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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园地:(63)诗歌七病

 江山携手 2018-06-11

 理论园地:(63)诗歌七病


 


作者简介:

向以鲜,1963年生于四川万源,诗人、石刻艺术史学者,现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研究员。著译有《超越江湖的诗人》《诗:三人行》《唐诗弥撒曲》《观物》《中国历代职官辞典》《中国文化史探秘》《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以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诗作曾获《飞天青年诗报》1985年优秀作品奖、1988年《诗歌报》首届中国探索诗大赛特等奖,作品被收入海外多种诗歌选集。八十年代末与同仁先后创立《王朝》《红旗》《象罔》等民间诗刊。

 

诗歌七病

文/向以鲜

 

    我们的汉语,尤其是当下汉语诗歌,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塌陷危机,可怕的疾病正在猛烈地侵蚀汉语的肌体!我虽然不是医生,但至少可以察颜观色。十四年前,在《纳米纳米》组诗中,我就曾写到《一个医生》,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医生的职责就是:从一点微妙的象征,看出可怕的未来!/ 一只鸟停在枯枝上,梳理凋零的羽毛 / 一只狗在黑暗中静静地老去 / 无孔不入的医生,住在血液里/ 或沿着某根神经疾行”。汉语诗歌的病,已病得不轻,就算不是医生,也看出了些端倪和病相来。

 

一、清晰与苍白:

作为对“朦胧”诗歌的一种反动,“清晰”概念的提出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但是,清晰和浅陋看似相去不远,实则隔着一条鸿沟。李白的《静夜思》是清晰的,郭小川的《望星空》则是浅陋的。清晰和生动则是一对双胞胎,这一点尤其重要,否则,清晰就可能成为苍白。梁宗岱在一九三一年写给诗人徐志摩的信中说:“一首好诗最低限度要令我们感到作者的匠心,令我们惊佩他的艺术手腕。再上去便要令我们感到这首诗有存在的必要,是有需要而作的,无论是外界的压迫或激发,或是内心生活的成熟与充溢,就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再上去便是令我们感到它的生命而忘记了——我可以说埋没了——作者的匠心。如果拿花作比,第一种可以说是纸花;第二种是瓶花,是从作者心灵的树上折下来的;第三种却是一株元气浑全的生花,我们只看到它的枝叶在风中招展,它的颜色在太阳中辉耀,而看不出栽者的心机与手迹。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切第一流的诗所必达的。它们是作者的灵指偶然从大宇宙的洪钟敲出来的一声逸响,圆融,浑含,永恒,超尘入化。”也只有这样的生动的诗歌花朵,才能散发清晰的诗意和芬芳。

 

二、口语与口水:

第一,从语言史或词汇史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口语与书面语之分——所有的书面语都来源于口语;反过来,几乎所有的口语,都有书面语的根源。第二,在人类的早期,口语大于、多于书面语;但是越到后来,由于书面语的记忆、传承与叠加,书面语就越丰富和盛大。到了今天,书面语已远远大于、多于口语。第三,欧美诗歌传统中所强调的口语诗,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下口水诗、废话诗或垃圾诗,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如明净的流水,后者则是废水或脏水;前者像一个彻悟的、大雅若俗的智者,后者则更像一个胸中无点墨的混混、无赖(指其为文化属性,并不涉及个人品格),他们常常自说自话,絮絮叨叨,把牢骚、新闻和粗口等等,一起贴进、粘进分行的文字里,一天可以写十首甚至更多,唾沫横飞,诗意扫地。本来,一国一族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应该成为其母语的发动机和心脏,他们肩负着不断拓展、丰富、创造其语言文化空间的重任!只要想一想:但丁、歌德、维吉尔、沙士比亚、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他们为自己的祖国和和民族,贡献了多少鲜活的甚至取之不尽的语言财富!我们今天的诗人还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是当下的中国诗歌,正流行一种可怕的语言瘟疫:废话之疾、口水(完全不同于口语)之病、垃圾之污。这样的写作,随意的、没有难度的写作,虽然极大地迎合了众多人的轻飘写作欲望,消解了诗人与说话者的界限,但是却极大地伤害了语言和诗歌本身!如果我们的诗歌写作,仅就词汇量而言,局限于可怜的、纯粹出于简单交流沟通之需的、屈指可数的日常口语或口水话范围之内(其单字量不超过一千个),我们的汉语诗歌,必将日益苍白、瘦弱、枯萎、死掉……

