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的解析：噩梦的成因与如何解释 | 厄内斯特·哈特曼

clairewang37 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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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的解析

文 | 厄内斯特·哈特曼

（本文选自《噩梦的心理与生理》，厄内斯特·哈特曼著。转载请注明文章信息及转自微信公众号：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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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讨论有别于惊夜症的真正的噩梦时，我们当然是在讨论一种梦。这就说明，对噩梦的解释可以参照其他梦的解释方式。典型的快速眼动期噩梦（一种长长的、恐怖的、涉及大量内容的梦）大都异乎寻常地生动与强烈，人们可以像对待其他梦那样对它的内容作出心理联想，并可了解其潜在的观念、愿望与恐惧。

显然，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那么，他们对噩梦的内容就有着各自不同的联想。噩梦的前期内容，即在恐怖“结尾”之前的内容，与其他的梦十分相像，常常既包含着做梦者童年期的模式与愿望，又涉及到其近近所经历的“日间遗痕”。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对恐怖的“梦魇般内容”的自由联想，多半很快就会回溯到童年期的恐惧。常见的表述有，“那个样子真把我吓坏了”，“魔鬼可能会像在噩梦中那样破门而入，我实在是害怕极了”，“每当父母出门旅行时，我都感到那样无依无常”。这些表述充满着童年期恐惧与无助的情感，有时很难对此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

这些噩梦的临床印象，与在睡眠实验室中取得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这项调查涉及到在夜晚不同时间以及在一个睡眠周期的不同时刻惊醒后所报告的噩梦内容。在夜晚第一个快速眼动睡眠周期，或在某一个快速眼动周期的早期（比如说这个周期开始后的1-5分钟）惊醒的梦，其内容主要涉及当天或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而在夜晚睡眠的后期，或在一个快速眼动周期的后期惊醒的梦，其内容则更像一个地道的“梦”，它包含着做梦者早年（通常是童年）时期的素材。

正如我们所知，典型的噩梦发生于夜晚后期（凌晨四时至七时），并且往往是从一个长时间的快速眼动睡眠期中惊醒，根据我的经验，这种惊醒一般是在快速眼动期开始后的20-24分钟，甚至是在更长的时间内。因此，噩梦的最后部分，也就是惊醒前那段几乎总是十分恐怖的部分，正好发生于做梦者童年期内容开始浮现的时刻。

如果对噩梦中的恐惧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总是来自于童年期的基本恐惧：对遭受毁灭或杀害的恐惧，对丧失母亲乳房的恐惧（对丧失食物来源的恐惧），对丧失母亲或所钟爱的人（遗弃）的恐惧，对丧失母爱的恐惧，对致残、阉割或丧失身体器官的恐惧，等等。所有这些儿童期的恐惧，在他们长大成人后，当他们感到无助或失控的时候，当他们对自己的敌意冲动感到内疚的时候，就有可能被激活。

所有这些基本的恐惧，都有可能被看成是对儿童所做或所想之事的惩罚。例如，三四岁的儿童在弟妹诞生后，往往会描述这样一些噩梦。在梦中，他们受到魔鬼的追逐、殴打或杀死，还有可能被孤零零地抛弃在荒岛上。考察事情的前困后果就会明白，儿童这种在噩梦中的遭遇，正是对他们怀有渴望杀死自己的弟妹这一愿望的惩罚。哈里（书中第三章案例，详情请查看原书）所做的那些受到殴打或伤害的噩梦，就是因为他对新出生的小弟弟充满极端敌意情感所导致的后果。

但这只是儿童的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难道不能解决和克服这些恐惧吗？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正知我们所知，多数儿童在五六岁后的噩梦次数就会大大减少。不过，这些恐惧似乎仍然以某种方式而在那些继续经常做噩梦的人中存活着；在那些偶尔做噩梦的人中也能被重新激活。

人们或许认为，成人的噩梦会更多地涉及到成人的恐惧与担忧。确实，在噩梦世界中的各类角色是“长大”了一些：魔鬼、老虎之类的东两很少出现了，取而代之的是凶手、歹徒和军队。不过，成人中最恐怖的噩梦似乎与童年期的基本恐惧有关。即使成人的噩梦表达的是成人的敌意冲动以及所引发的可怕后果，也仍然与童年期的恐惧存在着关联。例如，一位接受我的心理分析治疗的女患者最近生了一个孩子，她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却梦见，“我在锅里煎炸我的婴儿”。心理联想很快就导向对这个婴儿的被压抑的恼怒情感：她喜爱这个孩子，但有时这孩子很碍事，夜里吵闹等等。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但她有时的确希望摆脱这个孩子。

