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扬雄赋学的建德观 许 结 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等。 内容提要 扬雄作为身处两汉之际的赋家，其创作与批评均有着重要的转折与开新意义，其中一突出的现象就是其赋学的建德观。这种通过“赋”的书写呈示的追源“周德”以构建“汉德”的思想，反映在创作上最鲜明的是《甘泉赋》“深玮”的隐讽与《长杨赋》戒淫励本的议论，反映在理论方面的正是以“诗人赋”为标榜的“丽则”批评之形成。而这种基于经学思维并以赋用论为主的建德思想，一则成为东汉班固、张衡等大赋创作的效仿对象，一则在魏晋以后的承续中更多表现于赋体的考量，但扬雄赋学建德的肇始之功，仍有着历久弥新的批评价值。 关键词 扬雄赋 诗人赋 丽则 建德观 扬雄是汉代重要的赋家，他的创作上承司马相如，下启班固、张衡，身处两汉交变之际，介乎“汉赋四大家”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转折与开新意义。结合扬雄的创作与批评，会发现他的赋学有着去“秦气”而变“楚风”，追源“周德”而构建“汉德”的思想观念。“周德”说初见《庄子·让王》“今天下暗，周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①]，继后《吕氏春秋·季冬纪》“武王即位，观周德”、“今天下暗，周德衰矣”[②]，《汉书·楚元王传》“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③]，以及刘向《说苑》载“孔子曰：‘……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④]，可见秦汉间多以“周德”寓兴亡。至于“汉德”说，初见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允哉汉德”，继后班彪《王命论》对汉德的诠释，《汉书》则尤多相关引述，所谓“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⑤]，以及王充作《论衡·须颂》宣扬汉德之盛，成为当朝思想统绪。然界乎其间，扬雄《法言·孝至》有关“汉德其可谓允怀矣”一段赞词，更具文学化的描绘，且与他的赋学观应契潜通，宜为提摄发微。 一、《甘泉赋》何以“深玮” 汉赋宣汉德，前贤多有论列，然比较集中在对东京赋法的说明，并以班、张京都大篇为式。如班固《东都赋》自谓“究汉德之所由”，明人孙琮秉承其义以论《两都赋》云：“《西都》始言形胜之壮，继言建竖之胜，末言狩猎之事。《东都》一切略去，专言建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折其眩曜也。”[⑥]清人何焯评张衡《东京赋》也谓“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⑦]，同持“秦恶流毒万世，复浮于莽……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的见识[⑧]，以汉继周，本质是德教的传递。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扬雄《法言·孝至》以及赋作中有关“汉德”的描绘与班、张京都赋对“汉德”的宣扬，或可窥其发展路径： 汉德其可谓允怀矣。黄支之南，大夏之西，东鞮、北女，来贡其珍。汉德其可谓允怀矣。世鲜焉。芒芒圣德，远人咸慕，上也；武义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国丧师，无次也。（《孝至》）[⑨] 于是钦柴宗祁，燎熏皇天……东烛沧海，西耀流沙，北爌幽都，南炀丹崖。（《甘泉赋》）[⑩] 今大汉左东海，右渠搜，前番禺，后陶涂。东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纠墨，制以质，散以礼乐，风以《诗》《书》，旷以岁月，结以倚庐。（《解嘲》）[11] 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西都赋》）[12] 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佥稽首而来王。（《东京赋》）[13] 文中采录史实相同，扬雄或文或赋，其中《甘泉赋》借祭祀甘泉“太一”之神来张扬汉帝国图式以喻德，则较为隐秘，而班、张对扬雄词意的拟效十分明显。这落实到扬雄赋作与批评，或许因其赋法“深玮”，故而建“德”义或有未解隐蕴。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评楚汉赋者“十家”，除荀、宋泛述，余皆举一篇而论其意，如“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对扬雄则谓“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其以“深玮”评《甘泉》，虽属举隅，实可在一定程度上涵盖扬雄赋的风格。