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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老师说 13岁时父亲去世，幼小的他如何撑起一个家？高中留校却没有任何教师资质和专业能力，他怎样充实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去国外研修却惨遭国外同学歧视，他如何为尊严而战？他又为何立下为祖国培养人才，让民族站起来的大愿和责任？ 这些困难在常人眼中，每一个都很难逾越，但他却用志气、毅力和恒心跟命运较量，让每个困难都变成了向上的台阶。他就是北大附中的张思明老师。 每个时代教师的印迹都是不同的，上山下乡、物质匮乏、专业知识缺乏对于当下物质基础较为丰富的80、90后教师来说，或许是陌生的。当遇到生活的磨难、事业的不顺时，你选择奋起拼搏跟命运较量还是躲避困难安于现状呢？但愿张思明老师的故事能给您注入奋起和上进的力量。  人物简介：张思明，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通过刻苦自学、顽强拼搏取得了自学考试的优异成绩，是全国自学成才的先进典型之一。从事中学教育42年，长期担任班主任、年级主任，教书育人取得突出成绩，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十佳中青年教师，苏步青数学教育奖一等奖。在数学教学中以中学数学建模、探究学习为特色，形成一批教学成果，三次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2014年获全国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生活磨砺出我的坚强 我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那个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的年代，我随全家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农场。在此期间,父亲因公牺牲，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用力抱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孩子，你必须长大，你一定要坚强，从今天开始你成人了。” 在寒风冷夜中，我把班主任的话和自己的泪一起深深地埋在了心底，那年，我13岁。之后的几年里，舅舅在岗位上心脏病突发，意外身亡，姥姥因肝癌去世，母亲和我遭受了一个又一个打击，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然而，母亲却表现出特有的坚强，拼尽她的所能拉扯着我和妹妹长大。 有母亲的关爱与坚强，有老师的帮助与理解，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变得与同龄人那样的“不同”。13岁的我开始当家，掌握了许多生活的本领。用榆树钱、槐树花和着玉米面，蒸成香喷喷的窝头；把枫树的种子炒熟来招待客人；还学会了纳鞋底、绱鞋、做衣裤、缝被子、搪炉子、装烟囱、挖菜窖、骑三轮、劈劈柴、捡煤核生活的磨炼使我白发早生，可我童心依旧。 我家从来就没给我和妹妹买过一样玩具，要想玩只能自己去做。有一次，我在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跳棋，就想自己做出来，但在画棋盘时却发现很难，于是就一次一次地到商店里隔着玻璃看，记不清看了多少遍，终于弄明白了棋盘画法，然后我又把大风吹掉的柳树枝剪成一段一段的，把柳树皮脱掉做成了棋子。 后来当了老师，“做跳棋”成了我的数学保留作业。当我穿着自己缝的衣服、自己改的裤子、自己用旧毯子边拆出的毛线织成的毛衣、自己纳的鞋底、自己绱的鞋、盖着自己缝的被子的时候，那种快乐远不是今天买一件新衣服能比的；当我拿到自己值夜班挣来的3毛钱夜班费，拿到自己勤工俭学挣来的课本去学习，拿着自己装订出来的本子去做作业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也是现在很容易得到的享受所不能比的。 我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从江西回京后，我插班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二年级学习，是一个所有功课都不及格的学生，最高成绩只有35分，连体育都不及格。很多时候，老师常常会为我一个人补课，节假日我求到的每一个老师都会在学校等着我。就这样，我用两个假期的时间把落下的功课一门一门补了上来，终于在初三毕业的时候，用优异的中考成绩考进了北大附中的高中。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学校希望我留校当老师，我很不愿意，因为当时有一个以反对“师道尊严”而出名的“小闯将”升学到了北大附中，成了全校的风云人物，报纸上也在连篇累牍地批判师道尊严。学生们给老师起了一个个绰号：年龄大的叫“老毒蛇”,戴眼镜的叫“四眼狗”,嗓门大的叫“疯子”,腿有病的叫“马拉松冠军”我已经做好了去插队的思想准备，我害怕当老师，甚至感觉教师是天下最痛苦的职业。 所以，当校长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当老师时，我不加任何思考，斩钉截铁地说：“一百个不愿意。”没等校长的话说完，我转身就冲出了校长办公室。