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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了人类理性。理性是上帝、天使和人的同类项。这种同类项的秩序，在存在之链的意义上，表现为不同的理性秩序：
人的理性就是“给定有限理性”。上帝给予我们有限的理性，成为我们人类重要的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人类拥有“给定有限理性”这样一种分析工具，我们获得了怎样的生命意义，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能够恰到好处地使用上帝给予我们的理性。
给定有限理性的要义，一方面在于人的理性能力永远小于天使，小于上帝。上帝的理性经由天使的传递，构成人的理性秩序。人的理性是一种结果，上帝的理性是一种原因，结果一定绝对小于原因，事实永远小于一。
所以，人类使用给定有限理性的首要原则，应该是思考“我不能做什么”。然后才能思考：“我能够做什么”。
这是形而上学最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任务明确建立起来之后，人类才有条件进入到形而下的细分领域。
是的，在形而下的意义的层面，我们通过认知和强调我们的理性能力，得以明确到一个伟大的事实，相比于同样活泼、同样美的动物，人惟一的不同之处，惟一的价值所在，是人的理性。理性构成了人与动物的惟一区别。这是形而下进路意义上对人的意义的再一次界定：
人是理性的人，而动物是非理性的动物，自然是无理性的自然。
人的意义在这个具体的世界上得以确定。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形而下的意义上讨论人的意义，当我们通过以动物和自然为参照系来思考人的意义，我们的观念是明确可靠的：
人的意义肯定高于动物的意义。那些在动物的身上寻找人类理性的人们，事实上是在贬低人的意义，抬高动物的意义。人与动物的同类项，是活泼和美。当动物保护主义展开他们的理念和行动，他们是在保护动物的活泼与美的属性，但如果他们将动物的意义抬高到理性的层面，则这种动物保护主义就构成了对人的意义和权利的破坏。
所以必须要强调，人与动物的惟一不同之处，就是人拥有伟大的理性能力，这是人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如此高贵的形而下原因。
理所当然，人的意义也肯定高于自然的意义。那些在自然事物的身上寻找人类理性的人们，事实上是在否定人的理性能力，抬高了自然的意义。人与自然的同类项，是美。这意味着，自然在人的面前，既不具有生命的活泼性，更不具有人的理性能力。当自然主义者试图把人的意义赋予在自然的身上，或者试图将自然的意义赋予在人的身上，这都构成了对人的意义和权利的伤害。一条再美丽的河流，也不可能比一个人的生命和理性秩序更美。一座再伟岸的高山，在人的理性秩序这里，也仅仅是自然的小小细节。所以我们要反对自然的人化，也要反对人的自然化。回归自然是一个经不起理性追问的错误。在奥古斯丁的存在之链中，人应该回到上帝的秩序之中。如果回归自然，则意味着人的理性的丧失，生命的否定，美的堕落。
形而上的进路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看到了人挥之不去的无知感和无力感。形而下的进路上，我们看到了人的意义，人的价值，人的优美。感谢奥古斯丁，当我们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向进路之中，完成了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辨析。我们终于意识到，上帝赋予人类理性，而人用理性这个伟大的分析工具，承担着管理这个世界、管理动物和自然界的责任和使命。
莎士比亚说得没错，“人是万物的灵长。”帕斯卡尔也说得没错，“人是宇宙中的精华”，“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一切都因为上帝给予人类美好的理性。
在形而上的进路，我们必须信仰；在形而下的进路，我们必须理性。理性是上帝赐予给人类最好的礼物之一，人的理性能力和信仰上帝的能力之间，不是冲突式的悖论，而是起源于上帝意志落实在人身上的涌现秩序。 单向度强调信仰，人会贬低理性；单向度强调理性，人会远离信仰。因此，一个上帝创造之人，合理的生命方式，应该是一方面警醒祷告，保守自己伟大的信仰；另一方面将自己的理性能力发挥到极致。 这才是一个人对上帝意志的赞美与回应。 这样的界定，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合理地使用我们的理性。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展开对人在使用理性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两种错误进行怀疑与批评：
第一个方向的怀疑与批评，指向那些不相信上帝、没有信仰生命体验的人们。
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理性是什么，不可能理解理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或者说，他们只能在现象的层面理解现象，在理性的层面理解理性。然而阿奎纳说过，“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它自身的原因”，所以，他们所理解的理性，仅仅是人处理当下经验的能力，现实的问题成为一个诅咒，遮蔽了他们的想象力，以至于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理解，理性为什么成为可能，人所拥有的理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前所未有的宣告，从犹太教向基督教涌现的信仰观念秩序，是一种超验力量。这种观念秩序从上帝的启示出发，经由人的理性，构成人的思想能力和知识能力。表现为一个三一秩序的知识论模型：
——直觉的能力（intuition）； ——假设的能力（postulation）； ——从不可能性到可能性的涌现能力（evolution）
直觉能力带来问题意识；假设能力带来基准条件；从不可能性到可能性的涌现能力，带来过程理性。如此，人类的科学与知识得以成为可能。
也就是说，那些没有明确上帝信仰的人们，将在先验观念秩序的意义上就不可能拥有“直觉能力所带来的问题意识”，不可能拥有“假设能力所带来的基准条件”，不可能拥有“从不可能性到可能性的涌现能力”。
第二个方向的怀疑与批评，指向那些在教会之中将理性与信仰理解为冲突关系的人们。他们面临着理性意义上的巨大错误：为了强调自己的信仰，他们否定甚至排斥人类的理性能力；为了强调真理的意义，他们弃绝了智慧和知识。在历史的意义上，这甚至构成了一些教会反智主义盛行的内在原因。
如此严厉的批评，并非夸大其辞，而是要促使我们找到问题的症结，看看我们这些倾听到了上帝话语的人们，如何缺少必要的沉思与工作。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问题，我们这些已经听到了上帝话语的人们，同样会在理性秩序的意义上无法拥有“直觉能力所带来的问题意识”，无法拥有“假设能力所带来的基准条件”，无法拥有“从不可能性到可能性的涌现能力”。 也就是说，在思想、智慧和知识的命题上，我们和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其实没有区别。如此，上帝赋予我们管理这个世界的责任、激情和使命，就成为一句空谈。我们就会成为那些“把一千舍客勒银子埋在地里”的恶徒和懒汉，注定要被上帝扔进火湖，永远哀哭切齿。 是否赞赏，并不影响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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