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向伪诗宣战(六)——“口水诗”重形式?重内容?

 瓶水牛 2017-05-20


“口水诗”重形式轻内容还是重内容轻形式?

 


 

“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赵丽华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恐怕算是最早出名的一首“口水诗”了。赵丽华也因其“口水诗”的被恶搞而被网友封为“梨花教主”。对此,网友、读者给予的多是反对态度,纷纷以模仿“梨花体”来作出戏谑和反讽给予回应,如“我/看了/笑翻了/看完了/才发现/我也可以是诗人的/因为——/我会用回车键”等等。大多数读者们对“口水诗”的理解是:随意甚至是随便“写”出的文字,像口水一样乏善可陈,其创作方法无非是把一段话录入到电脑中然后随意敲击几下“回车键”——如此一来,一首货真价实的“口水诗”就诞生了。

201010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杂文协会主任车延高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再次将“口水诗”的话题带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并使关于“口水诗”的论争演化升级。对于车延高获得这个在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读者和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而是将目光投射到了他的《徐帆》、《刘亦菲》等“零度抒情的白话手法”写成的诗,并美其名曰“羊羔体”。



《徐帆》


车延高


徐帆的漂亮是纯女人的漂亮


我一直想见她,至今未了心愿


其实小时候我和她住得特近


一墙之隔


她家住在西商跑马场那边,我家


住在西商跑马场这边


后来她红了,夫唱妇随


拍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片子


我喜欢她演的“青衣”


剧中的她迷上了戏,剧外的我迷上戏里的筱燕秋


听她用棉花糖的声音一遍遍喊面瓜


就想,男人有时是可以被女人塑造的


最近,去看《唐山大地震》


朋友揉着红桃般的眼睛问:你哭了吗


我说:不想哭。就是两只眼睛不守纪律


情感还没酝酿


它就潸然泪下


搞得我两手无措,捂都捂不住


指缝里尽是河流


朋友开导:你可以去找徐帆,让她替你擦泪


我说:你贫吧,她可是大明星


朋友说:明星怎么了


明星更该知道中国那句名言——解铃还须系铃人


我觉得有理,真去找徐帆


徐帆拎一条花手帕站在那里,眼光直直的


我迎过去,近了


她忽然像电影上那么一跪,跪的惊心动魄


毫无准备的我,心兀地睁开两只眼睛


泪像找到了河床,无所顾忌地淌


又是棉花糖的声音


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泪


省着点


你已经遇到一个情感丰富的社会


需要泪水打点的事挺多,别透支


要学会细水长流


说完就转身,我在自己的胳臂上一拧。好疼


这才知道:梦,有时和真的一样




尽管诗人们对各种写作风格进行尝试与实验无可厚非,单凭诗人的一小部分甚至只是一首诗就给诗人的整个创作整体定基调、做评判也远远算不上是科学的做法,但对于“口语诗”是否是真正的诗、是否对新诗的发展有利,还是有待商榷的。

事实上,“梨花体”和“羊羔体”并不是“口水诗”的唯一形式,诗坛中也绝不只有赵丽华与车延高热衷于“口水诗”的创作与“尝试”。2007年,十一位学者、作家通过对全国二十多份文学核心期刊的诗歌状况进行评议,推出了一份“庸诗榜”,孙文波、伊沙、春树等当代诗人创作的“口水诗”榜上有名。


现仅就“榜上有名”的几首“口水诗”来进行评析。


“醒来,窗外雪正密密地下/院子里已经铺上厚厚一层/‘银状素裹’。我想到这个词/同时想起烧暖里的煤已快用完/还在下雪,当煤用完我不是要挨冻?/真是漫长冬天。这让我的情绪/一下变坏,重新躺到床上”(孙文波《与沁园春无关》)。


“上去时和下来时的感觉/是非常不同的——/上去的时候/那山隐现在浓雾之中/下来的时候/这山暴露在艳阳之下/像是两座山/不知哪座更崆峒 /不论哪一座/我都爱着这崆峒/因为这是/多年以来——/我用自己的双脚/踏上的头一座山”(伊沙《崆峒山小记》)。


“草地/大片的平原/浩荡而杳无边际/这么多绿色/它们不值钱/也不值得我感动/主要是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春树《在路上》)。


——“梨花体”、“羊羔体”横行的年代,过于口语化的大白话直接变成了诗歌,甚至就成了诗人们争相追逐的一种流行风格。对于发表于《星星》诗刊的诗作《崆峒山小记》“荣登”这份“庸诗榜”,诗人伊沙为自己打抱不平:“这诗能叫不好吗?最优秀的游记也写不出这种味道……诗歌写得像对话,那是一种进步。”在这里,伊沙以及那些与伊沙一样对“口水诗”抱着类似态度的诗人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点:“口水诗”并不等于“口语诗”,更不等于优秀的“口语诗”。埃兹拉·庞德说过:“不用平庸的诗句复述已经在优秀散文里讲过的东西。把文章拆成一行一行————这种办法休想瞒得过任何聪明人。”