后来，当时我的班主任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你是共青团员，现在学校需要你，你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那是一个“组织”叫干啥就得干啥的年代，即使我十分不情愿，也被迫从学生变成了老师。 初为人师的我，没有任何教师资质,也没有任何教师岗位培训。我因为“无知”而“无畏”，我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数学教育，认为数学老师就是做题、讲题、改题的人。然而，事实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课堂内，被“挂”在黑板上（讲不下去课）；课堂外，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也时常不知所措，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和愧疚。虽说是高中毕业，但在那样的年代，许多应学的知识都没有学。 作为数学教师，我却没学过立体几何，没学过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复数、三角函数和解析几何，更不用说微积分了。我坚持参加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进修，在学习的同时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就是快速地从那里“趸”来知识，然后及时批发给学生。我当时就像一个知识的“二道贩子”。 忙忙碌碌的我，并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一个学生在自己作业本的封面上画了一只老鼠，手里拿着麦克风，下面写了一句话：“你是哪个庙里来的和尚？自己都不会念经，怎么能来教我”。后来，我还听到了充满敌意的辱骂，收到过夹着刀子的恐吓信，甚至我的自行车也被“放了炮”。我深感自己专业知识的欠缺，承接不了学生们的期盼和要求，更坚定了我要读大学的决心。 用志气、毅力和恒心跟命运较量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使我异常兴奋，能上大学是我的多年夙愿。可是看看一生坎坷、体弱多病的母亲，再看看穿着“再生布”衣服、小小年纪就要不停喝下一罐罐苦药的妹妹，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提醒自己：不能向母亲提出上大学的要求，我必须尽力把母亲和妹妹的病治好，将来让妹妹上大学，我自己就自学大学的课程吧。 1981年，北京率先实施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了数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开始了学习路上的“长征”。没有教材，我就骑着自行车跑遍京城的新华书店，四处去买、去借；工作繁忙，我就放弃所有的节假日，把时间献给了图书馆和考场；家务负担繁重，我就运筹安排每天插缝或每周固定时间集中去做。 尽管如此，学习征程仍然十分坎坷：第一次参加“大学语文”这门自学考试中的公共基础课时就没有通过，成绩是56分，经过一年的努力，再次冲进考场去考这门课，没想到当时的作文是要求考生在理解古文名家名段的基础上来写，由于我阅读理解出了问题，作文写得不知所云，考试再次没有过关，语文成绩还是56分。 自学考试的当头两棒，给我的打击很大，我不明白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坎坷？挫折给我带来了不少痛苦和烦恼，我能怎么办？心中的伤只能自己去治疗，我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向母亲诉说，不能再让她操心我的事了，我要求自己在母亲和妹妹面前要装得“幸福得像花儿一样”，“我是家里的男子汉，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可我心里真的憋屈、难受，记得那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就起了床，心事重重地在白颐路上跑，一千米、两千米、三千米眼前一根根路灯杆的投影，一会儿在我眼前，一会儿又被我跨过，跑着，跑着，我忽然觉得这些不断跨过的灯杆影子，就像我生活中面对的一个个困难。我觉得身体之外的一个我在对自己说：人不能只听命运的摆布，你给学生讲过许多动人的道理，可为什么自己不先身体力行呢？我再次下决心，要用志气、毅力和恒心跟命运做一番较量。 从此，我养成了一个坚持到今天的习惯，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学习。我把自己学习中的问题记在本上，利用在图书馆学习和早晨跑步的时间向北大的学生和老师请教。自学考试的5年里，我写下了厚厚的40多册笔记和习题本，做过几千道习题和30多本专业作业。这些笔记和作业本堆起来有一米多高。 我把过期的挂历纸裁好，在背面密密麻麻地写下每一门课上万字的压缩笔记，然后折成像扇子一样的小折子装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拿出来琢磨。经过5年艰苦的学习，我终于把数学专业的20多门基础课、专业课一门门“啃”了下来。还考出了数学专业自学考试的突出成绩：线性代数96分；抽象代数三个小时的考试，一个小时就做完了，成绩是98分；数学分析是满分100分，这样的成绩在自学考试中比较罕见。