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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然 内容提要 扬雄最早提出丽则标准，班固继承了其观点并有所创新。晋代人以真实可信、言语华美为丽则。刘勰以丽辞雅义作为评赋原则。唐人对南朝淫丽文风进行批评。宋人将丽则作为赋的理想标准，祝尧将丽则阐发为情、理、辞的完美结合。明清受祝尧影响，强调丽与则的兼美。 ---------------------------------------------------------------------“丽则”这一范畴最早见于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后经历代文人阐发、运用，成为论赋的基本标准。丽则主张丽而有度，反对丽以淫，要求言辞华美、内容雅正。 一 扬雄《法言·吾子》第一次提出了丽则的标准：“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乃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人室矣。如其不用何?”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均言辞华丽，二者的分水岭是则与淫。则指法度，这个法度就是《诗经》，是儒家经典。因为在扬雄看来，经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而赋则辞胜于事，不合经典法度。他又进一步解释：“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显然，破坏法度就是言辞靡丽而无讽谏之功。扬雄将讽谏视为赋铷作的目的。有人问：“赋可以讽乎?”他答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因此扬雄所谓的丽则，就是要求言辞丽而不淫，内容正丽不邪，有讽谏之义。而与之相反的丽淫，则是言辞靡丽，欲讽实劝。但他实际论辞赋时，固守《诗经》的标准。合乎丽则者，唯《诗经》而已，而此后都是丽以淫的辞人之赋。 班固继承了扬雄的观点，但有所改变。《汉书·艺文志》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隐恻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竟为侈靡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他将荀子及屈原之赋看作诗人之赋，因为他们的赋有讽谏与恻隐古诗之义。而把宋玉之后的赋当作辞人之赋，则比扬雄认识更为通达，也得到后来多数人的认可。班固与扬雄的另一点不同是，不把有无讽谏看作衡裁赋的唯—标准，《两都赋序》说：“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颂也算作合乎经的要求，这就扩大了则的范围。其《汉书·叙传》论司马相如赋：“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见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虽也受到扬雄影响，视之为淫丽，但对其讽谏之义还是肯定的，与扬雄旨趣大异。 二 到了西晋，论赋强调征实，则指真实可信，故对赋铺陈失实多有责难。左思《三都赋序》曰：“盖诗有六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抵举为宪章，积习生常，有自来矣。”汉赋四大家的作品，虚而无征，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就不能算作丽以则。卫瑾为《三都赋》作《略解》，对其作了极高的评价：“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伟，良可贵也。”论《三都》赞其辞义瑰玮，言语华美，文合经义。批评“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都只是偏美。皇甫谧持丽则标准，在《三都赋序》中对宋玉以后的赋家进行了批评：“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自时厥后，缀文之士，不率典言，并务恢张。”认为他们言过其实，背离了风雅之则。但他并没有将他们的作品全盘否定，而是认定《上林》《甘泉》《两都》《二京》《广成》《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虽有靡丽之失，终不乏讽谏之义。 挚虞大大丰富了丽则、丽淫的内涵。他提出由于言过其实而造成的“四过”，具体解释了何为淫丽：“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辨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他评《七发》云：“此因膏粱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有辞人淫丽之尤矣。”以为此赋辞虽夸侈，尚有讽谏之义。而以后之七体，则不免丽而淫。 