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美丽精神、事物旋律的秘密就是秩序与和谐。而秩序就是礼的精神，和谐就是乐的精神。朱光潜讲：一个理想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宗白华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和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后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体之序已如上述。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就是五伦定位，就是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夫妇、君臣、上下、朋友，诸如此类。人们只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社会才有条不紊。否则，社会就乱了套，就是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天体如果不合，那必然是星球大战，那还了得。人如果身心不和，那就是阴阳失衡，那就是疾病。
罗素说，人类的冲突有三种，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自身的冲突。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化：重物的文化、重神的文化和重人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讲秩序，讲和谐，与天和，与人和，身心相和的礼乐文化。
以上谈的是中国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物是古代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用具，因此了解和认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的不同，穷其根源是生存环境的不同，影响了它的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这句话大体不错，但似乎忽略了生产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我们的祖先基于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选择了农业这一生产方式。正如钱先生所说，农业文明是自给的内足文明，不假外求。确实，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均由大自然安排好了，靠天吃饭嘛。当然，这些条件未必是最好的，但非常合适。自然条件太好的话，人类也就不可能诞生，类人猿会永远生活在树上，永远不会跳到地上来。自然条件太好，文明也不会出现，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生息于一个最适应的地方——北温带，正是恶劣与优越的连结地带，黑格尔说是“广阔的胸膛”。
在温暖的胸膛里生活，当然是安定的，保守的，和平的，静的，身心合一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很强的流动性、进取心、征服欲、工具感迥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人由来亲和大自然，与大自然交朋友是有内在根据的。
农业需要定居，农业必须与自然规律相和，春种、夏长、秋收、冬茂，不能违背四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此形成特有的耐性，形成规律化、有序的生活。这就是古人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于是，“中国古代哲人以一种默而识之的观照态度，去体验宇宙间生生不已的节奏，由此使自己生活在一种音乐的节奏中，过着心灵化的生活，从容不迫地感到生活内容有意义、有价值、充实而美。……以和平的音乐的心境爱护现实，美化现实。”(宗白华语)。循天道，尚人文，创造社会的秩序与和谐，使自己生活在礼乐之中。孔子“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正是其典型写照。物我一体，内外相和，忧乐圆融，身心合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适可而止。并不刻意追求物质和满足，而是追求心灵和愉悦、精神的满足。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典型的生活方式——礼乐生活。
我最近写了两篇论文，一是《礼与礼器》，一是《由大一、浑沌说礼》。礼是什么？礼就是秩序，就是关系定位。而首先是天人关系的定位。而天人关系定位的基础则是天人相分，只有天人相分，才有人应对天持什么态度问题的提出，于是才有了中国人特有的天人合一观念。于是中国文化才成为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原始的、朴素的，而是抽象、升华的自觉观念，有些西方思想贬低天人合一，实际是不懂天人合一。
钱穆先生在他96岁时写了一篇所谓“千字大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坚持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是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是关于人人关系的定位，上面已讲到。人伦定位的基础当然是人人相分，也就是与他性分、与他人分和与群体分。最基础的是男女之分，最关键的则是父子之分。“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也因此才能告别蒙昧，实现三代文明。因此我们讲礼生于分别，成之文明，礼是中国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
下面，我们谈第三个问题，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
中国古人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既然是礼乐化生活，古代文物既为古代生活的用具，那么文物便不可能不打上礼乐文化的深刻烙印。这就是古人所谓“器以藏礼”。我认为“器以藏礼”就是中国古代文物最基本的特色。也就是说，古代文物无不体现出一种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
那么如何理解呢？我认为还得从根本处着眼，从古代文物所赖以产生的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入手。
