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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代，李阳冰为《李白集》作序时就说：“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神龙之始，逃归于蜀。”（李阳冰《草堂集序》）中唐范传正在《碑序》中也说：“其先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九代孙也。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新、旧《唐书》中也有类似记述，其中《新唐书·李白传》中说：“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三条记载，一说谪居条支、一说窜于碎叶，一说以罪徙西域。三个说法并不相同，具体地点及古今沿革也众说纷纭。但若说其地即丝绸之路的某个节点城市，当无大的问题。 现代学者也有不少论述。陈寅恪先生说：“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金明馆丛稿初编·李太白氏族之疑问》）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他“以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出生于中央亚细亚的碎叶城”（《李白与杜甫》）周勋初先生说：“此时碎叶虽然还未纳入中国的版图，但东西交通还是通畅的，李白先人自可沿着丝绸之路迁徙到碎叶去。”（《李白评传》）袁行霈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则说：“不知由于何种原因，李白先世谪居条支或碎叶，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大约在他五岁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可见，无论是原始文献还是现代学者的观点，大家共同认识到李白的出生地与西域、与中亚地区即后来所谓丝绸之路是有关联性的。 葛景春先生谈论李白与西域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在盛唐的著名诗人中，一说到西域及丝绸之路，人们一定会首先想到两位诗人，一个是李白，一个是岑参。我们知道，岑参是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他就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将中亚西域的壮丽风光和风土人情，生动形象地呈现在他的诗中。但李白的西域文化因子，并不完全表现在他的诗中，而是烙在他的灵魂上，溶化在他的血脉中。可以说，岑参诗中的西域文化成分，只是表现在风物和景象上，而李白的西域文化因素，却体现在他的骨子里。他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和西域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代表性人物。”（葛景春《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他敏锐地揭示了丝路文化对于李白影响的深刻性和内在性。 出生地之谜。李白出生地有碎叶、条支、西域诸说，诸说之间有什么关系？几个地名究竟在什么地方？西域、碎叶确指何处？学界争议很大。但它们都是丝绸之路上的节点城市。 家世世系之谜。李白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迷，即他的家世之谜。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自述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右姓就是豪门大姓，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家族，做什么官，是富商还是显贵？并没有说清楚。范传正《碑序》说他“其先陇西成纪人。……约而计之，凉武昭王九代孙也。”“凉武昭王之后”，就是说李白与李唐统治者是本家，这种说法是否可信，无法考证。 卒葬地之谜。范传正《碑序》中说：“殡于龙山东麓，……卜新宅于青山之阳，……故乡万里且无嗣，二女从民永于此。”李白权殡和迁葬的龙山、青山都在今天安徽的马鞍山，这里并不是他的故乡。“故乡万里且无嗣”，李白有儿子伯禽和女儿明月奴，这里却说“无嗣”。“故乡万里”，他的故乡在哪？我们知道，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古代汉族士人，乃至一般家族都很看重落叶归根、去世后安葬故乡祖茔，像杜甫，去世后权殡在洞庭湖附近平江，四十年后其孙杜嗣业还是把他灵柩运回偃师的祖茔，和杜预、杜审言葬在一起。但李白卒于客寓，未迁归祖茔，颇异唐代士族丧葬礼俗，虽因子孙无经济条件归葬，但亦当与其家久居西域，濡染胡风，中原礼俗观念淡薄有关。 李白出生地、世系、卒葬地的无从核实，让人迷惑难解之处，也许正是因为他这方面有一些不便道明的地方，这可能与他家族的丝路生活背景有关。 李白一生喜欢旅游，他自己曾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其实李白一生有三次与丝路文化相关的大的旅程。第一次是幼年之行，五岁时随家人由碎叶回到内陆，走的大体是陆上丝路的线路。第二次是壮年时由川出峡，由南向北，走的大体是后来茶马贸易的路线。第三次是中年时由西向东，从中原到边地。这次旅行是安旗等学者最早发现的，安旗先生指出李白曾到过北方的幽燕一带。这三次大的行旅，都使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 《李白行吟图》梁楷（南宋） 李白作品中所记载，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民族战争的态度，颇有些与众不同，超越时代之处。