范晔以丽则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后汉书·文苑列传》赞曰：“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论边让赋云：“作《章华赋》，虽多淫丽之辞，而终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讽也。”虽对其言辞淫丽有微辞，但仍以丽则许之，表明其对靡丽一定程度上的认可，这乃是因文学变化而引起人们观念变化的反映。魏收《魏书·自序》自许其《南狩赋》合丽则之旨，“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 在南北朝，文坛有新变派、复古派与折中派。折中派既要求文字的华美，又要求内容的有益于世，赋论上坚持丽则原则。萧统属折中派，其作品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论曰：“窃以属文之体，鲜能周备……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独擅众美，斯文在兹。”不满司马相如、扬雄等辞采淫靡、丽而不则的赋作，称道萧统的作品丽而不淫、约而不俭，既丽且则。 刘勰论赋深受扬雄影响，丽则是其论赋的基本原则。《宗经》说：“六则文丽而不淫”，将丽而不淫视为六义之一，作为为文的基本标准。为赋亦然，《诠赋》云：“风归丽则，辞剪荑稗。”要去掉浮丽文藻，以丽则为旨归。他又具体阐述丽则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雕 虫，贻诮于雾毅者也。”所谓丽辞雅义，既有雅正的内容，又有华丽的文辞。雅义的范围，比美刺及征实要宽泛得多。他以丽则、丽淫来评论《离骚》与汉人辞赋。《物色》说：“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批评司马相如为文词藻繁艳。《情采》还从“为情”、“为文”的角度解释了造成丽则约言、丽淫繁句的深层次原因：“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把诗人篇章作为为情而造文的典型，诗人有真情感要抒发，言辞华美而简约。而辞人赋颂，为文造情，言与志反，言辞淫丽。 唐建国之后，大量编撰史书，总结六朝兴亡教训，对六朝淫靡文风进行了清理。唐太宗鲜明地表达了对浮靡文风的不满，《大唐新语》卷九载其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比见前后汉史，载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戒，何暇书之史策。”认为扬雄、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的赋作皆属“文体浮华，无益劝戒”的丽淫之作，不应载之史册。此种观念在史学界有着很大的代表性与指导意义，当时编撰的梁、齐、陈、周、隋五史都贯穿着这种思想。姚思廉《梁书·敬帝本纪》云：“太宗(萧纲)聪睿过人，神彩秀发，多闻博达，富赡词藻。然文艳用寡，华而不实，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以此而贞万国，异乎周诵、汉庄矣!”指责萧纲诗赋丽以淫，华而不实，文艳用寡，乃亡国之音。作为“宫体诗人”的代表人物，庾信在追求形式方面走得更远。令狐德菜《周书·庾信传》说：“然则子山之文，发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昔扬予云有言：‘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词赋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则变化无方，形言则条流遂广。”庾信的赋，是由俳赋向律赋过度的一个标志，讲究声律，受四声八病及隔句作拘制，讲究使事用典。形式的工美与内容的轻佻形成强烈比照，故为唐人所诟病。史学家刘知几对屈原、宋玉以后的作品相当不满：“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从史学尚真求信的角度出发，对史书所录司马相如等人“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的辞赋提出了批评。 唐朝一些提倡古文传统的文人，远绍扬雄的观点，片面强调文学的政教性，对《诗经》以后的作品都提出了批评。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自屈宋已降，为文者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盖文有余而质不足则流，才有余而雅不足则荡。流荡不返，使人有淫丽之心，此文之病。”指斥屈宋以降的辞赋淫丽而无教化之功，离风雅比兴的传统越来越远。虽然他们秉承的是丽以则的原则，但重内容而轻文采，对文学艺术性的发展采取了一种批评的态度。 白居易特别强调为文的社会意义，又不排斥艺术美。《赋赋》云：“观乎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作赋既要内容充实，又要形式华美，做到华而不艳、美而有度，正是典型的丽以则。 三 宋朝神宗之前保留了诗赋取士的传统，其后经历了举诗赋与罢诗赋的反复。赋之作用在北宋受到广泛质疑。