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谈艺录｜祝勇：古道西风瘦马（上）

老鄧子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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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浴马图》（局部）

祝勇，现供职故宫博物院。出版文学作品五百万字，有《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东方出版社出版“祝勇作品系列”12卷。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

古道西风瘦马

文｜祝勇

原载｜《当代》2017年03期

一

现存赵孟頫绘画作品中，以鞍马图所占比例最大，其中有两幅可以相互参照，一是《调良图》，一是《浴马图》。

《调良图》尺幅很小，横幅只有49厘米，纸本，线条却力透纸背，充分体现出赵孟頫线条的杀伤力，风格上也不同于《浴马图》的温暖清透，而是显得沉郁苍凉。与场面复杂的《浴马图》相比，这幅画简单到了只有一人一马。当然，这样的人马构图，赵孟頫画了很多，但与其他《人马图》的端庄安静不同，《调良图》上晃动着某种不安的因素，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有一阵狂风，从左至右刮过画面，让马的鬃毛，逆向横飞，让牵马的人，扬手遮脸，他的袍袖衣襟，和他的长髯，都迎风乱飞。马弯曲的腰身、人挡风的造型，都让画面立刻有了悬念，紧紧地揪住人心。更重要的是，画面上的马，不是《浴马图》和《秋郊饮马图》里的肥马，而是一匹瘦马，这份瘦硬中，凸显它的刚毅，也让人看到了古道西风间，一位行者的忧患与坚强。

相比之下，《浴马图》则是一幅相对松弛、充满光感的作品，故宫博物院曾在武英殿展出。它是一幅纵28.1厘米、横155.5厘米的绢本长卷，与横幅达到1191.5厘米的《千里江山图》（北宋王希孟绘）比起来，只是小品一件。但微小的尺幅，没有妨碍它成为一幅磅礴的作品。它延续了五代胡瓌（传）《卓歇图》、北宋李公麟《临韦偃放牧图》、金代《昭陵六骏图》（皆为故宫博物院藏）以来关于马的宏大叙事，卷上虽只截取了河湾一处，垂柳几株，圉夫[1]九人，骏马十四，却结构布局精巧、人马形态各异，“为古来绘马图中之集大全而显屑微者”[2]。此图分成三个段落：入水、洗浴、出水。迢迢长路、滚滚尘烟，都被画者隐去，只截取了浴马休憩的瞬间。那些骏马，或立，或行，或跃，形态肆意自由，而那些圉夫，则表情轻松适意，专注于眼前的骏马、河水、天光。我们只有在放大的图上才能看出，画家对人物眼神的刻画是那么细微、精妙，七百年后，仍让我们动容。

二

马是北方王朝的象征，带着刀剑的傲然和冰雪的寒气，令惯于弄花吟月的江南人不寒而栗、不知所措、不堪一击。生长于杏花细雨江南的赵孟頫，偏偏一生与马有缘。

赵孟頫的家，在吴兴，古代“三吴”之一，现属浙江湖州，我虽未去过，但一想便是清丽锦绣之地，那里的天光云影、青山绿水、曲桥鱼池、亭台楼阁，赵孟頫一生不曾忘记。他自号“水晶宫道人”，也表明了他与这块土地的血肉联系。更重要的，吴兴是中国南方山水画的发源之地，宋亡以后，也与故都杭州并称元初文人画的两个中心。赵孟頫他爹赵与訔在南宋当官，曾总领淮东军马，又当过两浙转运副使——一个主管运输的地方官，他的工作，终究离不开马。赵孟頫34岁那年离开故乡前往大都（今北京），得到忽必烈的赏识与重用，他在元朝政府的第一个官职，就是兵部郎中。只不过那时的军队，主要归枢密院管辖，文官体制下的兵部，主要掌管全国驿站、军屯和调拨军需等事务，有点像后勤部。而驿站，恰恰是与马关系最为密切的机构。

这个姓赵的大宋王朝，被辽、金、蒙古的金戈铁马欺负得满地找牙，而赵匡胤的后代赵孟頫，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马。