 

三、粗粝与粗糙:

对于一个雕刻大师来说,光滑与粗粝,都是他十分珍贵的语言,也是构成其作品的重要品质和手段。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米凯朗其罗或罗丹,我们都能在他们的鬼斧神工中看见这两种相辅相成的东西存在。显然,粗粝是经过艺术家精心选择和预设的。而粗糙,则是艺术家所不能容忍的,无论是由于疏怱还是因为才华不逮,粗糙永远是艺术的敌人。这种感觉,如同你看见一个美人,她可能不施粉彩,身着棉质或麻地的衣裳,这显然是有一分粗粝存在的,但她却是美丽的。但如果这个美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这个样子,粗是粗了,还有美感可言吗!说得透彻点吧:粗粝是一种内在十分考究,表象显得朴素甚至荒芜,触之疼痛抚之刺痛的品质;而粗糙则是从内到外的粗俗、粗野,粗陋。巨匠在作品中留下斧凿的痕迹,留下木头或石头的纹理,留下诗歌蛮荒的、原生的痕迹,那是粗粝。而资质与学识均难副其实的工匠或诗人,在作品中处处露拙、露丑、露怯、露肘,留下零乱和破坏的痕迹,那就是粗糙。

 

四、传统与现代:

所有的中国近现代诗人,尤其是当下诗人,都必面临两个伟大的传统:一个是欧美诗学传统,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国诗人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这很难说,得看这个诗人有没有接受与摆脱这些璀璨传统的能力或天赋。但是,这两个传统中,只有我们自己的祖国的诗歌传统,才是我们诗歌的故乡,欧美的传统,永远是他乡。不明白这一点,汉语诗歌,当永无出头之日。当下,一部分诗人对传统产生严重误读:他们不仅将传统与现代性(modernity)割裂开来,并且将传统与清晰、鲜活的诗风对立起来。实际上,诗歌或艺术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它是一个不断移动变化和生成的概念。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何为启蒙》一文中,是这样来看待现代性的:“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它既标志着属性也表现为一种使命。当然,它也有一点像希腊人叫做ethos(气质)的东西。”而通常人们认为最早提出“现代性”一语的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他本人就认为,在每一个古代画家身上,都能体现出一种现代性。因此,广义地说,任何时代的诗歌与艺术,都有其现代性的一面。对于《诗经》传统来说,屈原的作品是极具有现代性的;对于南朝宫体诗来说,张若虚是现代的,是一个彻底的叛逆者;同样,陈子昂绝对是初唐时代的现代诗人!《唐诗弥撒曲》中那组《感遇陈子昂》,正是献给这位卓越的唐代先锋诗人的,我在其中中的《修竹》中写道:“黎明收到东方/ 寄来的一枝修竹/ 我把它插进岩石里/ 剪掉一切与竹无关的/ 词语冰雪和装饰/ 剩下苍茫浸出碧血千滴/ 轻叩龙渊剖开/ 水银泻地的疆场/ 傍晚我听到琳琅之声/ 那是炼金士的密吟/ 还是拔节生长的汉魏风骨/ 在石头中轰鸣”。俄罗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说,要创作一首优秀的诗作,须从成吨的语言矿藏里熔炼出诗句。这成吨的语言矿藏,只可能蕴藏于悠久辽阔的传统文化之中。我们如要想写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中国好诗歌来,在经历了欧化失语的痛苦与徘徊之后,只有回过头来,以全新的洞见和伟力,不断向祖传的绵延矿山勇敢掘金,除此之外,中国诗人们已别无选择。