1985年我成功完成了自学考试，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我颁发了毕业证书，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也进行了报道。 我是自学考试的毕业生，没有接受过全日制大学的教育，所以我对自己的学习基础和实际学习水平感到心里没有底。于是，1989年我报考了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同时也参加了日本文部省在中国招收教师研修留学生的考试。也正是由于刚经历过自学考试的艰苦拼搏，我再一次取得了这两个考试的成功。 两个机会的同时来到，使我在兴奋之余犯起难来：作为中学老师能在繁杂的工作中考上研究生实属不易，而能出国留学，机会更加难得。在二者本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即将师从的硕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杨守廉教授的积极争取，保留了我的研究生学籍，使我可以先到日本冈山大学研修计算机辅助数学教育，学完后再到首师大完成研究生课程和毕业论文。带着学校和导师的嘱托与期待，我走出国门踏上了赴日本留学之路。 一个民族要让人看得起,靠的是实力 初到日本冈山大学，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老师——我的那些“新同学”的误解和歧视：开学典礼上，中国国旗被放在了主席台的最边上，我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学生。 与我一起学习的“新同学”——那些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教师们时常会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你们中国的妇女是不是还有很多人缠小脚？你知道什么是牙膏，什么是肥皂，什么是电梯吗？这些奇怪的问题表现出他们对中国的隔膜和无知。 在与新同学一起学习的过程中，我以在中国当学生的习惯，每天第一个到教室把教室打扫干净，为其他同学点好取暖的油炉。下课后，会主动擦黑板，给老师端来热茶，中午常常主动帮助大家去买饭，对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同学们”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感谢，倒好像觉得这些事情我出来干是应该的。一段时间后，有个来自马来西亚的教师悄悄对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国家都是下人做的事情。 一天，我参加一位泰国老师的生日聚会。大家聚在一起，拿出了自己民族的土特产互相赠送。我就把从北京带来的印有熊猫图案的T恤衫送给了他。这位泰国老师拿到我的礼品，用英语对其他人说：中国人送给我们东西了，到他过生日时我们拿什么回赠给他呢？ 这些外国同学在一起讨论，最后他们就发出一阵阵坏笑，其中的另一个泰国老师说：中国人最好对付了，只要送给他一个“condom”就行了。我当时没有听懂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一位菲律宾同学走过来，把这个单词写在纸上，对我说：回家查一查字典吧。回到家里，我在字典上查出了这个单词的意思——避孕套。我愤怒了，真想找那个出坏主意的同学打一架。 为什么我真心对待他们，他们却要这样对待我呢？我的这些同行们虽然来自东南亚不同的国家，但是在和他们的聊天中，我了解到他们都有着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最少八分之一不等的华人血统。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的眼光、口吻和态度去对待一个与自己有共同血缘的民族呢？ 经过与他们长时间的交往，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其实他们不只是看不起我，而是对一个民族的看法，要想真正让人看得起，关键就是两个字：实力。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跟他们“较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什么是今天的中国人。 当时我学的项目是计算机辅助教学，在完成导师留下的编制计算机程序的作业时，几个日本同学看着我发笑，觉得这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怎么回事，日文的操作系统也将让他寸步难行。我没有理会他们，专心编制程序，决心要与他们一拼高低。 我利用研究室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仅凭日文说明书上的几个汉字和以前自学的计算机操作和编程技术，很快把这个程序编出来了。不仅如此，我的程序比那几个日本同学编得都好，而且还提出了导师编的程序有问题，导师一下发现了这些，当着我的面就批评那几个日本学生：人家编出来了，你们怎么编不出来。 后来大家轮着用程序讲日本的奥林匹克竞赛题，跟我一起的一个日本硕士生讲不下去了，我就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并顺便说你们做的这个题在我们中国小学五年级的奥校里就有学生会做，他们当时完全惊呆了。 在日本学习期间，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我用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学习、钻研我选的课程。