对此，综观刘勰评扬雄文章可见大略：“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杂文》）；“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封禅》）；“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膇”（《哀吊》）；“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书记》）；“扬雄辍翰而惊梦”（《神思》）；“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子云锐思于千首”（《时序》）；“子云属意，辞人（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才略》）；“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其事（不事）浮浅，亦可知矣”（《知音》）[14]，其中“沈寂”、“意深”、“覃思”、“极思”、“思积”、“锐思”、“钻思”、“不事浮浅”等，意向多同于“深玮”。对扬雄作赋“深玮”的解释，或从语言的视角，所谓“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15]，因擅长小学好用“奇字”，故为赋屈奇瑰玮，“写得阔大而奇丽”[16]。或从学养的视角，认为扬雄具“知识型的性格”，所以作文“常表现为好奇，好胜，好深，好博”，而“子云的特性，首先是表现在好奇方面”[17]。也有结合扬雄语言、学养及思想综会而论的，如刘永济解释“深玮”云： 子云尝讥相如之赋“劝百而讽一”，故其赋《甘泉》，以讽谏为主；又多识奇字，喜沉思，故其文前半叙甘泉宫室，后半写郊祀典礼，铸词用字，皆渊深而奇伟，故曰“构深玮之风”。[18] 从思想层面讥刺相如赋“劝百讽一”与自诩作赋“以讽谏为主”，当是“深玮”之风的内在意义。可以认为，从相如赋的“繁类”到扬雄赋的“深玮”，如果说前者犹存战国策士游说文风，则后者更多作为汉代儒士学者的沉深思考。落实到《甘泉赋》的写作，论其体类，这是《文选》收录的唯一的“郊祀”赋，其与当朝《郊祀歌》并为一新时代题材的创作，论其文意，则赋写郊祀甘泉，源起汉成帝郊祀甘泉宫求子嗣事，据《汉书·郊祀志》载，成帝时皇太后诏有司：“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营泰畤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子孙蕃滋。”[19]而建甘泉宫郊祀泰一神又为武帝之造作，成帝是修汉武故事，求嗣为实，仿效为虚，故虚实之间隐藏的是武帝好大喜功之强盛，与成帝好大喜功之羸弱。即如武帝之强，在扬雄《孝至》所论“汉德”时仍谓“次也”，何况成帝之弱，当属“无次也”之列。于是考察汉代政治，由武帝到成帝，研判汉代赋史，从相如赋到扬雄赋，其论“汉德”渐指向于“汉统”，所以探讨隐含于《甘泉赋》中的建“德”思想，较相如时代（西汉盛世）创作更增添了一层尊“统”的忧患意识。 这种忧患意识首先表现在固化赋的“讽”义，使扬雄赋的讽谏转化为自觉的批评，而在《甘泉赋》中忽隐忽显地呈现，无疑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比较太史公评相如赋“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以及相如献赋与武帝之问对所谓“此（指《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20]，其讽或“曲终奏雅”，或“微言大义”，扬雄写赋之“讽”显然直接得多。《汉书·扬雄传》引雄自叙创作“四赋”云：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其十二月羽猎，雄从。……聊因《校猎赋》以风。……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21] 作者一方面以为“辞莫丽于相如”而仿效“作四赋”，一方面又反对相如《大人赋》“欲讽反谀”、“曲终奏雅”而如同游戏，所以在自创中强调“讽”的价值，是对前者的反思与纠正。 观《甘泉》之作，或谓规模相如《大人赋》，然亦多创格，如孙鑛评：“大约是规模《大人赋》，然只是语意色态间，仿佛似之，至立格却又不同，此所谓脱胎换骨。”[22]所言“立格”，指深入并超逾“语意色态”的创作思想，其中的“讽”义为结穴。论其“讽”，赋作又分直谏与隐讽。如其序“奏《甘泉赋》以风”之寄“讽”，以及收束处所谓“云飞扬兮雨滂沛，于胥德兮丽万世”之立“德”，既是作者的创作主旨，也是其直谏之词。至于赋的隐讽，其写成帝出行之兵卫之盛、甘泉宫之华丽与泰一台之高峻、以及宫中宝物之繁美、祭祀场景之宏大，皆属明“颂”而暗“讽”。选读两则赋文如次： 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蔑蠓而撇天。左欃枪右玄冥兮，前熛阙后应门。阴西海与幽都兮，涌醴汩以生川。……乘云阁而上下兮，纷蒙笼以掍成。曳红采之流离兮，扬翠气之冤延。袭璇室与倾宫兮，若登高妙远、肃乎临渊。 乃搜逑索耦，皋、伊之徒冠伦魁能，函《甘棠》之惠，挟东征之意，相与齐乎阳灵之宫。靡薜荔而为席兮，折琼枝以为芳。噏清云之流瑕兮，饮若木之露英。