赵孟頫《人骑图》（局部）

赵孟頫一生，不知画过多少鞍马图。我查到的，有：《白驹图》《百骏图》（34岁）、《人骑图》《九马图》（43岁）、《双骥图》（46岁）、《支遁相马图》（53岁）、《双马图》（56岁）、《双骏图》（57岁）、《双马图》（58岁）、《秋郊饮马图》（59岁）、《双马图》《天马图》（61岁）、《人马图》（62岁）、《天马图》（64岁）、《人马图》（65岁）、《双马图》（69岁）[3]……

赵孟頫曾不无得意地说：“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

赵孟頫自幼与马厮混，生于南方的画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与马相熟相近。幼年时，赵孟頫每得片纸，都要在上面画了马，才忍心把那张纸丢弃。

为画滚尘马，他自己曾在自家床上打滚儿，当然是学马打滚儿，不是驴打滚儿。夫人管道昇隔窗看见，哑然失笑。他画的《滚尘马图》，2011年惊现于杭州西泠印社拍卖会，以1115万元价格成交，今为私人收藏。[4]

但细看赵孟頫的鞍马图，我们也会发现些许异样，即：那些与马相伴的人物，穿戴没有一个是蒙古人的装束。

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唐人的装束。

那装束里，裹藏着他对中原故国的深刻眷恋。

三

杨琏真加是朵奇葩，这位大元王朝的江南释教总统，实际上是一个刨坟掘墓的专家。上一期《繁花与朽木》里讲到，他曾经把宋徽宗从坟里挖出来，曝尸于光天化日，连他的儿子、宋高宗赵构也没有逃脱。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八月里，出于盗宝的目的，杨琏真加对绍兴青龙山和攒宫山之间的六座南宋皇陵进行了系统性的挖掘，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六位皇帝和皇后、妃嫔、宰相、大臣的坟墓都被一一挖开，一共挖了一百多座古墓。[5]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交加白齿梳、香骨案、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鱼影琼扇柄这些奇珍异宝，而帝王的尸骨，却被抛弃在深山草莽之间。最终杨琏真加下令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埋掉，再在临安故宫建一座白塔压在上面，用来镇住他们的魂魄，名曰：“镇本”。南宋王朝的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他们的噩运，比起被金军掠到北国去的徽钦二帝、后妃宫女、文臣武将们，有过之无不及。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北宋诗人林逋（林和靖），坟墓都被挖开，令杨琏真加失望的是，墓中陪葬只有两物：端砚一块，玉簪一枚。

最惨的是宋理宗，杨琏真加把他从墓里翻出来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宋理宗头枕七宝伏虎枕，脚抵一柄穿云琴，身下垫的是锦绣软缎，软缎下面铺着一层金丝编织的凉席，满身珠光，安卧如睡，尸体完好如生。那时，曾联蒙灭金的宋理宗，已去世21年。这让杨琏真加感到无比惊奇，为了破解他心中的谜，竟下令把宋理宗的遗体拎出来，倒挂在树上，看着他体内的水银丝丝缕缕地从他的七窍间溢出。事情到这还没完，三天后，有人发现宋理宗的脑袋不见了，有史料说，它去了杨琏真加的府上，变成了一件骷髅酒器，成为用来炫耀的战利品。明朝建立时，朱元璋与投降的元翰林学士危素谈论历史，说到这件头骨酒器，沉默良久，叹道：“（忽必烈）何乃复纵奸人肆酷如是耶……”

清代王居琼写过一首《穆陵行》，写到这一幕，仍然痛心疾首：

六陵草没迷东北，

冬青花落陵上泥。

黑龙断首作饮器，

风雨空山魂夜啼……

事隔七百多年，这一“斩首”行动给赵孟頫内心带来的重创依然可以想见。国仇家恨又被撩动起来，杨琏真加的盗墓铲，每铲都铲向赵孟頫的心头。因为他不是别人，而是赵氏的血脉，从坟墓里出来、“重见天日”的大宋皇帝，除了宋高宗赵构出自赵光义一系，其他几位（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都出自赵匡胤一系，也是赵孟頫的直系祖先，宋孝宗赵昚，是赵匡胤之子赵德芳（评书《杨家将》里的“八贤王”）的六世孙。赵德芳的血脉传到赵孟頫的身上，刚好传了十世。