每个周末，其他国家的同学们可以去唱卡拉OK，可以去逛超市，可以去打保龄，也可以利用假期回国，但我丝毫不敢放松，抓紧时间搜集了日本学校计算机教育、数学课程、学生课题学习、青少年青春期教育、科技教育和残疾儿童教育的很多资料。 在毕业的时候，我所有的测试项目、论文都是第一个完成的，总的评价成绩比第二名的老师高出了28分。所以毕业典礼的时候，日本人反过来设计入场顺序，我的导师是大会的执行主席，第一个入场的是我，中国的国旗挂在最中间，然后让我代表所有的留学生致毕业答词。 之后，我的导师站起来说：“我为我有这样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做我的学生而感到非常自豪，他学得很不错，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而北京大学跟我们东京大学一样都是非常著名的学府，她的学生都很有竞争力”我替导师做了更正：“老师，您说得基本都对，但有一点不准确，我是自学考试的毕业生，没有上过大学。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上确实盖着北京大学的图章，但我是参加中国的自学考试得到的这张文凭。在中国，有20多万像我这样的自学考试毕业生，我只是他们中间非常普通的一员。”讲完这些以后，我的同学们都向我表示祝贺和佩服。 导师问我愿意不愿意继续留在日本完成硕士的学业，我回答：“我是学数学教育的，我的教育对象在中国，我会按时回国，做我的基础教育事业。”老师说他非常理解我的选择，还郑重地推荐我成为日本数学教育学会的国外会员，在我眼里，我的导师很像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 把学生带入好玩儿、有用的数学世界 回国后的第一次班会，我给学生们讲了这样的事情： “在我将要离开日本的时候，去了日本距离中国最近的海岸城市——下关市，在海边走的时候看到路标是李鸿章路，我奇怪日本怎么会设李鸿章路，顺着路走下去就看到一个院落，有金色的琉璃瓦、红色的墙，完全是中国式建筑，上面挂着一个匾牌，写的是：清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签订下关条约国家纪念公园。 下关条约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国耻是人家的国家纪念公园。在那个建筑面前，我真的立下志愿，我希望每一个学生也都立下这个志愿，就是让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这是我们肩上的责任。” “毛主席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说出的最响亮的话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同学想过没想过，什么是站起来的标志，真正的标志是中国的强大。看现在,我们有许多人出国留学，有30万人在美国，有12万人在日本，还有在其他国家的，那么得有更多的留学生来我们国家留学，才可以认为我们站起来了。” “如果说以前的我努力地学习与工作是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那么留日回来的我对自己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和追求，现在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尽早地完成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学生‘站起来’的历史使命。 ‘站起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它并不是一瞬间能够完成的，必须靠组成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不断努力，才有可能尽早实现，我和同学们都有这个责任”这是发自我心底的声音。 回国后，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师从杨守廉、王尚志教授，攻读数学教学论的硕士课程。在满负荷工作的情况下，用两年半时间以全优的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位课程。后来又在职考上了博士，获得博士学位。 多年来，我坚持边工作边学习，始终保持着学生和老师的双重身份，完成了从高中生向自考生、留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多次跨越。其实，一开始我是希望通过学习、考试得到一张文凭，得到大家的承认。 自学考试，几乎占用了我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确实很艰苦，但它给我更多的不仅仅是一张文凭，而是怎样战胜困难，怎样激发自己的潜力，怎样面对挫折后来，当学习变成一种惯性的时候，我学会了合理运筹时间，培养了自己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明白了做教师必须终身学习的道理，这是比文凭更宝贵的东西。这也驱使我后来去钻研数学教学，在中学开展数学建模的教学实践与探索。
文章来源 | 《人民教育》杂志2017年第9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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