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氏史学的特点是：学跨文史，研究与叙述并重。这个特点，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之基本精神，堪称模范经典，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在历史学界，邓广铭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一位大师，也是我时时感到亲切，一直引以为楷模的老师。他的教诲和恩德，我终身铭记，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我学习继承。 我在北大历史系14年。从学生时代办“求实学社”开始，因为（邓）小南同班的近便，请邓先生取名题词，做顾问，听教示求帮助……，四年下来，接触最多的老师，就是邓先生。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是中国中世纪古代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身难忘的恩德。 如此的恩德，还有很多。八十年代我醉心于史学理论，高呼史学危机时，邓先生既宽容也告诫，我去日本留学和留在日本教书时，邓先生既理解也期待，说来话长，事情也多，以后有机会再谈。今天，我想多谈谈如何继承邓先生的学术道路，发扬邓先生的学术精神这件事情。主旨就是今天的题目：纪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邓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超凡出众。归纳这种超凡出众，就是学跨文史，既研究历史，也书写历史。这个特点，是邓先生不同凡响的所在。 我们知道，邓先生受知于胡适先生，以《陈龙川传》作毕业论文，后来写有《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人物传记，堪称人物传记的名著。他写《宋史职官志考证》，为陈寅恪先生所赞赏，尔后不断积累众多的研究成果，成为宋史的一代大家。 人物传记，是历史叙事，职官志考证，是历史研究。邓先生的很多研究论文，都是围绕着人物传记中的问题而作，论文写出来，又不断地将新的成果补入传记当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邓先生还念念不忘将四部人物传记重新增补改写。邓先生的学术，是研究与叙事并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个特点，是邓氏史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的精华。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我逐渐认识到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有两点含义：1史料的可信度；2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的人文性，也有两点含义：1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2在历史学的4个基本要素时间、空间、事情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 研究与叙述并重，邓氏史学的这个特点，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精神，堪称模范经典，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今年五月，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做了《补“史记·軚侯利苍列传”——研究、叙事和思想的交合》的报告，进一步从实践和理论上明确了： 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叙事，接近于艺术，追求美。研究，接近于科学，追求真。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我所选取的经典范例，就是邓广铭师。同时也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研究和叙事的交合，田余庆先生的著作，特点是夹叙夹议，是一种精致的人文艺术史学。 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就内容而言，历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历史学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历史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有了这种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阔思路，改变现状中的自闭和萎缩，建立起开放和拓展的大历史学新观念。 今天，对我自己来说，在倡导这种开拓的大历史学新观念的时候，出席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我今天发言的题目： 纪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