回顾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其中不乏脍炙人口而又实至名归的优秀口语诗(或曰“口语化”了的诗歌),如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臧克家的《有的人》、顾城的《远和近》、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等。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少数白话新诗,中国第一部新诗集、郭沫若的《女神》,朱自清编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的大部分诗作,放在今天也许会比很多“口水诗”还要无味,还要不忍卒读,但它们或具有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史意义,或对“白话诗”发出了表明自己态度的声音,总之这些早期的“口语诗”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前进多少起到过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往前追溯,更早的“口语诗”作者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柳永,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白居易;最早的“口语诗”也可从《古诗十九首》、汉乐府一路往回追溯至《诗经》的十五国风……正如文学理论家韦勒克与沃伦所说:“口头文学的研究是整个文学学科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不可能和书面作品的研究分割开来;不仅如此,它们之间,过去和现在都在继续不断地互相发生影响。”这些诗篇均由当时的口语写就,但是放在中国文化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去检验,它们却是具有希腊艺术般“永久魅力”的传世名篇;与其说这些古时候用口语写就的诗不用惧怕像“梨花体”、“羊羔体”这样被恶搞,不如说它们对语言形式与诗歌内容的同等尊重,决定了它们根本不会有被恶搞、被解构的余地。


结合马泰·卡林内斯库对“媚俗艺术”归纳的特征来对“口水诗”进行审视,“口水诗”作为一种“媚俗化”了的诗歌,诗人使诗歌越来越“便宜”以至于沦落为“垃圾”和“废物”般的东西,其内容的肤浅、诗意的消解无疑成为了的最好佐证。

“口语写作”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流行起来,符合这一时期对普通人之人生和世俗幸福追求普遍认同的文学生态,摆脱了朦胧诗及其之前所有对意识形态持对抗或依附态度的写作姿态,不管是语言技巧、思维方式还是意象运用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从而使中国新诗的写作获得了全新的活力。

可以说,“口语诗”或者诗歌的“口语化”是应运而生的。唐纳德·斯托弗认为“对诗人而言,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 “到语言的路上去,回到隐喻之前”(于坚语)、“诗到语言为止”(韩东语),第三代诗人们向“语言”致敬的声音不绝于耳,“他们”、“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各个诗歌流派也纷纷扛起了“语言”的大旗。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在走向“个人化”的同时,语言也走向了“狂欢化”;这一方面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使然。


但是时过境迁,现今也到了从诗歌语言的进化角度来进行一番反思的时候。事实上,“诗歌是语言的最高艺术”,作为语言的“炼金术士”,诗人责无旁贷地对提升一时一地语言、至少是保护这种语言负有着相当重大的责任,而不是因为“诗人”这一身份就可以毫无节制地通过诗歌来进行宣泄和放纵,任由诗歌语言漫无目的地走向日常化甚至是“口水化”,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的“媚俗化”甚至是“娱乐化”。正如同样处于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转型期的另一诗人西川所言:“诗歌语言不是日常语言。即使诗人使用日常语言,也不是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来使用。”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时期里,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方面,相当一部分看似“先锋”的诗人并没有做出本应该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口语从本质上说……是以功利的方式对语言的使用,属于人类消费行为的一种,在性质上是对词语的诗性的消耗。” “口语写作”盛行之初,确实有过从日常生活语言的泥沙里淘洗出语言金子的优秀口语诗(如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有关大雁塔》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诗人借着“向语言致敬”的名义,创作出的却是把诗歌降低为类似于一次性消费行为的“口水诗”,甚或是在诗中“大量纳入粗话、俗话,包括下流话,结构随意、松散、不加雕饰,语调调侃讽刺,充满黑色幽默式的‘审丑’情趣”,将人性中粗俗的、不健康的那部分体验展露无遗,同时表现出的是对语言、对诗歌极大的不尊重。


当读到“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我直奔东郊──动物园/与一头身患绝症的母猴/疯狂交媾”……这样的以及类似的早已将“回归语言”初衷抛到九霄云外的诗句时,让人很难再相信这些“诗”是对语言自身的呈现,也很难相信这些诗人的所写所思是为了使语言从一切功利、一切束缚中超脱、解放出来,从而不得不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有所质疑:难道现在的“诗”就该是粗鄙的、无聊的、无所顾忌的吗?难道如今一个“诗人”所应该做的就是不断向庸众献媚、就是持续刷新人们的审美底线、就是彻底的“以丑为美”吗?其实,“只有当日常语言被给予有意味的形体时,才能够变为文学。”


作为“口语写作”中的糟粕,“口水诗”有的重形式而轻内容,而有的重内容而轻形式,空洞的形式和肤浅的内容决定了“口水诗”具有媚俗化的特点,也决定了它无法为读者、为文学史、为新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正面的、积极的经验。过于推崇诗歌的“口语化”、甚至推崇“口水诗”的诗人或许是看准了在被大众文化包围的中国,“凡包含着某种生活方式的作品都可以流行,而深邃的思想、高超的写作技巧似乎反倒可有可无,”但是诗人们不应该过分地为了“语言”而“语言”,过度地去“崇低”与“祛魅”,太刻意地去使文学的宣泄功能和消遣功能任意发挥,从而达到某种取媚于众的目的。因为,“艺术可以肯定地说是为它本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艺术并不需要意识到这些目的,而且它愈是不关心这些目的,就愈能更好地发挥它的功能。”

 

  



诗与美酒------冷谷红



  



诗评媒编辑部信箱:shipingmei001@163.com

法律顾问: 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主任    马  伟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