几乎所有的母亲都会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种情感，这当然是令人困惑不安的情感。但我认为，这种情感本身尚不足以产生噩梦。如果对这位妇女的这个梦和其他的梦做进一步的联想分析，就可追溯到她早期的童年时代以及对她母亲的怨恨情感。那时她母亲长期期处于抑郁消极状态，没有给她提供她所需要的安慰，支持与鼓励。她经历了一段艰难而可怕的时期：任意冲动、脾性乖戾、情感放肆。因此，对她童年处境的最佳描述，就是她母亲将她丢在“油锅里煎炸”。

事实上，“放在油锅里煎炸”正是对导致噩梦的无助感的惟炒惟肖的描述。它描述了儿童的自我状态，儿童置身于外部强大力量之下的无助状态，以及儿童面对强大的内在冲动与压力时的无助状态：儿童遭受着他本人既无法控制又不能逃避的力量的“煎熬”。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都经历过这种状态。但是，那些拥有良好的心理结构、良好的自我观念或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料的人，可能会较少地经历这种痛苦。而饱尝其苦的正是那些具有薄弱界线的人（他们会体验到极其强烈的感情）和那些没有得到父母或其他照料者充分关怀的人。

既然已经谈到这里，我想提出一种见解：即地狱观念的起源可能涉及到我们所讨论的噩梦现象。在我们的地狱观念里，充斥着面对强大恶魔时的无助形像，也充斥着诸如“在油锅里煎炸”之类的悲惨景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佛兰德画家希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就描绘了一个堕入地狱的灵魂被放在油锅里煎炸（图1）的形象。这些意象显然与童年的基本恐惧和对接受惩罚的恐惧有关。

我认为，人们关于地狱的形象直接来自于人的噩梦。克莱伦斯（书中第三章案例，详情请查看原书）描述了他那可怕的噩梦后，接着说道，“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就像在地狱中”，此时，他的确做出了正确的联想，只是前后顺序正好颠倒过来罢了。地狱应当使人们想起噩梦，因为正是围绕着噩梦，人们才建构了地狱。无独有偶，琼斯在此之前就已经提出魔鬼观念来自人的噩梦。总之，我以为，人在童年期不同程度地体验到的那种绝对的无助感，构成了噩梦的本质性底蕴。附加于其上的只是对具体冲动或惩罚的具体恐惧与关注而已。

“最后的审批”希罗尼米斯·博斯绘

弗洛伊德强凋，应要求患者对梦中的每一因素进行独立的联想而不是将梦当做一个整体来对待，因为每一种因素都体现着一个联想链的最终结果。而这条追根溯源的联想链又往往会涉及到日间心理遗痕与童年恐惧。然而，并非所有的心理分析学家都对此表示赞同；并且，在临床上，一般都是把梦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的。正如托马斯·弗伦奇（Thomas French，1964）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所指出的，有时，梦也可以被解释为对做梦者的精神状态或遭遇的问题的总体象征。

例如，一位开始接受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的患者，会经常梦见自己在一条漫长的旅途中跋涉着，沿途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类似地，海因兹·科胡特（Heinz Kohut）使用“自我状态”这一术语，来指称那些以生动、象征的方式描绘做梦着当下“自我”状态的梦。他引证了这样一个病例，一位妇女梦见自己居住在一颗运行于外层空间的卫星或彗星上，经过许多年才有一次机会能返回到太阳的光明与温暖中来。显然，这是对那位妇女当时看待自己生活方式的准确的象征性描述。

毫无疑问，有时也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把噩梦解释为对人的“自我”状态或精神状态的形象描述。我遇到过一位患者，她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总是与众不同，无法与人和睦相处；在一个可怕的梦里，她梦见自己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箱里，她可以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却不能与人谈论或交流。这个形象，也正是美国当代诗人西尔维娅·普拉丝（Sylvia Plath）在描述她精神病发作期间的自我状态时（《钟罐》）所使用的一个形象。

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前文提到的那位精神症患者一一他在一次急性脑炎发作中转化成了帕金森氏综合症，在一次噩梦中，梦见自己被自己的雕像牢牢捕获。如果人们在这种意义上把噩梦解释为一种自我状态的象征，那么他就必然会承认，经常性的噩梦受害者总是处于一种能令人回想起童年无助感的状态之中。我认为，这在许多噩梦受害者中的确如此；他们因具有薄弱界线特征，因过于开放而极易招致伤害。

按照这种观点，噩梦内容的变化有时也清晰地反映着做梦者精神结构与动态方面的变化。如果能有机会在一段较长时期内考察一个人的噩梦，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在我有机会数年后与其再次会谈的经常性噩梦受害者中，有几位谈到了他们的噩梦内容方面的变化。一位妇女告诉我说：

“过去，我在噩梦中只能接受妖魔鬼怪的任意摆布。我无法逃走。我被打倒在地，有时受到刺伤；我无依无靠、孤苦伶仃。但是，去年有几次我竟然设法成功地逃脱了。有一次，我在睡梦中甚至捡起了一根棍棒，成功地击退了那个妖怪。”