虽然宋朝的江山同属赵家，如宋徽宗《雪江归棹图》的谐音暗示的——江山归赵，但血脉的交替轮回，也充满戏剧性。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死后，继承大统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毒杀了自己的亲哥（史称“斧声烛影”），死前，赵光义也没有按照事先的约定（“金匮之盟”），把皇权交回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而是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赵桓，是为宋真宗。大宋的皇位，从此沿着赵光义的一系延续。但人算不如天算，皇位传到赵构手上，这一血脉却突然断了线，原因是赵构的太子夭折，而赵构本人又失去了生育能力，或许赵构觉得，大宋国势衰微，是因为先祖赵光义篡夺皇位遭了天谴，但有宋一代，该遭天谴的事太多，估计老天爷也忙不过来——赵构杀掉抗金英雄岳飞，对自己的亲爹、宋徽宗赵佶在北方冰天雪地间的悲苦哀号无动于衷，是否也该遭天谴呢？不管怎样，出于心虚，赵构最终把皇位还给了赵德芳的六世孙赵昚，是为宋孝宗。186年白云苍狗，宋朝的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系。赵孟頫，正是这一系的后裔子孙。

但大宋王朝的皇恩，最终没能降临在赵孟頫这皇室贵胄的身上。公元1271年，赵孟頫17岁时，忽必烈建国号大元，蒙古铁骑呼啸南下。五年后，公元1276年，也就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冒冒失失地闯入元大都的第二年，元军攻陷南宋首都临安，谢太后率宋恭帝赵和百官出降，旋即与皇族、妃嫔、宫女三千余人，连同皇家玺印、典册、法驾、卤簿、文物、图书等一起，被押解着，踏上北上大都的迢迢长路，那场面，与一个世纪前的“靖康之难”，竟如出一辙。

赵孟頫《人骑图》（局部）

只是这沦落的旧皇族，赶上了一位英明的新君主。对宋代皇室，忽必烈还算客气，没有杀掉，也没有大肆虐待，他还期待着有更多的宋朝大臣为元朝效力，这也是宋人对元人不像对金人仇恨那么深的原因。黄仁宇说：“忽必烈本人没有种族主义者的征象，他只希望造成一种通过诸族之间的统治，而不使蒙古人因人数过少而吃亏。”[6]

身为皇室的骨血，赵孟頫和他的家族，非但没有被忽必烈灭门，反而受到极大的礼遇。就在南宋灭亡的那一年，程钜夫奉诏，到江南求贤，在湖州找到了隐居的赵孟頫，请他入仕新朝，被赵孟頫拒绝了。那一年，赵孟頫22岁。十年后，程钜夫再下江南时，赵孟頫被他的诚意所感召，随他去了大都，走进了马可·波罗浩叹过的辉煌宫殿。

忽必烈见赵孟頫第一眼，就被他的帅气惊呆了。那一幕，《元史》里有记载：“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7]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相之上，这份礼遇，所有人都想不到，以至于有人看不过眼，提醒忽必烈，赵孟頫是宋代皇室后裔，是大元王朝曾经的敌人，忽必烈也不管不顾，赋予赵孟頫起草诏书的重任，还看着赵孟頫起草的诏书，喜形于色地说：“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8]那兴奋，好似当年唐玄宗见李白，宋仁宗见苏轼，只是赵孟頫的仕途，比李白、苏轼平坦得多。

政治上的坦途，无论对赵孟頫，还是对元政府来说，都非同寻常。因为统治华夏之后，元朝建立了全新的等级秩序，把天下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后两等都是汉人，只不过南人是南方汉人，也就是南宋的遗民，所以，在汉人中，也是最底层。但赵孟頫不仅是蒙古人最唾弃的南人，而且是宋朝皇室的后裔，是政治上最不可靠的人。