 

五、复杂与简单:

我们提到了诗歌的清晰品质,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决不能因为提倡清晰,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抛弃“复杂”的诗歌。我们说清晰不等于浅陋或苍白,我们还要说:清晰也不等于简单。李白的《静夜思》是一首清晰的诗,但它决不是一首简单的诗。甚至可以说,越是清晰的诗,越是不简单的诗。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小到一个诗人,大到一个民族或国度,如果仅有通常所理解的简单的诗歌,无论如何,那都无法成为伟大的诗人、民族或国度。如果李白仅有《静夜思》而没有《将进酒》、《蜀道难》、《游游天姥吟留别》,又或者中国只有白居易没有屈原,没有李贺,没有杜甫,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还可以成立吗?这个道理太容易明白了,可就是有很多人不明白。同样的,如果英语诗歌中,只有弗罗斯特或惠特曼,而没有艾略特,没有史蒂文斯,没有特德.休斯,那简直是无法想像的。复杂的诗,并不等于晦涩的诗人。我们需要简单的好诗,也需要复杂的伟大的诗篇。我们需要《诗经》,也需要《楚辞》。

 

六、政治与禁忌: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敏锐地指出:语言的瘟疫侵袭着人类使用语言的机能,表现为认识能力和相关性的丧失,表现为随意下笔、把全部表达方式推进为一种最平庸、最没有个性、最抽象的公式中去,去冲淡意义,挫钝表现力的锋芒,消灭词汇碰撞和新事物迸发出来的火花。卡尔维诺认为这瘟疫的根源首先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官僚机构统一用词,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其实还应该补充一下,还来自官方的禁忌语汇在不断扩大和扩散,它们正强力压缩我们的母语,我们的诗歌语言自由生长的空间。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瘟疫对于语言的强力入侵,很多人都会举出纳粹德国的例子。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专门著有《第三帝国的语言》。英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Richard Grunberger)在《12年帝国》中打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比方:纳粹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渔叉是有倒刺的,一旦插进肉里,便难以拔除。语言学者徐贲在评述克莱普勒时说,克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带钩的渔叉插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插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反观我们今天的汉语,包括诗歌语言,难道没有这样的渔叉吗?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的渔叉、文革反人性的渔叉、禁忌的渔叉以及阉割自由的渔叉……汉语一身都是伤,累累的伤啊。

 

    七、自媒体与诗歌:

以微信、微博等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让诗歌的写作,尤其是交流与发表、传播变得越来越快捷,越来越方便,这当时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可能成为坏事,世事难两全。现在来评估自媒体给诗歌写作所带来的影响,还为时过早,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已经呈现出来的景象,在一片繁荣之下,诗人蒋雪峰告诉我,可能是留下的是一片瓦砾。我说可能更糟,是一片灰烬。在万众为诗歌狂欢之际,诗人们,尤其是年轻的诗人们,也包括一些民间诗歌评论者,再也坐不住了,热血沸腾了,举手投足之间,一首诗或评论(常常用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暴力语汇来命名)就诞生了,就发布了,就传开了,甚至就流行了。诗人们以速成的方式,以压缩的方式,以火箭助推的方式,闪电般告别了,不,是跳过了、舍弃了本来属于诗人或作家所必不可少的,且十分重要的失语期或写作的黑暗时期,一个个貌似才华横溢却腹无诗书的诗人们,无须粉墨,即刻闪亮登场,即刻成为大师——在一个大师频现的喧哗时代,我强烈怀疑其存在的可能性。我以为,什么时候真正安静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出现大师的身影。忽然想起被梁宗岱称为德国抒情诗中最深沉最伟大的《流浪者之夜歌》,那是歌德(Goethe)用铅笔在伊列脑林中一间猎屋的墙壁上写下的:一切的峰顶/ 无声,/ 一切的树尖/全不见/ 丝儿风影。/ 小鸟们在林间梦深。/ 少待呵,俄顷/ 你快也安静。”

 

                                  ——2015年秋天修订于石不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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