刘敛以为赋自屈原、宋玉、司马相如与扬雄以来，都存在重词采而轻内容的通病，“理弱而文壮”，“言胜则道微，华盛而实丧”，因此他以为赋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只有那些远淫丽、合经典的作品方为他所称许：“必若明敦厚之术，闲淫丽之途，言合必乎雅颂，道必通乎典漠，亦可谓登高能赋，宜为天子大夫!” 沈作喆的观点就比刘攽显得公允。《寓简》卷五云：“本朝以词赋取士，虽曰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意深远，遣词超诣，其得人亦多矣!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其论作赋之功如此，非过也。”他认为上乘之赋文质兼美，可以此取士，并赞同作赋合于丽则，善于体物缘情，才可称为赋家的论断。但不管反对或认同赋，他们采用的都是丽则原则。 然而宋朝作赋的人并不少，他们仍以丽则作为理想标准。丁谓《大搜赋》序云：“观《子虚》《长杨》之作，皆远取旁索灵奇瑰怪之物，以壮大其体势，撮其辞彩，笔力恢然，飞动今古，而出入天地者无几。然皆人君败度之事，又于典正颇远。今国家大搜，行旷古之礼，辞人文士，不宜无歌咏，故作《大搜赋》。其事实本之于周官，历代沿革制度参用之，以取其丽则，奇言逸辞，皆得之于心。”(卷五九)认为西汉大赋虽然华丽，但于典正颇远，而自己的赋以丽则为准的。然而，真正达到丽则标准的赋并不多见，赵承之《谢及第启》便为此深感遗憾：“我宋以右文崇化，先皇以治经铸人，古义虽明，灏噩之风不作，雅言或缺，丽则之赋未工。” 元代科举取士，考以古赋，故古赋在元代大受推崇。祝尧在《古赋辨体》中对丽则之旨进行了充分的阐发：“愚谓骚人之赋与词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辞虽丽而义可则，故晦翁不敢直以辞人之赋视之也。至于宋(玉)、唐(勒)以下，则是词人之赋，多没其古诗之义，辞极丽而过淫伤，已非如骚人之赋矣，而况于诗人之赋乎!何者，诗人所赋。因以吟咏情性也；骚人所赋，有古诗之义者，亦以其发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辞，其辞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辞，故丽而可观；辞合于理，故则而可法。然其丽而可观，虽若出于辞，而实出于情；其则而可法，虽若出于理，而实出于辞。有情有辞，则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辞有理，则读之者有咏歌之遗音。如或失之于情，尚辞而不尚意，则无兴起之妙，而于则乎何有?后代之俳体是已!又或失之于辞，尚理而不尚辞，则无咏歌之遗，而于丽乎何有?后代赋家之文体是矣!……理出于辞，辞出于情，所以其辞也丽，其理也则，而有风、比、雅、兴、颂诸义也欤?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所赋之赋为辞赋。所赋之人为辞人；一则曰辞，二则曰辞，若情若理，有不暇及；故其为丽，已异乎风、骚之丽，而则之与淫判矣。……诚以其时(按指汉代)经焚坑之秦，故古诗之义未免没而或多淫；近乎风雅之周，故古诗之义犹有存而或可则。……心乎古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则，可也。今故于此备论古今之体制，而发明扬子丽则、丽淫之旨，庶不失古赋之本义云。” 祝尧将丽则具体化为情、辞、理的完美结合，赋中应该有风、比、兴、雅、颂之义。以此为准，祝尧区 分了古诗之赋、骚人之赋及辞人之赋。诗人之赋，有情有辞，丽而可观，则而可法。屈原之赋是骚人之赋，有古诗之义。而唐勒、宋玉以下，则属词人之赋。唐勒、宋玉赋、汉赋、三国六朝之俳赋、唐朝律赋等尚辞而无则。宋赋尚理而不丽，均不合丽则之标准。与唐宋一些复古派文人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文采与情理对立起来，更没有简单地以为为文害道。他肯定了宋玉以后那些虽言辞侈靡但义归讽谏及有比兴之义的作品，而对虽尚理却无辞的文赋提出批评。需要注意的是，祝尧对则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只要是有情有理就行，换言之，只要有充实的内容即可，并不仅限于儒家的经义准则。 祝尧还将丽则原则贯彻到作品评判中。评《两都赋》曰：“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愚谓先正而后葩，此诗之所以为诗；先丽而后则，此赋之所以为赋。自汉以来，赋者多知赋之当丽，而少知赋之当则。苟有善赋者，以诗中之赋而为赋，先以情而见乎辞，则有正与则之意为骨；后以辞而达于理，则有葩与丽之辞为肉；庶几葩丽而不淫，正则而可尚。发乎情，止乎礼义，是独非诗人之赋欤，何词人之赋足言也?”此赋先丽后则，情、理、辞完美结合，可谓诗人之赋。评《黄楼赋》曰：“尝谓自汉以来，赋者知赋之当丽，而不知赋之当则；自宋以来，赋者虽知赋之当则，而又不知赋之当丽。故各堕于一偏，正所谓矫枉过正者也。此篇却有丽则意思。”祝尧强调丽与则不可偏废。 元代杨维桢崇尚古赋，将自己的赋命名为《丽则遗音》。其自序说：“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已远，矧其下者乎?余早年学赋，尝私拟数十百题，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尔，敢望古诗人之则哉?”批评扬雄知丽则而不能行，慨叹古赋自景差、宋玉以下便已难觅踪影。