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自《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872-1912》。 王韬：一个秀才意外的报人生涯 和普通平民相比，秀才的身份在中国科举选拔阶梯上已获得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虽然不高，却经常意味着一只脚迈入传统精英阶层的大门。所以当18岁的王韬顺利取得这一功名时，整个家族为之兴奋不已，这距他们上一个功名已为时太远，以至于人们始终难以把王韬和书香门第联系起来。当然，如果没有考场的进一步成功，秀才仅意味着他能够在乡村获得一定的尊重和教化之权，比如，他可以充当富裕家族的教师。至于面对朝廷的政治机会，则遥不可及，这一点在苏南地区，尤其如此。这里的举人和进士数量，长期高居中国前列。 王韬 明清两代，捐纳功名者得以从科举制的旁门涌入，但出售功名的范围基本限于监生、生员级别，非正途出身者很难继续晋升，清代举人和进士身份更需通过考试获取。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军之后，功名与捐功大量挂钩，科举威望开始历史性地下降。在王韬的年轻时代，洋务运动的幕僚团体尚没有大规模兴起，政治抱负和机会基本仍只能与科举应试能力对应。 与有着八次科举失败记录的苏州同乡、早期报人沈毓桂相比，王韬两三次考场失败，在皓首穷经习以为常的科举时代算不上多么严重的打击。如果不是家庭生活的重担很早落在身上，他极有可能在稍后继续走入科场，沿袭传统精英路径。被迫走上谋生之路，意味着王韬的政治机会从此逼仄，这与他自幼的抱负与自负，形成很大落差。他显然不甘于这种命运，此后一直试图获取新的机会。不过在远遁香港之前，这种机会少得可怜，王韬的观点既无渠道也无听众，更多只能自遣。 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王韬乘坐该洋行的船只前往香港 长期以来，中国文人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们都有一颗“政治头脑”。不论地位高低，在文人们共同诵读的诗书中总是渗透着“公民法则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那些不在官场的文人，“觉得自己同为官者的区别并不在于学问与见识的高下，而在于环境与机会的不同”。 为此王韬几乎不放弃哪怕一个很小的机会，当太平军占领江南向上海进逼，突然让他感到机会到来。 此时清政府、西人和作为新政权的太平军三方缠斗，传统政治秩序不再，秀才王韬与西方传教士在上海关系密切，正可以施展一番拳脚。事实上，他确实得到了类似团练的角色，不断向地方官员提交的剿匪策略看起来也得到了部分回应，不无兴奋的王韬甚至一度亲自奔命于战场。不过这种努力很快在太平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败退下来，此前他试图用实际行动获得剿匪业绩，以此获得地方官员的青睐，但是结果却令人失望。在太平军席卷大半南中国期间，疲于应付的各地官员，很多人致力于发动地方士绅动员乡村资源围剿叛军，李鸿章等人在夺取约七千万人的灾难中获得了巨大机会。可惜无论宗族势力还是科举功名的影响力，王韬的能量实在有限，只是因为这名秀才态度积极、接近洋人，策略也颇有可取之处，才获得了江苏官员的一些目光，但除了战争状态下的利用价值，王韬一官半职的幻想根本无法得到满足。 此后，发生王韬投书太平军一事，成为一件历史公案。目前的事实基本可以证明，1862年2月4日上书太平军出谋划策、署名“苏福省儒士黄畹”的人就是王韬本人。转向叛乱者的原因，一个重要解释是机会的缺乏和王韬强烈的政治参与欲望，这种矛盾构成了一种巨大动力。“王韬有强烈的从政愿望，但他的建议却很少受到青睐，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而他的朋友们却是仕途得意，这对于自视甚高的王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围攻上海前的太平军新政权，在拿下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后达到了表面上的成功之巅，叛军占领苏州、常州后，容闳亦到南京拜访洪仁玕，提出一系列实业和军事构想。容闳与王韬，一个类似之处在于他们对政府均无深厚感情，却对施展更大的政治机会更有兴趣。王韬向太平军的投靠姿态，背后颇有被迫而为的幽怨。 作为传教士所设墨海书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王韬对太平军政权寄予怎样的期待，无人可知。不过正如余英时所说，“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虽极尽歪曲之能事，但毕竟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这一象征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墨海书馆 人们有理由相信，缺少传统政治机会的《新约全书》翻译者王韬，面对披着西方宗教的新政权，有着超过常人的复杂感情。从太平天国对传统价值的冲击而言，王韬向他们的接近颇有历史象征性：西学东渐后的中国，士人的精神世界开始有了出轨脱缰的冲动。清廷随后下令对王韬通缉，这使他成为“圣朝之弃物，盛世之罪人”，不得不于1862年10月4日乘船仓促逃离，就此开始23年的流亡生活。 此时，他距离未来可能的新政治机会，看起来如此遥不可及。 王韬日后虽否认上书叛军，却失意地说出自己怀才不遇、无法闻于君家的感受：“吾儒束发受书时，固早以致君泽民为己任，乃既不获如志，悠悠忽忽以至日暮途穷，而犹瞻顾傍徨使平生之见解不得，托诸空言，身似寒蝉。” 体制内机会的匮乏，可以解释王韬一生的很多行为和思想。他对西方议会制的描述，很多来自他将之与当时中国政治参与匮乏、上下隔阂的比较，如感叹英国政治“上下之情通”，“实有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这既是托古慨叹，也是自身体悟。 走上办报之路，王韬的商业诉求远不及政治参与的渴求，《循环日报》成了他言论的爆发阵地：上至国家外交，下到具体政治事务改革，王韬发出了约八百篇言论，可谓大舒其志。他并没有意识到，报刊言论的影响力大超预期，香港给予他的物理、纸面空间，令其地位日升，以至于日后被林语堂称为“中国记者之父”。 《循环日报》 这种机会产生于西方冲击之下。官方危机对王韬来说，更多意味着机遇。因此他多次将李鸿章所言的变局，描述为“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甚至不无兴奋地称“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而转祸为福，变弱为强的关键在“变”。在此变化之中，政治机会随着新的参与方式而来，对王韬来说，就是意外找到了“报刊”这一手段，虽然开始报人生涯时，他仍怀着一颗忐忑之心。 《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872-1912》作者：李礼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