但忽必烈求贤若渴的心，比起当年赵匡胤雪夜访赵普也不差分毫。因为这马上得来的王朝，对文治的渴求更异乎寻常，这一点，后面还会说到。有一次赵孟頫骑马上朝，因宫墙外道路狭窄，不小心掉到了护城河里，忽必烈得知后，竟然下令，将宫墙向内缩进了两丈。像赠送御寒皮衣、救贫钱钞这样的“送温暖”活动，更是多得数不过来。“士为知己者死”，这是儒家古训，赵孟頫未曾想到的却是，那“知己者”，竟然是与赵宋王朝有着血海深仇的蒙古大帝。

新王朝的蒸蒸日上，一度抵销了他的故国之思，但杨琏真加挖了赵家的祖坟，却将他日渐平复的内心再度撕裂，国仇家恨再度浮现出来，同时，他也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写《罪出》，便是对自我的拷问与忏悔：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

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饱。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

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

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

骨肉生别离，丘垄谁为扫？

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

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9]

远在异乡，独宿京师，赵孟頫需要忍受的，不仅是对故园妻儿的相思、缺朋少友的孤独，更有江南士人对他以宋朝宗室身份入仕元朝的诟病与谩骂。一想到“贰臣”这个词，他的心就会被揪痛。

就在他逐渐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一步步进入帝国中枢，甚至即将擢升为相的关键时刻，内心的犹疑，驱使赵孟頫放弃相位，请求外放。不能辞官归田，远离宫阙、做个悠闲的地方官，也算是暂时的解脱。终于，忽必烈执拗不过，给了他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事的差事。

在六年的朝廷生涯中，赵孟頫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谋划诛杀了权倾朝野的宰相桑哥，让杨琏真加彻底失去了后台。

杨琏真加的行踪，在元明两代的文献中时隐时现，影影绰绰。最早记录杨琏真加的文献，作者是赵孟頫的朋友、宋末元初词人周密——著名的《鹊华秋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就是赵孟頫画给周密的。宋亡后，周密一直寓居杭州，将耳闻目见写进《癸辛杂识》，有点像今天的非虚构作品，可信度较高。到明初，张岱写下《西湖梦寻》，字里行间又见杨琏真加。

这极品妖人，盗墓经历越来越丰富，不仅盗财，而且盗色。他住德藏寺时，听说后山埋葬着两位急病夭亡的美女，杨琏真加这变态狂，竟想把她们挖出来奸尸，动手时，德藏寺一位法名真谛的僧人在斜刺里杀出，抽出韦驮木杵，猛击杨琏真加头部，导致他头骨震裂。杨琏真加的随从，也被他打倒一片。杨琏真加以为韦驮显灵了，捂着脑袋狼狈逃窜。

但我没有查到杨琏真加的死因，据说桑哥死后，杨琏真加入狱，被忽必烈赦免了，后来捐出所有的不义之财，在杭州飞来峰凿窟镌佛，来救赎自己的罪恶。明朝时，为了报复他斩首宋理宗的恶行，杭州太守陈仕贤曾命人凿去他的头颅，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里、张岱在《西湖梦寻》里也都表明自己曾亲手“斩首杨髡”，但他们都搞错了对象，让杨琏真加的塑身躲过一次次复仇，始终无损，今天的人们，在由他捐助的最大元代造像多闻天王像的左下方，仍可见到他的塑像。

而那件已变成工艺品的宋理宗头骨，终于还是被找到了，朱元璋下旨葬回绍兴的宋六陵。大宋皇帝的尊贵头颅，自被杨琏真加挖出盗走，北去南返，颠沛漂泊，凡八十年。

四

就在杨琏真加盗挖宋陵的第二年，赵孟頫带着赵宋的皇室血统进入大元朝廷。他的生命一半属于宋朝，一半属于元朝。他的内心，定然是分裂的。他自小接受的儒家价值观告诉他，要做一个忠诚的人，问题是，他究竟该对谁忠诚？大宋的江山不可复识，他效忠的对象已变成陵墓里的僵尸，而有知遇之恩的一代英主忽必烈，不仅曾是大宋的敌人，还偏偏是个异族。这让赵孟頫和那一代宋末士人陷入茫然。

