉及到的内容，汉赋几乎都涉及到了。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化意蕴与文化精神》认为汉代奏议的议政内容基本有：反思历史；藩国问题；匈奴问题；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建设；安抚民众；尚德缓刑；指陈时弊。[5](p78-92)曹明刚《赋学概论》总结历代赋作的讽谏对象，认为大概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荒于游猎；二是溺于声色；三是侈于营造，四是惑于仙道。[11]其实汉赋对政治的关注内容要比这宽泛的多，几乎囊括了王启才所总结的奏议议政的表现内容。下面仅以反思历史、藩国问题、指陈时弊等三个方面简要探讨汉赋与奏议内容上的趋同性。 先从对历史的反思说起。这方面的内容无论在奏议中还是汉赋中都以汉初表现居多，因为随着楚汉战争的结束，汉朝建立，要想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汲取强秦短祚以致覆灭的历史教训。汉初文士们在这方面保持了他们高度自觉的政治权利和责任。奏议中反映这一内容的以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等作品为主。而司马相如的《哀秦二世赋》、扬雄的《长杨赋》、杜笃的《论都赋》等赋作也反映了同样的内容。试比较以下内容：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重、刑罚太极过也。（陆贾《新语·无为》） 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礼义，故天殃已加矣。（贾山《至言》） 乡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贾谊《过秦论》） 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司马相如《哀秦二世赋》） 昔有强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之。豪俊麋沸云扰，群黎为之不康。（扬雄《长杨赋》） 昔在强秦，爰初开畔，霸自岐、廱，国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乱。（杜笃《论都赋》）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汉赋和汉代奏议对秦之所以失天下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而这些论述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劝诫汉代统治者要鉴以秦过，反思历史，汲取教训，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显示了其时文人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强烈的国家责任感。 再来看汉赋与奏议对汉初藩国问题的共同关注。刘邦在楚汉战争中为了争取将领的支持，曾分封韩信等七位异姓诸侯王，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又逐一消除之。后，他又分封九位同姓诸侯王。随着这些诸侯王势力的不断增强，逐渐显示出尾大不掉的情形来，成为刘邦之后几任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主要障碍，终于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面对这些诸侯王不断扩大的势力，其时文士不断上书加以劝谏。其中以贾谊的《陈时政疏》、晁错的《请削吴王封国奏》、主父偃的《请令诸侯得分封子弟议》等较为著名。特别是晁错明确指出：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今吴王……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请削吴王封国奏》) 他以生命为代价换来景帝削藩的决心。班固指出他们的奏议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陡。而籓国自析。”[6](p395) 汉赋中对藩国问题也有较多的讨论，虽然没有收到像奏议那样的明显效果，但也表明了这一文体对汉代政治的关注度。如孔臧的《谏格虎赋》描写中央天子的代表亡诸大夫巡行下国（诸侯国），下国君向他夸耀格虎狩猎的乐趣时遭到了亡诸大夫的严厉批评，下国君表示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正是扬天子之威而抑诸侯之势的一种方式。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也是如此写法。代表中央朝廷的亡是公在听完子虚、乌有二位先生对楚、齐的极力夸耀之后说： 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然后，亡是公又极力摹写天子上林苑的繁盛，以压倒诸侯。达到了作者所期望的批判、削弱诸侯势力，抬高中央天子地位、巩固中央朝廷统治的目的。这些赋作的讽谏与奏议中的直陈可谓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效果不同而已。 最后来看汉赋与奏议对汉代弊政的指陈。 两汉四百余年的历史基本维持了其强盛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如此，她也经历了两汉之际的王莽乱政与东汉末期的宦官专权和军阀混战。无论是承平时期还是乱政时期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社会弊政。比如，承平时期帝王的奢侈淫靡问题，乱政时期的宦官专权问题等等都是其时社会难以治愈的毒瘤。对帝王的奢侈淫靡问题进行劝谏的奏议非常多，如张良的《谏居秦宫议》、东方朔的《谏除上林苑》、司马相如的《上疏谏猎》、刘向的《谏起昌陵疏》等。汉赋中对此类问题的讽谏也非常多。著名的有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兹从司马相如对此类问题进行劝谏的奏议与赋来看，一为直谏，一为讽谏，都对武帝沉湎游猎、荒于政事的情况进行了劝谏。其《上疏谏猎》说： 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凌岨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才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难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得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他的《天子游猎赋》在极力铺排夸耀天子上林苑之大、物产之丰富、天子游猎气势之壮，歌舞之美后写到：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余间，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於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聩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 赋的后半段对前面壮丽场面描写的否定显然含有讽谏统治者不可如此奢侈淫靡的意思。后来扬雄《甘泉》、《校猎》、《长杨》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的写法与此如出一辙，对帝王的豪奢之风都给以披露和讽谏。 东汉后期，弱主无能，大权旁落，以致阉党猖獗，其子弟众多，几乎遍及全国，竞恣奢欲，构害明贤，无恶不作，罄竹难书。阉党把持朝政，国家一片混乱，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延熹四年，“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7](p309)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7](p342)面对这样的社会形势，其时许多有识之士给予强烈的批判，直言谠论，无所顾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奏议，如张衡《陈政事疏》、《上顺帝封事》、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黄琼《疾笃上疏》、陈蕃《考实党事疏》等。