……梁弱水之濎濚兮，蹑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揽道德之精刚兮，眸神明与之为资。[23] 前一则描写四象景观及峻极台榭，后一则描写祭祀前的斋戒与神游天地，给人的阅读感受是恢阔的气象与游动的灵氛，加上华词丽色，掩盖了赋家的讽喻之义，这也是扬雄自悔的“欲讽反劝”。倘揭披其意，赋家之“讽”常在引“经”喻“史”的片断书写间，扬雄《甘泉赋》的隐讽尤为典型。如前则话语在夸张描绘之后，乃用古史及《诗》义喻“讽”之例证：“璇室”与“倾宫”指夏桀、商纣，《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弃德行，作为璿室玉门。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24]“临渊”句，用《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意，警示治政戒惕。后则话语先述《甘棠》、“东征”，实承《鲁诗》主讽喻义。考扬雄《法言·先知》：“昔在周公，征于东方，四周是王；召伯述职，蔽芾甘棠，其思也夫！”汪荣宝《义疏》：“子云说《诗》，皆用《鲁》义。此以周公东征与召公述职并举，是亦以《破斧》为黜陟时之作，其以此为思义之证，即用东征西怨、南征北怨之说。”[25]将周、召之“德”喻含于讽时语间。继用《山海经》中“西王母”的神话故事，诚如李善注云：“言既臻西极，故想西王母而上寿，乃悟好色之败德，故屏除玉女及宓妃。亦以此微谏也。”[26]对照扬雄的《羽猎赋》，赋中也有“鞭洛水之宓妃”语，张裕钊以为“鞭宓妃即《甘泉赋》屏玉女却宓妃之旨”[27]，可知非孤例。因其“微谏”而用语隐晦，后世评论歧义或多，而绾合两则话语以观扬雄赋之建德思想，则以方伯海的说法最为明瞭： 上拟之以璇室倾宫，便见太一不至其地；下讽之以屏玉女、却宓妃，便见太一不享其祭。直以道德精刚当面一照，见欲求继嗣惟此为祇事感格之本。仆仆征途无为也。此篇中着意处。[28] 好“奢”与“色”，皆“败德”之举，亡国之征，结合当时汉成帝宠幸赵婕妤的史实，即“久无继嗣，数为微行，多近幸小臣，赵、李从微贱专宠”（《汉书·谷永传》）[29]，以及因“求嗣”行郊祀之礼的糜费行为，认为这两段话语是“篇中着意处”，信自不诬。《甘泉赋》的“戒奢”与“戒色”，或可视为其建“德”（道德精刚）观的两个支点。 这又要回到前述建“汉德”与保“汉统”的问题。如果说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称述“汉德”是代表天子抚慰边民的一种“德音”与泛词，那么到宣、元之后有关汉统与汉德的话语，则有了专门的指向，其中外戚干政最为突出。如成帝一朝，皇太后王政君一门就先后有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居大将军位摄政。《汉书·楚元王传》载成帝时“上无继嗣，政由王氏出”，故刘向上封事极谏外戚乱政，言词激切，为史臣称誉。又成帝阳朔元年，梅福因京兆尹王章弹劾外戚王凤被定罪论死，故上疏建言“汉德”，所谓“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汉家得贤，于此为盛”[30]，借史事谏今朝，也是有的放矢。梅福疏言所称由“高祖”、“孝文”、“孝武”形成的“汉统”来建构“汉德”，正是扬雄另一作品《长杨赋》的描述方式，其创格在以“汉统”继“周统”，因“周德”启“汉德”，开启了赋家“大汉继周”的书写绪端。 二、首开议论《长杨赋》 扬雄拟相如作“四赋”，其中《长杨赋》叙写“事尤荒诞”，“故其词切”（何焯语），所以前人认为班固《两都赋》以议论为赋，即西晋刘逵所谓“班固《两都》，理胜其辞”[31]，乃“全祖《长杨》”（何焯语）。对《长杨赋》首开议论为赋之风，祝尧《古赋辩体》卷四《两汉体下》云：“问答赋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32]后世延承其论者众，以何焯之说最为详尽，其谓“《羽猎》拟《上林》。《长杨》拟《难蜀父老》。子云本祖述相如。其奇则相如所不能笼罩，丽处似天才不逮也”[33]；“《羽猎》序以议论，赋用序事；《长杨》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客卿之谈，正论也；主人之言，微辞也。正论多忤，微词易入，所以为风，借客卿口中以入正论，此正妙于风谏处”；“发出绝大议论，推高祖、文、武之治，以见当法祖为治也。追昔证今，前后文势一片”[34]。或有不同意见，如谓“《羽猎》犹寄讽于谀，而《长杨》则徒谀耳”[35]、“雄特设其辞而预为成帝饰非也，预为成帝拒谏也，所谓言伪而辨以逢君者也”[36]，褒贬之间，或正缘“妙于讽谏”之微意。考《长杨赋》“讽谏”之意，要在因“周德”而建“汉德”的创作思想。且看《长杨赋》的主要议论： 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曰：“盖闻圣主之养民也，仁沾而恩洽……穷览极观……扰于农民……娱乐之游……乾豆之事……” 翰林主人曰：“昔有强秦……群黎为之不康。” 上帝眷顾高祖……展民之所诎，振民之所乏，规亿载，恢帝业，七年之间，而天下密如也。