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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讲座之二：《道教之真精神》 文/卢国龙 作为中国本土的唯一宗教，道教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生过重大而且深远的影响。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们都在思考中国的富强之路。在这条路上，人们不仅考量的是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需要考量的是在这两种制度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价值体系来支撑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道教的真精神。中国社科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卢国龙先生给我们带来他的思考。 道教文化结构里的两个层面：一个是“道”的层面，一个是“术”的层面。“道”的层面是道教之所以成为一门宗教的立身之本，是它精神层面的追求；“术”的层面是道教实现它的信仰，继承它的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养生术。养生术里面有很多，比如内丹、外丹、服食、导引等。从广义上来讲，道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谋求它自身发展所采取的那些措施，那都是“术”。一系列的“术”背后，还有一个“道”。如果没有这个“道”，道教不成其为道教，而只是一个个方术的积累。 可是人们对“术”的关注程度远远地超过了“道”。于是，道教研究走入了一个怪圈，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以后，道教的方术先是被认定为迷信，需要国人破除的；后来又被认定为科学包含着生命科学、人体科学，甚至包括宇宙科学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圈呢？道教作为一个文化，它的“道”和“术”是不可分割一个整体。而人们的研究，却把“道”撇在一边，专门去研究它的“术”。没有一个整体，就不见道教的根本精神。陈寅恪先生对此有一个提法叫做，“道教之真精神”。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对这句话有一个解释：一方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文化、外来之思想学说，另一个方面又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先生说，宋代的新儒家之所以在中国代表了哲学思想发展一个制高点，就是因为继承了道教的真精神。用道教之真精神主导中国的思想体系，来建构中国社会模式，制度模式。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我们如果不发扬道教之真精神，只是照搬外来的文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比如，玄奘的“唯识学”，虽然在唐初的影响很大，但是传了四十年年，最终归于歇绝。就传不下去了。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时期，已经证明北美的资本主义是行不通；从改革开放以来，也证明了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行不通的。中国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制度模式，必须有一个中国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来提供支持。现在我们再来回想陈寅恪的见解，称之为洞见。 那么，道教之真精神在哪里？我把我的体会、理解归结为两条：一条就是道教的“道法自然”的理念；另一条是道教的“随方设教”的文化原则。 “道法自然”概念是来源于老子《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究竟什么叫“道法自然”呢？就是一切顺其自然，不要用人的小作为去妨碍了自然的大作为。道教认为，天地之间最有创造力的是自然，人不能用自己的意志去破坏了自然的意志。它本身是一种无限开放的。《道德经》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这句话有很多注家的注解，我认为都不太准确。“名”在古代只是一个概念，就是指我对这个事物所获得的知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对道的理解和获得的知识永远是不完整的。在道的面前，人始终要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不要以为我掌握了绝对真理，就可以来安排一切秩序，那正是“道法自然”所反对的。因为道法自然本身就包含这样一个理念，道是无限开放的、具有吸收各种外来思想文化的可能性。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历史，看道教在历史上是如何吸收的。 先秦诸子百家，各家有各家的道，彼此不同。金岳霖先生说，他认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都有自己的最高概念，中华文明体系的最高概念就是“道”。到了两汉经学时期，这个“道”融汇了先秦诸子百家的道，对两汉社会的整合和社会的重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董仲舒《天人三策》里面有一句话：“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谓“原出于天”，就是道的合理性来源于自然，“天不变，道亦不变”。道的具体含义在两汉经学中，指的是三纲五常，就是具体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规范。这是两汉经学时期，按照经典来对社会的秩序进行建构，其中就包括大到国家的基本方针，小到寻常判断的一个刑事案件。经学思潮落实到社会秩序建构的方方面面。这就是在两汉时期，“道”作为社会伦理规范、建构秩序被过分地强调，一切按照自然法则来衡量政治伦理规范是否合理却被淡忘了，于是，两汉的经学到了东汉中后期也出现了问题。 出现问题之后，用什么来调整呢？这时魏晋玄学兴起，重新把老子、庄子抬出来，抬出来的一个根本意义，就是要用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合理性来重新检讨社会政治的伦理的规范是否合理。魏晋玄学就是有和无，名教和自然的矛盾。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只是一个意思，最高概念、最高的价值准则、最高的原理准则还是那个“道”。这个时侯的“道”究竟是什么呢？是自然还是名教？是有还是无？当时争论的很厉害。有就意味着是名教，名教是社会的一套礼法制度，社会具体的规范。是无就是说还没有呈现为社会具体规范的那个自然状态。 围绕这个主题，大玄学家王弼提出一个叫“以无为本、举本统末”的观点，就是说我们本着一个自然的法则作为建构一切秩序的最高合理性前提，按照这个思路来对社会秩序进行重新调整，既有序又和谐。到了元康时期，郭象提出了“独化论”玄学。在“独化论”看来，不要去争论有无的问题，天地之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一个性分。