他在《古风》其十九中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对安史之乱的批判，由于安史之乱是胡人将领的叛乱，所以他大力批判，态度和当时大多数诗人一样，对导致生灵涂炭的叛军挞伐批判。但有些诗中则可看出他的不一样之处。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对哥舒翰攻取吐蕃石堡的战争持批判态度，与当时王维、储光羲、高适等对此一味歌颂相比较，思想的高下深浅就显示了出来，在这一点上李白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伟大诗人。还有《古风》其四十三、《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抒发对唐王朝攻打南诏大理国的看法，也是持大力批判的态度。 当时的文士多有“夷夏之防”的观念，但李白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可以说李白能够领会唐太宗“华夷如一”的民族思想，所以能够在夷夏观念上超越时代的理念，他不是一个只会舞文弄墨、雕章琢句的小文人，他是一个有大中华思想、天下意识的大诗人。这是我们研究、认识李白作品时需要注意的，不应只在字句上钩深索隐，而是要在大处领会李白超越时代的伟大之处。周勋初先生曾发现，在李白的全部诗文中，从未用过“蕃”字、“番”字或“蛮”字。只出现过“陈蕃”的“蕃”字，但是这是古人的名字，不是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诗仙李白之谜》）李白诗中用过“胡”字，但这是一个中性词，不含有轻蔑意思。李白思想能达到这一境地，可以说和他深受丝路沿线多民族文化影响，自幼具有民族平等的意识不无关系。 李白《战城南》诗中说：“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来唯见白骨黄沙田……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是《老子》中的说法和思想。李白吸收这种热爱和平的思想观念，主张不轻启边衅，不轻言战争，与杜甫《兵车行》中“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的反对穷兵黩武旨趣相通，思想深邃，境界高远，值得今日世界各民族人民温习和思考。 李白诗中还描写了不少西域地区音乐、舞蹈等文化内容。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葛景春先生认为，李白《东山吟》“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扶风豪士歌》“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等诗表明，他“本人也能自编自跳青海舞、脱帽舞等”胡人的舞蹈（葛景春《李白及其诗歌中的丝路文化色彩》）。李白又有《僧伽歌》一诗，描述他和从南天竺来的僧人僧伽熟识、交往的情况，也颇有异域色彩。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曾记载说：“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此则是白之轻财好施也。”表明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但乐善好施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李白做好事的底气从何而来呢？有学者曾指出他的父亲可能是富商，所以能提供给他优厚的旅行盘缠（见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他这样的行为行事方式，也和一般中国士人的做派不大一样。 总之，李白的家庭、他自己身上、他的诗文中都有不少迹象表明，他与丝路文化有着比同时代一般诗人更为密切的关系。通过上面的简要介绍，这些应该是显然可见的。 一、从纵向时间的维度来看，李白诗歌是唐前诗歌传统和唐代诗歌创作交流融汇的结果。从空间维度上来说，李白诗歌也是丝路文明互鉴的产物，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可以说，李白诗歌也是唐代汉民族文化与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多元共进的结果。二、天才李白的个性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是难以学习的。但他的成长过程却对我们多有启发，可以借鉴，如多语习得、多元文化素养、多环境亲历亲闻，都是现代人应该努力学习和效仿的。三、李白家族虽有可能在丝绸之路的某个节点地域生活过，李白本人虽然也受异域风气的濡染熏习，但他的思想根基和灵魂深处仍由中华文化积淀而成，他的创作也展示出汉语诗歌顶峰上的无限风光。 最后，套用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的话，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部全新视角的世界史的话，那么李白诗歌就是世界文化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最璀璨耀眼的篇章。现在我们正大力寻求中国文化走出去，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李白和他的同行们早已走向了世界，并且又走了回来。这对于今天的文化发展建设是有启示意义的。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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