逮至圣文……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其后熏鬻作虐……于是圣武勃怒……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今朝廷纯仁（成帝），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英华沈浮，洋溢八区，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谈王道者，则樵夫笑之。……迺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莋，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乌弋，西厌月窟，东震日域。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骩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农不辍耰，工不下机，婚姻以时，男女莫违；出恺弟，行简易，矜劬劳，休力役；见百年，存孤弱，帅与之同苦乐。……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哉！[37] 首以“客卿”的正论导入，复由“主人”的微辞展开，其叙言继惩“暴秦”后两大段议论：先“推高祖、文、武之治”以观“汉德”，次述当朝“以见当法祖为治”。考赋中“微辞”，有两点值得申论： 第一点是“汉德”之所仿，答案是取效“周德”，并与汉赋家“依经立义”的观念相融通。尽管《长杨赋》对高祖、文、武的“天德”、“俭德”与“功德”的称颂与元、成以降有关汉帝宗祠存毁的“庙议”相关[38]，其叙述也与匡衡因上病而祷高祖、孝文、孝武庙类似（《汉书·韦贤传》）[39]，但作为赋家书写的文学文本，扬雄的创作又在于拟效“周典”《诗》《书》文本的意义。如《诗·大雅·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朱熹注“明德”之义云：“此诗叙太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40]又如《诗·周南·关雎》，《毛诗·小序》以为诗意在颂“后妃之德”[41]，亦即“周室三母”（太王妃太姜、王季妃太任、文王妃太姒）。据《史记·周本纪》载，自后稷经两代到公刘，经八代至太王，从太王经王季到文王，为周之“圣王时代”。从这一视角来看，《长杨赋》对三代“汉王”之“德”的描述，内含了对周朝“圣王时代”的影写，并将汉赋用《诗》的“寻章摘句”法转变为拟“经”的文本模式，这一点在该赋与《尚书·无逸》写作方式的对接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无逸》记述了周公辅成王的告诫之词：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大戊）……其在高宗（武丁）……其在祖甲（太甲）……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是从。”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大王（公亶父）、王季（季历）克自抑畏。文王（姬昌）卑服，即康功、田功……不敢盘于游田。”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42] 上录其中几则诫词，所述“殷三宗”与“周三王”作为先王立德的典范，显然为《长杨赋》有关“汉三帝”之描写所取效，成为构建汉德的经典依据。在扬雄之前，这类摹写在西汉其他文本中已多次出现，如吾丘寿王于武帝朝汾阴得宝鼎群臣恭贺时，对上问曰：“臣闻周德始乎后稷，长于公刘，大于大王，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昭……故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亦昭德显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于陛下，恢廓祖业，功德愈盛……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乃汉宝，非周宝也。”[43]以“汉”继“周”，摹写周之“圣王”以喻“汉帝”是相同的，然其“汉宝”一语，又喻示了汉朝自建其“德”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同样，前引梅福因王章论死而陈“汉德”，与扬雄赋的书写方式尤其相似，但这些都是奏疏应用之文，非文学的创造，所以用赋体摹写《无逸》以推陈德音，堪称扬雄的创举。但是，《无逸》诫词颂先王之“德”宜为正论，然其反面则在于“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于是周之“成王”又喻示了扬雄赋施“微辞”的对象汉成帝，赋家之“讽”，实亦寓含于其间。 因此，第二点就是“微辞”之“讽”，乃为赋家异于其他文体作者的用“反”彰“正”以建德的方式。读《无逸》之词，关键语在“知稼穑之艰难”，其戒即在“无逸”；观《长杨》之赋，其颂“汉三帝”之德，其重点则在“俭德”，即赋中赞美汉文帝“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的节俭与文治。