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教授江晓原，在业内一直以“反技术主义”而闻名。他认为现代人谁都逃不过被技术裹挟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其实被这些技术劫持了，却偏偏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劫持，还心甘情愿顺从"劫匪"。江晓原说，智能手机、移动网络，从理论上而言并非必需品，可以不用。过去的人不用，也没什么。知识获取的速度或许不够快，但更有利于提高思考的深度、记忆的强度。因此如今在国际上，“互联网让人变得更聪明还是更愚蠢”成为一大反思命题。太便捷，有时并非什么好处。新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但在方便、快速、高效的背后，人的幸福感真的增加了吗？当一个人不想换手机，硬件的更新换代却逼得他不得不换，他没有权利说“不”。当一个人刻意与这些技术保持距离，最终却发现跟不上周围人的生活节奏、跟不上茶余饭后的谈资、跟不上社会交往的频率，最后只能屈服，没有第二选项。这就是一种“劫持”。 江晓原认为，便捷还会产生无穷多的麻烦。因为有了智能手机，网上无数人不停地发微博、微信，导致垃圾信息充斥。本来一些无用的垃圾信息可以过滤。而现在信息传播的成本几乎为零，似乎传播传播也没关系。于是有人看到菜好吃，拍一张上传，有人看到这个老头很怪，拍一张上传……网络空间充满着“乱丢的信息垃圾”，长远看，于社会文化有什么贡献？ “这和街上随地吐痰没区别。” 江晓原说，今天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绝大部分信息并无大用，反而在占据人们生命有限的时间。很多人却不明白这一点。广告商不断强调“我给你最新的信息”、“你在任何地方，都能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种“幻觉”对很多人特有吸引力。似乎一个终端在手，从重大事件到娱乐八卦无所不知。但事实上，人真的需要时时刻刻被网络包围、被90%以上的无用信息包围吗？真的需要知道那些信息吗？ 江晓原认为，这种社会心理的形成，最根本的动力是资本的增值，而不是人的需求。过去几个世纪，科学技术让生活变得美好，于是人们心理习惯正面理解“科技改变生活”这句话。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仍然以为，科技一定在将我们的生活朝好的方向改变，所有科技产品都在引领人类往前走。比如有人提出，未来的教育可以被“网络检索”直接取代。但是江晓原却觉得，当代的一部分科技更新，已经越过了临界点 江晓原曾经这样解释过：最初科学技术是按照我们的意愿为我们服务的，我们要它解决什么问题，它就照做。但是随后，它开始不听话了，你没叫它发展，它自己也要发展，你没有某方面的需求，它也要设法从你身上引诱、煽动出这个需求来。最典型的就是互联网。 这一点，他在自己的专栏《科学外史》中也曾如此写过：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就像一位工于心计的交际花。她艳光四射，颠倒众生，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自己要谋求的是什么。而且她还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围绕在她石榴裙下的倾慕者们，许多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昔日纯真少女的倩影中，他们是真心热爱她，崇拜她，对她有求必应，还自愿充当护花使者……我们很容易看到，在当代的科学争议中，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一方，总是竭力掩盖这种经济利益，这也是他们热衷于将争议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旦转为“科学问题”之后，经济利益的维度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当下种种与科学技术有关的争议，利益维度经常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思考路径。 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之后，社会资本总会想方设法，推出各种新东西“套住”消费者，让消费者不知不觉买单。这不是科技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科技为资本增值服务。江晓原说，影片《黑客帝国》中，男主角有觉醒的意识，然而大部分人并没有“觉醒”。 江晓原感触最深的，是自己博客文章下面的一些留言，许多人对技术盲目崇拜，不容许一丁点批判，“似乎你只要否定某个技术更新，你就是反对科学、愚昧无知。他们说这些话时，还带着优越感和义愤，觉得很惊讶，怎么那么好的东西，居然有人诋毁它。” 然而在科学界，更多的人却开始提到，用伦理法律去规范科学技术，技术并不能凌驾于别的知识体系之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