汉赋方面对汉末的种种弊端进行讽刺与剖析的作品当属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此赋一开始就用“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二句怒斥历代统治者的贪婪自私的本质。接着，作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汉末黑暗的社会风气：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媀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佞谄”、“邪夫”的飞黄腾达、日富月昌与清正疾俗的“刚克”、“直士”的动则得咎、横遭祸殃的强烈对比不就是汉末社会真实情形的写照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亦是对其时卖官鬻爵现象的强烈不满。此时汉赋对社会现象的直刺比前期的讽谏来得更为直接和激烈。 由上述三个方面可见，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内容有着较大的趋同性，它们都对汉代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情况有所反应，虽然收到的效果有些差别，但都表现了两类文体对社会政治的强烈关注。这种内容上的趋同性较好地表现了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性。 三、汉赋与汉代奏议写法上的互渗 汉代文人兼擅汉赋与汉代奏议二体，直接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汉赋与奏议在内容上的趋同性，二是汉赋与奏议写法上的互相渗透。第一个结果上文以详述，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结果。 关于汉赋与奏议写法上的互渗这一问题，宋人项安世在其《项氏家说》中说：“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12]可见，对于奏议的赋的写法，很早就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细读《过秦论》确实可以感受到其赋法的那种铺张激昂的特色： 除《过秦论》之外，汉代奏议采用赋的写法明显的的还有汉初陆贾的《新语》。徐复观先生说：“今日所存的残缺不全的《新语》，因其系分篇奏给不学无文的刘邦听的，中间杂有韵语，亦即杂有赋体，以便易于使刘邦入耳。”[13]徐先生接着举《新语·道基》篇为例说明之。《新语》的赋的写法与《过秦论》如出一辙，主要表现在对文章气势的渲染方面，以便达到打动皇帝的目的。 郭预衡先生总结秦汉时期有一类文章可以称为“文体之赋”，他说：“秦汉时期，有些文章并不以赋名篇，后人也不看作赋体，但其实际作用却与赋相同。”[14]并举汉代时期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三篇著名奏议为例进行分析。这三位都是汉代著名辞赋大家，其奏议采用赋的写法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也无可厚非。只是这三篇奏议都纯属歌功颂德之列，有汉赋驰骛恣肆之美，却染无病呻吟之态。在这方面司马相如开了一个不好的头，从扬雄和班固这两篇奏议的序文中可以知道，《剧秦美新》和《典引》都是模仿司马氏的《封禅文》所作的。 汉赋中也有许多篇目采用奏议的写法。司马相如《大人赋》开头写到：“相如拜为孝文园令，见上好仙，乃遂奏《大人赋》”可见该赋是作为奏议的形式而上给汉武帝的。杜笃的《论都赋》以委婉的方式讽谏光武帝西迁都城长安，也是以奏议的形式上奏给光武帝的。《后汉书》杜笃本传说：“（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7](p2595)从此可以看出，《论都赋》确实是作为一篇上奏的“奏议”而作的，其作用也与奏议一般无二。龚克昌先生《全汉赋评注》称之为《论都赋并奏及序》，卞孝萱先生、吾师王琳先生说该赋：“写实性、议论性加强了，有点儿近乎以赋体形式而为奏章，由题名即可见作者确有这方面的追求。”[15]此后，班固的《两都赋》深受此赋影响，也采用了上奏的形式。该赋序文称： 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后汉书》班固本传也说：“（固）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固感前世相如、寿王、乐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7](p1335)由此可见，该赋完全是采用了奏议的形式。 总之，由于汉代文士对汉赋与奏议的钟爱，导致了汉赋与汉代奏议写法上的互相渗透。这种渗透大概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却让我们领会到了赋与奏议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汉人兼擅奏、赋二体，导致他们的赋与奏议等作品在内容上有较大的的趋同性，赋与奏议写法上也保持着较好的互动性。这些现象表现出汉赋与汉代奏议这两种高度发达的文体在汉代的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汉代文士对这两种文体的钟爱之外，也与统治者的对奏议与赋的提倡有着较大的关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经常出现记载汉代帝王们“广开言路”、下诏求“直言极谏”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士们也以能上奏为荣。汉代帝王又普遍爱好辞赋。皇帝中的武、宣、元、成、灵诸帝皆以好赋而著称；诸侯王中的吴王刘濞、梁王刘武、淮南王刘安皆能作赋。帝王的爱好进而推动形成了当时的献赋的制度，以致“诸生竟利,作者鼎沸”[7](p1996)，这种制度慢慢形成了一种惯性力量，即使遇到不大爱好辞赋的帝王（如光武帝、明帝）也不会改变辞赋在其统治时期繁盛的局面。这样，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有汉一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参考文献： [1].（清）焦循.易余籥录(卷十五)[M ] / / 李盛铎.木犀轩丛书.清光绪间刻本. [2].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 [3].（清）刘开.刘孟涂文集(卷四)[M].上海：扫叶山房，1915：3 [4].（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 [5].王启才.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东汉）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南朝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308 [9].胡学常.文学话语与权力话语——汉赋与两汉政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2 [10].（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85. [11]. 曹明刚.赋学概论[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78—282[12]. 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1429. [13]. 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437. [14].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17. [15]. 卞孝萱、王琳.两汉文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先秦两汉风俗与文学研究”。( 项目编号: 10YJCZH210) [ [作者简介]王征（1975-），男，山东滕州人。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代文学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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