据《汉书·翼奉传》载，元帝时翼奉疏闻得失，以为“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故其时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后嗣”[44]，这也是当时治经学者的共识。如果对照《长杨赋》的创作动机及讽谏对象，正如赋序所谓“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与“农民不得收敛”，其对“上”与悯“下”，正好绾合“无逸”之惩奢戒淫与“稼穑之艰难”的励农勤本。由此再看赋中有关“今朝廷纯仁”的一段描写，既是作者心中继汉三帝“天德”、“俭德”、“功德”之后对新的“仁德”的构建，更是通过被虚写的“仁德”而实施观其“奢侈”以对“今上”的讽喻。 由《长杨赋》的议论再对读扬雄另一篇游猎题材的《羽猎赋》的描写，也可印证其“微辞”寄“讽”的意味。杨慎曾评述《羽猎赋》之创作“战国讽谏之妙，相如得之；相如《上林》之旨，子云得之。盖策士之雄辨，出以才人之丽笔，倍觉巽而善入也。后幅正论，开赋家多少法门”[45]，以揭橥谲谏之义。其实，扬雄《羽猎赋序》称侍从成帝行猎，以“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为前提，继而反观历史上天子田猎之意，讽意自明，其中尤以周文王与汉武帝比较为例： 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游观侈靡，穷妙极丽。……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46] 至于赋中书写，如“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之为朋”、“于是醇洪畅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勗勤五帝……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与《长杨赋》的“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的意旨相同。扬雄由武帝游猎以引戒成帝行田，目的是务本戒逸，所以对游猎本身并不排斥，而是借其行而明其德，以倡导先王的“三驱之意”。观《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三驱”曰：“三驱之礼，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也。”[47]论其功能，在祭祀、待宾与日常食用，其遵奉在古礼，而讽谏则在过度的奢侈。这一俭德思想，也成为后世游猎题材赋的书写惯例，如班固《东都赋》“申令三驱”、张衡《东京赋》“成礼三殴（驱）”，以及李白《大猎赋序》“岂淫荒侈靡，非三驱之意”。从《羽猎赋》批评“武帝广开上林”的史事再看《长杨赋》批评当朝“淫览浮观，驰骋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的行为，以及唐人胡曾以《长杨赋序》所称“捕熊罴豪猪虎豹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本事，作《射熊馆》诗谓“汉帝荒唐不解忧，大夸田猎废农收。子云徒献长杨赋，肯念高皇沐雨秋。”[48]，徐寅《斩蛇剑赋》称述“秦毒之奢，变作长蛇，汉德之俭，化为神剑，奢以俭陷，蛇以剑斩”[49]，扬雄赋的“微辞”在后世创作的接续间，其建“德”思想体现于“俭德”与“礼治”，正为继“周德”以宣“汉德”的要则，影响深远。
三、“诗人之赋”的构建 扬雄赋作中的建德思想落实到他的赋论，最典型的就是“诗人之赋”的提出与尊奉。考察汉人论赋，当以扬雄为最，他不仅于其自叙作赋经历以及赋文中颇多评赋语，而且在《法言·吾子》中存留了数则谈赋资料，涉及“讽谏”、“丽则”等多种衣被后世的赋论范畴，然探寻其批评要点，仍在“诗人赋”中蕴蓄的建德思想。 有关“诗人赋”，汉人论述涉及到“不歌而诵”、“古诗之流”等，然稽考《史记》《汉书》所载凡及“诗人”，皆为《诗》三百篇的专指[50]，这与“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的汉人首《诗》之经学思维相关[51]。扬雄将“诗人赋”与“孔氏之门用赋”连缀，其指向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用《诗》之意甚明。只是汉人典籍中“诗人”的相关引录多在用经取义，意思宽泛，而扬雄对“诗人赋”却加以“丽则”的性质界定，具有开新立义的理论价值。先观《法言·吾子》原文：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李轨注“淫”，以为“言无益于正也”、“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注“则”乃“陈威仪，布法则”。对“孔氏之门用赋……不用何”，汪荣宝疏引《汉书》颜师古注：“言孔子之门，既不用赋，不可如何。谓贾谊、相如无所施也。”