进一步的交谈表明，噩梦中发生这些变化的时候，适值这位做梦者自我感觉比以往要好，体验到的恐惧比以往要少的时候。到出现“打退妖怪”的梦时，她平生第一次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与男友和其他几位朋友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她的早期恐惧也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支配着她了。

一位接受心理分析治疗的患者，提供了一系列清楚地反映其精神状态变化过程的梦和噩梦。这是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士，曾经历了艰难的童年生活，当时正为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而疲于奔命。她多次梦见硕大无比、面目狰拧的鲨鱼或像鲨鱼一样的怪物，从海里钻出来，追逐她，恫吓她。有一次，在梦里，那个怪物捕获了她，准备折磨她，杀死她。在接爱心理分析治疗之前以及在治疗期间，这样的梦又出现了几次。

那个时候，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之路应当何去何从，她重新经历了童年期的恐惧与无助感，随着逐步理解和克服这些恐惧，随着生活日益走向稳定，她又有几次梦见了那个鲨鱼一样的怪物，不过，它看上去不像先前那么恐怖和可怕了。最后，当她结束了分析治疗，当她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时，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梦到了那个怪物。它从一个泳池的水中浮出来，来到她跟前，她拍拍它的头，摸摸它的毛；而它则蜷伏在她的脚下，就像一头温顺驯服的狗。

我们已经看到，半数以上的成人都有偶发性噩梦。那么，所有这些噩梦都可以按照上述方式来理解吗？既然我们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就很难作出完全肯定的回答。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即偶发性的噩梦体验只是我们童年时的确体会过无助感的标志，是我们现今仍然残存着童年期恐惧的标志。我们产生噩梦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回想起童年无助情形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担心再度陷入那种无助状态的时候。

例如，有些接受心理分析治疗的患者，平时并不做噩梦，而在接受分析治疗前后，却往往会做一两个可怕的噩梦。有时，这些噩梦的内容还会含有童年时代的噩梦内容。这表明他们对在心理分析治疗中可能再次陷入“无助的儿童”状态的噩梦和担忧。有时，在接受心理分析治疗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内容涉及到童年时代可能的人和物的噩梦：“我和某人一起走着，路两旁到处是张着大嘴的黑黢黢的深渊”；“我应该钻进那个地道，可是那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野兽”。

为了完整起见，我还要提及一种例外的、相当罕见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我只是耳有所闻，却一直没有能目有所睹，也没有获得正式可靠的资料证明，此即噩梦或者焦虑梦有时可能是清醒意识尚未意识到的体内某种病变的信号。

许多分析学家，包括弗洛伊德，都提到过这种类型的梦；还有些心理治疗学家也跟我淡到过这类梦，其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例是这样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后，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一辆摩托车辗过她的胸部，她的左侧乳房感到一阵剧痛，她极其恐惧地惊醒了，她与她的心理治疗医生就这个噩梦一连讨论了好几个星期，比如，她对待孩子的情感，对待自我性别角色的情感，以及对待她母亲的情感。然而始终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异乎寻常的噩梦。一个月后，在一次例行的体检中，竟然发现她的左乳长了一个肿瘤。（它很快就被成功地切除了。）对于这一类病例，人们可以说，噩梦（或其他梦）就像司空见惯地描述了人的精神状态一样，也描述了人的身体状态。

上述各个方面，我认为是噩梦解析中最突出的特征。我着重强调了噩梦有关的内容，而不是泛指一般的梦。我没有提及所渭的“愿望的满足”，它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梦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弗洛伊德有时也把噩梦解释为超我愿望的满足——接受惩罚的愿望，有时又对这种解释迟疑不决，闪烁其词。琼斯（Jones，1931）把噩梦看成是强烈的性欲受到了强烈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西奥多·利茨（Theodore Lidz，1946）认为，他所研究的噩梦（即创伤性噩梦），不仅可以理解为一种渴求惩罚的愿望，而且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死亡的矛盾愿望”，即死亡的愿望及逃避死亡的愿望。

根据我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探索，我认为愿望的满足无法构成噩梦的核心。在对噩梦进行心理联想时，人们总是能够发现各种愿望；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每一种恐惧都可以解释为包含着一种对立的愿望（例如，对遗弃或拒绝的恐惧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获得接纳的愿型）。可是这些愿望在噩梦中显然没有得到满足，除非人们说存在着对死亡或惩罚的愿望，否则就不能把噩梦的本质解释为一种愿望的满足。

综上所述，噩梦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性的梦，像其他梦一样，自身就导向某种解释和说明。对噩梦的各种因素、各种成分的心理联想往往导向童年期的恐惧与无助；而对噩梦作为一个整体的心理联想则往往导向做梦者的精神状态。对照上下，创伤性噩梦几乎是对创伤事件的准确再现，一般不能直接把它当做一个梦来解释。尽管如此，这种现象还是可以加深我们对噩梦的理解。

◎ 编辑：贾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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