凡鸟偏从末世来，以后每逢王朝板荡、江山换代，类似的两难，都会罩在士人头上——是殉葬旧主，还是投靠新君？生存还是毁灭，这不仅是个问题，而且一直是个问题。这一点，我后面谈元末倪瓒、明末钱谦益时，还得绕回来。但赵孟頫似乎无暇去怅望以后的千年，这样的痛苦将怎样周而复始，折磨天下有责任感的士人，对他来说，所有的锐痛似乎都降临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凭一己之力把它扛起来，像后世作家鲁迅所说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因为他的身份、处境，都没有人可以代替，杨琏真加的一切恶行，似乎都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当然也在江南民众中激起普遍仇恨）。在他之前，已有文天祥慷慨赴死，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豪言，又有文天祥的同榜进士谢枋得拒绝元朝收买、绝食而死，死前撂下一句“江南人才仕元可耻”的狠话。但天下人不能尽死，假若不死，又当如何活着？

赵孟頫《人骑图》（局部）

赵孟頫的困境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命题，那就是蒙元统治者算不算中国人？元朝统治中国，是异族入侵，还是改朝换代？他进入元朝政府，算不算叛变投敌？正像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谈到元朝就遭遇了困境：“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或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10]就拿忽必烈来说，他一方面是元朝的世祖，通过任命脱脱为总裁官，为之前三个朝代（辽、金、宋）修史，目的显然是为自己的王朝验明正身，将元朝楔进周秦汉唐以来的华夏王朝序列中；另一方面，他同时还是察克台汗国（在中亚）、伊儿汗国（在波斯）和金帐汗国（在俄罗斯）的元首，统治着一大片被称作“夷”的地区，如卜正民所说：“蒙古的汗与中国的皇帝不是一回事。”[11]其中的区别，一言难尽。

我个人意见，既然忽必烈灭掉金宋、统一中国，又信用中国儒臣，参与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叙事中，他所建立的王朝，就必然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因为所谓中华帝国，从来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由各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共同参与创造，而并非一个封闭固化的汉人王朝。明朝人写《元史》，把忽必烈塑造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12]，甚至削足适履地回避了中国之外的历史事实，明太祖朱元璋是推翻“异族”统治的民族英雄，但他建起的帝王庙，却把元世祖忽必烈与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相提并论，一起享配，他本人也到他们灵前行礼，都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

五

不过这些都是马后炮，在赵孟頫的时空里，他只能面对他当下的现实，他也曾隐过，享受过“印水山房”里的优哉游哉，如李白所写：“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夜来月下卧醒，花影零乱，满人衿袖，疑如濯魄于冰壶也。”但他毕竟还年轻，血管里热血沸腾，终究还是要照着多年接受的儒家教育，去匡正现实，扫平黑暗，否则读书何用？后来他干掉桑哥这权倾朝野的恶霸，将杨琏真加下狱，手里没有实力，是万万做不到的，在当时上山打游击，以武力抗元，已被证明是死路一条。文天祥曾苦战东南，谢枋得曾组织抗元义军，但他们都死了，一了百了，不再管身后之事，那他们身后之事谁管，又怎么管？赵孟頫说：

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13]