[52]其实，孔门用赋有例可援，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述的“会齐侯夹谷……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赋诗言志，以及《韩诗外传》卷七记述孔子与弟子“游于景山之上”并谓“君子登高必赋”一段，[53]其“登高能赋”属祭聘用《诗》，“登高必赋”为君子“九能”之一，故扬雄所言“不用”，显然专指《汉志·诗赋略》“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的赋诗制度，但其“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说又不同于《汉志》批评司马相如等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54]，而内含对贾、马赋中如司马迁所论之“风谏”义的肯定。在《吾子》篇中，还有相似于“诗人赋”之“丽则”标准的论说可供参资，胪述三例：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 或问：“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也。”[55] 分别论“乐”、“色”与“辞”，表明其不因“经”废“赋”、因“事”废“辞”，而于事辞间折衷以“丽则”义，反对“淫辞”以乱“法度”的见解。这也与《法言·修身》“实无华则野，华无实则贾，华实副则礼”、《孝至》“圣人德为事，异亚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见异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的观点相同，是由“丽以则”进论“文与质”，追奉圣人之“德”成为其批评的核心。因此，宋人赵鼎臣合观孔子与扬雄言说以论赋云： 仲尼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扬子云亦曰：“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盖赋者，古诗之流也。其感物造端，主文而辨事，因事以陈辞，则近于史。故子夏叙诗而系以国史，不其然乎！虽然，文不害辞，则辞不害志，以意逆志，其要归止于礼义者，诗人之赋也。[56] 用扬雄语解读“诗人之赋”，其说未必尽合本义，然“丽则”依伴“诗人赋”成为赋学批评传统，显而易见。如元代科考用古赋，杨维桢名赋集曰《丽则遗音》，其《序》立意云：“皇朝设科取赋，以古为名，故求今科文于古者，盖无出于赋矣。然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57]清人李光理《本朝试赋丽则序》谓“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惟丽以则，则虽言之有余而不失乎屈子香草之遗；亦惟丽以则，则虽诗人之流仍合乎诗人温柔敦厚之本旨”[58]、魏谦升《赋品·丽则》“文士之心，诗人之目。……妖歌曼舞，终嫌不肃，繁华损枝，贻诮雾縠”等[59]，皆由取词到取义，遥契扬雄赋评之义。 然而取“义”必基于“词”，如对“丽”的词语解释：《说文》“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段玉裁注：“两相附则为丽，《易》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是其义也，丽则有耦可观。”[60]而在汉人的创作与释义中，丽由“两”又引申为“美好”，如《吕氏春秋·达郁》“公姣且丽”，高诱注“姣、丽皆好貌”[61]；张衡《西京赋》“纷瑰丽以侈靡”，薛综注“丽，美也”[62]。“则”，金文从鼎、从刀，本义是法则，亦可释为准则、规则、典则等。从表面上看，“则”之“布法则”与“丽”之骋美辞形成对待关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赋之大体的“丽辞雅义”由此衍发。问题是扬雄倡导“诗人赋”是基于经义思想，并不重在对赋体的论述，所以对其解读或有另一种思考。这又牵涉到一则文案，即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引述扬雄语时称“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63]，“丽以则”作“典以则”，这不仅在《艺苑卮言》的各种版本如明刊八卷本、十二卷本、十六卷本等皆如此，而且在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的引述亦然[64]。典、丽之异，是王氏误引，还是另一存在文本，这又牵涉到“典”与“丽”意义相通而互代的可能性。《尚书·多方》“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孙星衍注引《周礼·小司寇》职义及《吕刑》谓“丽者，丽于狱也”[65]。对此，杨筠如《尚书覈诂》有进一步的释义： 丽，《吕刑》郑注：“施也。”按本书言“丽”，或为法则，或为刑律，皆不作“施”义。《吕刑》“越兹丽刑并制”，又曰“苗民匪察于狱之丽”，与本篇下文“慎厥丽乃劝”，“丽”，皆谓刑律也。