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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以称之为思想的思想，一定是在一个人的心灵主观范围之内展开的思想。所有以集合的人、群体的人、社会的人、时代的人为范围的思想追问，都是雕虫小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思想。如此，在过去几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可能连一个像样的思想家都没有出现过。
是的，做学问，最大的难题是怎样回到心灵之中，而不被外在的各种诱惑牵制。这种关于思想的边界意识如果没有建立起来，思想家就会被热闹而肤浅的外部世界所吸引。如此，这样的局面不仅阻挠了原创思想的兴起，而且导致我们对西方思想史产生了严重的误读。 比如康德的三大批判，在很多中国学者的眼里，康德几乎就是一个人类主义的思想家，他的视野不仅是国家的，还是人类的，康德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宏大叙事。
这是天大的误读。在这里，有三个命题需要辨析。
第一，圣经传统秩序下的人，都是个体意义上的人，全部人类的意义体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人的生命体现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命。因此，个体之人是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最稳定的基准前提。 we are the one。上帝创造人，创造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上帝是惟一的上帝，人是惟一的人，救世主是惟一的救世主，上帝之子是惟一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惟一的，无论是外表，还是灵魂，这个世界上即使有一百亿人，一千亿人，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和你一模一样的人。 所以要记住，你是惟一的，我是惟一的。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所以珍贵的全部理由，也是我们展开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守住的惟一的个体之人的观念前提条件。如果你失去了人的个体性的观念前提，就意味着你彻底地、永远地丢掉了思想。 康德的全部思想都建立在这样的观念秩序之上，这是那个时代的欧洲敬虔派基督徒普遍接受的观念前提。作为知识人的康德，可能会对教会的治理方式提出批评，可能会对某些神学家的思想局面提出批评，但他不可能离开基督信仰的传统观念秩序而思考。因为这是一套信仰生活，经由一千多年的时间已经完全内化为一种观念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按照托马斯阿奎纳的解释，上帝的话语已经完全“灌输”到所有人的心灵之中。
第二，康德的三大批判，不是三个分散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三一论的知识秩序。个体的人的意义，被康德细分为理性的人，伦理的人，美的人等三个维度。而三个维度意义的人，又被康德综合判断为一个惟一的个体之人。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思考的是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个人怎样展开他一个人的理性能力，即一个惟一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何展开他惟一的思想的张力。如此，一个人得以把自己建构成一个”理性的人“。 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思考的是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个人，如何在他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完全服从于上帝的绝对命令，对他一个人的内心秩序，展开他惟一的心灵动机的追问，一个惟一的人必须每天追问自己，每天审察自己，自己惟一的内心深处是不是顺服了上帝的绝对命令。如此，一个人得以把自己建构成一个”伦理的人“。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思考的是一个由上帝创造的个人，如何在他的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完全立足于上帝创造的目的性，从而使得自己的心灵秩序呈现为一种“美的人”。这种美的崇高目标，就是合乎上帝创造的目的意义。“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美学的崇高目的，就是热爱每一个个体的人。 这是上帝的命令。“如果一个人说，我爱上帝，但他却憎恨他的弟兄，那么这个人就是撒谎者。”热爱上帝的最大表征，就是人和人彼此相爱。所以，当我们讨论美学的合目的性，我们是在讨论爱的意义。最崇高的美，就是爱。这是一个上帝创造之人关于美学的惟一意义。
第三，当我们把康德的三大批判看成一个整体的思想体系，聪明的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康德不是在思考整个人类的命运，而是在思考，一个惟一之人的生命意义如何成为可能。理性的人、伦理的人、美的人，构成一个惟一个体之人的三个要素条件，而这三个要素条件合为一体，成为一个三一论意义上的“自治之人”。
一个在上帝创造的意义之下诗意存在的健全之人。康德全部的思考，都是致力于一个个体之人的灵魂与精神的想象。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末尾，像一名诗人一样说出了这样的格言：“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对于任何一位中国式的学者而言，如果他具有一定程度的基督信仰体验，如果他理解了康德的思想事实上都是在一个个体的人的灵魂范围之内工作，那么他可能会被康德对人的理性、伦理和美的研究深深震撼，并由衷地叹息，这真是一个努力认识自己的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某种意义上，康德的工作可能就是发现了上帝的一面镜子，当人们遇到了这面镜子，愿意站在这面镜子之前，他会比较清晰地在镜子里看见自己。 但是，如果一个中国式学者，不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督信仰体验，如果他理解不了康德在一个个体的人的灵魂范围之内的思考的问题意识和边界意识，那么他肯定会认为，康德的思想不如中国人的“天道意识”来得神秘，不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想象来得宏大，也没有中国思想“学以致用”的明确倾向。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认为康德的思想无法发展出一套治国平天下的宏大谋略体系。所以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致力于个体之人的心灵秩序在思考，这实在是太不大气了，视野太不开阔了，康德的思想不是黄钟大吕，仅仅是一种从心灵深处缓慢流淌出来的涓涓细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刻薄地认为，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李泽厚、俞吾金、邓晓芒等中国式的康德研究者，都没有进入康德的思想之门。这样一群看上去聪明绝顶的华人知识精英，一生饱读诗书，不仅无法理解人如何认识自己的命题，甚至无法真正回到自己的心灵秩序之内。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悲怆人生呢。 是否赞赏，并不影响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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