他希望自己的赋能追步丽以则之高标。而其赋却也能当得起丽则之誉，毛晋赞曰：“扬雄云词人之赋丽以则，真无愧矣!” 四 祝尧的赋论在明清两代得到很多人的回应。吴讷与徐师曾，对祝尧之论亦步亦趋。然而徐师曾对丽以则的诗人之赋与丽以淫的辞人之赋的界定颇为独特。《文体明辩序说·赋》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意，以别贤不肖。如……皆以吟咏性情，各从义类。故情形于辞，则丽而可观；辞合于理，则则而可法。使读之者有兴起之妙趣，有咏歌之遗音，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者是已。——此赋之本义也。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士失志之赋作矣，即前所列《楚辞》是也。扬雄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者，正指此也。然至今而观，《楚辞》亦发乎情，而用以为讽，实兼六义而时出之，辞虽太丽，而义尚可则，故朱子不敢以直以辞赋之人目之，而雄言如此，则已过矣。”他以为行人所赋之诗可称之为“诗人之赋”，对扬雄将《楚辞》归于辞人之赋提出了不满。他还明确地将赋分为四体，两汉以前的赋都属于古赋之列，三国、两晋六朝之赋属于俳赋，唐赋属于律赋，宋赋属于文赋。这种做法虽受到祝尧的直接启发，但还是有一定新意。他更进一步认为古赋既丽且则，俳赋丽而不则，文赋则而不丽，律赋最下，情与辞皆置而不论，凸现了丽则标准。 何焯论赋，亦受祝尧影响。《义门读书记》云：“二赋(《两都赋》)犹雅之正变，五诗则兼乎颂体矣。若乃能讽，斯丽者皆则；徒劝，斯丽者为淫。祝氏《古赋辨体》谓：‘先正而后葩，诗之所以为诗；先丽而后则，此赋之所以为赋’，盖不过寻行数墨之间耳。”何焯倡导的是一种言辞华美、有所讽谏的赋风。 丽则并重、不偏一端是清代论赋者一个重要特点。程廷祚《骚赋论》：“至于赋家，则专于侈丽宏衍之词，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以劝戒之旨，此其所短也。善乎!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以理胜者，虽则弗丽；以词胜者，虽丽弗则；不则不丽，作者不为也。……后之君子，详其分合之由，察其升降之故，辨其邪正之归，上祖风雅，中述《离骚》，下尽乎宋玉、相如之美，先以丽而后以词，取其则而戒其淫，则可以继诗人之末，而列于作者之林矣。”强调的是词与理、丽与则的完美结合，反对偏美，尤其反对丽而不则、言辞淫丽、无益劝戒的赋作。而李调元《赋话》特别反对则而不丽，宋赋是这方面典型：“天圣、明道以来，专尚理趣，文采不赡，衷诸丽则之旨，固当俯让唐贤，而气盛乎辞，汪洋恣肆，亦能上掩前哲”，长于讲理而辞采不足。同卷又云：“律赋雅近于四六，而丽则之旨，不可不知。则而不丽，仍无取也。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赋学则不逮唐人，良由清切有余，而藻绩不足耳。” 魏谦升《二十四赋品》仿照皎然《二十四诗品》的做法，分赋为二十四品，“丽则”作为其中一品：“若有人号，劲装古服；文士之心，诗人之目。绝世彼姝，贮宜金屋，富贵天姿，自然清淑。妖歌曼舞，终显不肃；繁华损枝，贻诮雾豰。”此品具有古典之美，天生丽质，不因过分追求形式妨碍了内容的正常表达。其“雅赡”一品也包含有“辞黜其浮，理取其足”的丽则观念。 刘熙载融合前人观点，对丽以则进行了新的阐释。《赋概》曰：“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则’与‘雅’无异旨也。”他认为则等同于雅，将丽雅作为评价赋的标准。接着他又具体论述到：“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一以言志……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贯通起来，故其论赋之则，并不仅限于讽与颂；而是将言志也纳进来，大大扩展了丽以则的评判范围。 清人还以丽则作为选赋标准，以示尊崇。鲍桂星将自己所编赋选命名为《赋则》，其释书名含义说：“兹编体制虽殊，法度则一，名曰《赋则》，取子云丽则之义，以端祈响，犹赋楷义也。汪士鋐有《赋体丽则》若干卷，谢傲辑有《丽则堂历朝赋楷》，从书名看，亦是标榜丽则的原则。 今人姜书阁在《汉赋通义》将西汉赋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为丽则骚赋时期，包括西汉文景以前的辞赋作家及其作品；二为丽淫大赋时期，包括武帝以后至王莽时的作家作品。他强调的是抒情的真挚与言辞的铺叙有度，对骚赋给予极高评价，但把武帝以后的赋都视为丽淫，未免责之太切。 由于审美好尚的不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丽则尤其是对则的理解不尽相同。扬雄以讽为则，班固以讽与颂为则，左思以真实为则，刘勰与刘熙载以雅丽为则，祝尧以情与理为则，这也导致他们在面对同样的赋作时会作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评价。但不管是称许或是贬抑，丽则都成为文人论赋所持守的一个基本的、共通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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