那时的赵孟頫，已经认同了这个蒙古人建立的“国”，把它当作“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所指。否则，不只他这一生功名无着，游闲于江湖，如他诗中所言，“方舟不可渡，使我空展转”[14]，更对不起古代圣贤的教诲。更何况，他赵家老祖宗几乎个个昏聩无能、任用奸佞、陷害忠良、奢侈腐败、劳民伤财、下流堕落，干的那些昧良心的坏事，作为历史学家的赵孟頫并非不知道。关于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我们来看那个死后被砍掉首级的宋理宗赵昀——南宋王朝的第五位皇帝，先是重用奸臣史弥远（收藏过《韩熙载夜宴图》的人），史弥远死后，又重用宦官董宋臣，在他们的主导下，王朝不仅没有抓住联蒙灭金的历史时机，使大宋走向中兴，相反，使朝廷政治极度败坏、王朝江河日下，而宋理宗，则充分继承和发扬了祖上的好色传统，甚至在董宋臣的安排下，召临安名妓唐安安入宫，遭到起居郎牟子才批评，还恬不知耻地说：“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也。”意思是说，与唐明皇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谁要是不服，还是先找唐明皇算账吧。下一任皇帝赵禥，与他的庙号（宋度宗）相反，完全是一个纵欲无度的家伙。依照宋制，凡是皇帝临幸过的嫔妃，第二天早上都要在阙门谢恩，由主管官员作工作日记，以备日后查验，但赵禥即位后，一次到阙门谢恩的嫔妃竟然有三十余人，让记录官员面面相觑。我想，皇帝如此勤勉，加班加点，一定让他们深感无地自容。

有学者论：“该替代的总要替代，该没落的总要没落，这是历史的辩证法。假如腐朽的制度总要延续，社会便难以进步。尽管替代它的不一定理想，但总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催化。所以，我们对没落的王朝可能会惋惜，但却不会去赞美。”[15]站在历史中，赵孟頫也深知这一点——所谓王朝换代，只是一个正常的时间现象，如前人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如他自己说，“兴废本天运，辅成见人庸”[16]，古往今来，如此往复。

更何况，与“朝代”的概念相比，“天下”“江山”这些意识符号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们不只是狭隘的政治，而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17]

赵孟頫《人骑图》（局部）

对于一个宋代皇室后裔来说，拥有如此辽阔的历史视野，很难，但认识不到，又无异于自欺欺人。

至于他地位的尴尬、内心的苦境，自不必说，还是将这一切都托付给自己的那支笔吧。

我们看《调良图》里，有风，有马，却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的马，也不再是纵横驰骋、威风八面的照夜白，而是一匹瘦马，古道西风中，正当奋蹄前行，却又踯躅不前，那正是他内心处境的象征。

《调良图》里，马的艰难行状，与唐代“五陵衣马自轻肥”的画马风格大异其趣，却与前辈画家龚开《瘦马图》几乎如出一辙。

唐人画马，重“肉感”，代表性的例子有韩幹《放牧图》《照夜白图》、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图上骏马，个个膘肥体壮，合乎唐代“尚肥”的审美趣味。到了元代，龚开画马，则开始注重“骨感”，像他的唯一存世画马之图《瘦马图》，突出了千里马有十五肋的特征，认为“现于外非瘦不可，因成此像，表千里之异”。

赵孟頫画过《二马图》，表达对瘦马的敬意，他说：“我思肥马不可羁，不如瘦马劣易骑。”肥马如劳斯莱斯轿车，如阿拉伯富商的黄金跑车（一款以两亿八千万欧元打造出来的世界最贵轿车），主要是用来炫富的，瘦马则是用来骑的，迢迢长路相倚，千山万水共度。

除了龚开《瘦马图》，在构图上，世上还有一幅《瘦马图》，出自元代一位今已佚名的画家，让我们与赵孟頫《调良图》联系起来。那幅《瘦马图》，同样是一人一马的平视构图，人、马的造型，也与《调良图》异曲同工，我们已很难判定哪幅画在前，哪幅画在后，只知道《调良图》方折劲挺的铁线描形成的人物衣格、圆活腴润的弧线勾画出的马体都只属于赵孟頫，线条间饱含的力度也无法被别人复制。那“风动如火焰的虬髯、马鬃、马尾”[18]，既表现了人、马在风中的战栗，也反衬出他们内心的稳定与刚健，那形象里，正包含了赵孟頫的自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