文物作为古代的生活实用品，其首先要求的必然是适用，适其所用，这也是中国传统的核心观念中庸思想基本要求。这里绝不首先求美求奇，求最好、最豪华，而只能是适宜、适中，也就是善。在适宜的基础上，才尽可能有最佳的造型，才追求美，才最终达到文质相得，内外相合，真善相融，内在美和形式美的统一。比如中国传统建筑，无论庑殿顶、歇山顶，都由斗拱托出一个很大的屋檐，干什么用呢？其主要是或首先是为了保护墙体，因为中国建筑的特点是土木建筑。在此基础上才求美观、气派等，于是又把屋檐卷起来，这样既能保护墙体，又能美观，又保证了采光。其实中国古代许多文化产品都具有这种特点。最根本和最后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的特有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同意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统贯天人的整体性或综合性思维，而不是西方的那种分析性突出的思维。这种综合性思维把天人联系起来做整体考察，她不仅回答世界怎么样或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回答世界应该怎样。“怎么样”属于事实认识，“应该怎么样”就属于价值判断，很明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重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她主要考虑的不是真不真，而是善不善，也就是适宜不适宜。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确属于一种德性文化，而与西方的科学性文化大异其趣。西方认识世界，把世界大卸八块，分解成104部分或元素，而且把每种元素再分解为质子、量子、电子、原子核等等，太累了不是？中国人不这样干，中国人是以礼相待，合理取予，不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而是亲和、理解、调适。首先考虑对我们是否有用，适宜不适宜。也就是善与不善。因为我们追求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的外在需求，而更主要的是心灵的愉悦和精神的满足。所以一些学者把此称作“内在超越”或“德性实践”。这就是综合性思维，说到底还是中庸。
因此，正如宗白华先生早就指出的：我们的祖先，以一种“和平的音乐的心境”，把秩序与和谐，把礼的精神和乐的精神全面贯彻于日常生活，并进而装饰到日用器皿，“使形下之器，启示着形上之道”，使生活上最实用、最物质的衣食住行及的用品，“升华进端庄流丽的艺术领域，进入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节奏、大和谐”。
于是中国玉器、丝帛、青铜器、漆器、碑刻、印章、瓷器、以至书画等等独具特色的艺术便应运而生。
于是，我们古代的许多日常用具，也就是古代文物便不仅仅是人们役使的工具，而是可以与之交流对话，与之情思往还的灵物，它凝聚了人的真情实感的智慧。赋予了一种崇高的意义和优美的造型。使之成为一种天地境界的象征，一种社会精神人格上的美的象征。由此“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能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宇宙生命的表征”。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下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是“器以藏礼”。
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进一步展开论述。下面我们转入下一个话题，即礼器是中国古代文物的核心构成。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代文物林林总总、门类庞杂。如何认识，如何研究呢？或者说从何入手呢？我以为首要的或基本途径还是要抓根本，找核心。也就是要首先把握它的基本的、最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核心构成。
那么这种核心构成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别的，只能是礼器。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中国古人典型的生活方式是礼乐化生活，甚至又常有人说中国是礼义之邦。
礼器是什么？简而言之，礼器就是行礼之器。通俗一点，就是礼物、礼品。如果给它一个理论定义，那就是：礼器是礼活动——中国古典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高尚的活动中所使用的特定器物。也就是向上天和祖先敬献的特定的礼物及其敬献时所使用或配备的特定器具。
为什么如此定义？那必须首先搞清礼是什么？上面我们谈到礼是调节天人关系，特别是人人关系的基本规范或准则。那她是如何产生？她的基本构成是什么？古人行礼对象和行礼方式又是什么呢？我在《礼与礼器》一文中做了较深入的研究，今天我们有必要作以大致的了解。
许慎《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是一种行为，什么行为？事神行为。为什么要事神？致福，要求得超社会的力量——神的福佑。可见礼是由事神而来。
许慎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上面讲过，中国文明是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同时这也是我们祖先所做的自然而高明的选择，于是人们必然要力求交好上天大自然，必然要回报祖先之恩泽。如可交好？如何回报？空口无凭，必须有所表示，必须要有礼物，要有一定的词令、动作等。而这种表示必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和行为，必须具有某种特定性。于是礼行为便发生了，礼的本义或特质就是报。当然最初的事神行为往往是偶发的、无序的，甚至是盲目的。久而久之才逐步明确、规范和固定下来，形成一定的规矩或程式。而一旦中国历史或思想史上一个大的事件——绝地天通发生了，礼于是便正式形成了。所谓“绝地天通”，就是《国语·楚语》所记载的颛顼帝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无相侵渎”，禁止民神自由往来。而交通天神的权力被“大人”、被统治者所垄断。这就意味着此前巫觋之流无序的、盲目的、随意的事神行为被人为地(政治地)规范化，而最终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准则，故荀子说：“礼者，人道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