其义与“刑”大同小别。……《汉书·东方朔传》：“孝文皇帝之时，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丽”与“准”对文，亦取法则之意。[66] 取法《书》《礼》，以“丽”释“刑”，通典则义，可为扬雄“丽则”合词的一解，即因“丽”“典”互释可为“典则”，而“丽淫”之“丽”或取义美好，指因华靡之辞而逾越法则或典则，或亦释“刑”，以“淫”字喻示华词过度而逾越了规则。这虽是一种推测，但对照扬雄赋作拟效《诗》《书》经典以明“德”、取法“道德为丽”以颂扬“孝文”的俭德，却与上述解读吻合。所以从创作上看，扬雄《甘泉赋》之“德兮丽万世”、《羽猎赋》之“丽哉神圣”，正是取法《诗·大雅·文王》“仪刑文王”之义，故其在理论上倡导“诗人赋”，也是依经立义取效典则的德化思想。这种“刑德”观在扬雄《太玄·玄告》有所阐述：“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克。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继则父子之道也，相治则君臣之宝也。”[67]德、刑与生、克，也反映于扬雄的赋学，如《长杨赋》拟效《尚书·无逸》，则德于“周三王”之治，而刑于“商纣”之乱，以对应惩“暴秦”而摹“周德”而建“汉德”的思路。与之相类的是扬雄在《法言·重黎》中回答“秦、楚既为天典命矣，秦缢灞上，楚分江西，兴废何速乎”设问谓：“天胙光德，而陨明忒。昔在有熊、高阳、高辛、唐、虞、三代，咸有显懿，故天胙之，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愿也，厥飨国久长。若秦、楚强阋震扑，胎藉三正，播其虐于黎苗，子弟且欲丧之，况于民乎？” [68]与其说秦、楚之亡获罪于天，不如直谓失“德”之过，这也是《法言·五百》中论“占天”时说的“在德不在星。德隆则晷星，星隆则晷德也”[69]的道理。由于秉持“德”教，扬雄在《法言·孝至》赞美“汉德其可谓允怀”对“汹汹北夷，被我纯缋，带我金犀，珍膳宁餬，不亦享乎”之问，指出“昔在高、文、武，实为兵主。今稽首来臣，称为北蕃，是为宗庙之神，社稷之灵也，可不享”，这与他在哀帝朝上书谏勿许匈奴朝，并针对朝臣反对礼待匈奴，而主张厚抚安养，以德怀人的思想一致。 树立经典本身就是一种纠正，扬雄“诗人赋”的构建也是对时赋创作的反思与批评，这其中有他的赋学经历从慕相如作“四赋”到“悔赋”。有关语本亦载《法言·吾子》：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 对此，李轨分别注曰“悔作之也”、“相如作《大人赋》，武帝览之，乃飘飘然有陵云之志”、“雾縠虽丽，蠹害女工；辞赋虽巧，惑乱圣典”、“击剑可以卫护爱身，辞赋可以讽喻劝人”、“击剑使人狴犴多礼，辞赋使人放荡惑乱”[70]。李氏注引论司马相如《大人赋》语见载《汉书·扬雄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71] 而“赋可以讽”说又见《汉书·司马相如传》： 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丽靡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72] 扬雄对“赋劝而不止”、“曲终而奏雅”的批评，显然专指《大人赋》的“闳侈钜衍”、“虚辞滥说”，而非全指赋体本身，所以观其实质，仍在论者所赞“诗人赋”的丽则观。汪荣宝《法言义疏》释“丽以则”引挚虞《文章流别论》中“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一段文字[73]，以为“仲洽此论，推阐扬旨”。挚虞论“古诗之赋”与今赋之“过”与扬雄论“诗人之赋”及作赋之“悔”，其意具有相承性，只不过扬雄的“悔赋”是“辞禁”（虚辞），关键在思想上的建德，挚虞论“过”已有“禁体”意识，针对的是却是赋文（今赋）书写，这也可于中昭示汉晋赋论由“用”到“体”的嬗变。 从《甘泉赋》的“深玮”、《长杨赋》的议论到“诗人赋”的提出，可勾勒出扬雄赋学观从创作到批评的建德思想，其中的尊（德）与禁（淫），堪称经学思维下的赋体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形成了由西汉末扬雄到东汉班（固）、张（衡）大赋创制的模式。后世赋论家倡导“祖骚宗汉”，其“宗汉”所表现出的“尊”与“禁”虽然已具备了“古赋”之体的意识，然其内在的“德”治观，却成为赋家抹不去的记忆，扬雄以“丽则”衡赋的肇始之功也已渗融于中而呈示出历久弥新的力量。 项目名称：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7ZDA249）《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6AZW008）《辞赋与图像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注：本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许结老师授权发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