泰山之为泰山，不算大，一个秋毫，一根头发也不算小，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内在规定就是这样的，泰山就必须这么大，头发就是要那么小，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如果每一件事物都能够满足它的性分，就是实现了和谐、圆满。这样的理论好不好呢？如果纯粹地从理论建构上来说，它解决了那个时代的问题，应该说这样的理论好极了。但是，这样的理论在现实中很难推行得开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意味着位高权重的人，不但要放弃推行个人政治意志的权力和特权，还要放弃你的财富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你得去检讨，你得去反省，我的性分是多少，我凭什么要比别人多？ 这样的理论在很难切入现实，西晋末期出现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当时的中原的贵族就南迁，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佛学介入了中国哲学史进程。虽然在这个之前，佛教就传入了中国，但是还没有触及到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核心的问题。当然，佛学介入中国思想进程是多维度的，包括各家不同的宗派，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支道林的。支道林在当时玄学的问题上，挑了一大缺口，说玄学的“有无论”和“性分学”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只是一个假设。他按照佛教缘起性空的学说，认为“有和无”是相对而成立的。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杯子是有，“有”不能自有，之所以称其为“有”，是因为它是站在“无”的对立面，它是以“无”存在为前提的。你又怎么可能首先作为“无”存在的前提呢？于是，佛教认为，玄学的有无的相对论是一种虚幻的。这样的一个道体论找不到落脚点。对于郭象的“性分学”也是一样的。支道林提出了一个很刺激的问题，说桀纣以杀人为性，是不是让他每天去杀人就满足了他的性分呢？这时，佛教以一个严肃提问题的形式介入了中国的哲学。正是在这个之后。道教兴起重玄学，吸收了佛教的一套方法，重新解释老子，来建构中国的哲学思想。 这个吸收过程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地说，就是对玄学的“有无”两个概念进行一个新的解释。经学的“道”是三纲五常，玄学的“道”或者是贵无，或者是崇有，或者是名教，或者是自然。到了重玄学这个阶段，中国哲学家怎么解释呢？道是非有非无，非本非迹，既不是有，又不是无，这个就是重玄，玄之又玄，双遣有无，把有无两个东西都撇开，直接去找道的本体。举个例子，在上个世经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过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我们经济的模式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当时我们理论上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像是采取这样一个方法，叫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用哲学的方法来讲，我只说什么不是“道”，我没有说什么是“道”。这样我们的思想包袱就彻底打开了。从经学到玄学，一直到后来重玄学，开创隋唐大开明的气象，跟这个哲学的思路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中国的哲学史的步伐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正是吸收佛教的非有非无的思想方法，也就是佛教说的“遮诠”，重新解释老子《道德经》，中国的哲学概念豁然开朗。 当然完全去吸收佛教的非有非无是不行，中国人终究是要相信实有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共同原则、共同原理的。如果中国文化没有这个“道”，那这个文化肯定就散了。所以，从唐初开始，道的诠释又回过来了，从“非有非无”变成了“亦有亦无”，从一个批判性的、解构性的变成一个建设性的，结构性的。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中国的哲学精神又重新确立回来，道是亦有亦无，化生天地万物的妙本。 道教的“随方设教”的文化原则。 所谓“随方设教”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在吸收融摄外来思想学说之后，又坚持夷夏之论，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道教在历史上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以夷夏论的形式，夷指外来的文化，夏就指中国的文化，坚持这种文化的差别的辨析。不是站在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文化一定就是好的，外来文化都是不行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你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才具有合理性？所以叫做“随方设教”。“方”是指的一个具体社会的文化状态、文化背景、文化情景。“教”是指一个文化，一个宗教建构，必须按照一个社会固有的一个生活方式、生存状态来确立。 如果要用现在的语言来解释“随方设教”的含义，很简单。第一条，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规范或者社会规则。判断文化是否具有合理性，首先要看这个文化对这个社会是否适应，这是道“教随方设教”的基本思路。社会在改变，文化也在变革，我们可以按照中国的先贤的文化发明创造，来改造我们的文化、重建我们的文化。当然，我们也可以吸收各种外来的文化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改变我们的文化。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衡量这个文化是否适应，这是道教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道教自身的发展史上，它的文化本身就体现了随方设教的文化原则。我们来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中国古代受地域的影响，文化差别很大。道教是怎么来解决它统一的宗教模式和地域文化差别之间的矛盾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道教的音乐。我记得看过一部好莱坞电影，片名叫做《修女也疯狂》，讲的是黑人音乐怎么进教堂的故事。在西方文化里，黑人音乐能够进到教堂里面本身是一个事件，是一个值得去拍一部电影去讲述的一个故事，可是，在道教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自然而然的，道教音乐是跟它的宗教仪式结合在一起，而道教的宗教仪式是它文化最基本的外部特征。它有一个统一的格式，这一套格式是继承着秦汉礼仪制度，在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叫做仪范、也叫做仪轨，斋醮，这套统一的、程式化的模式，传播到不同的地方，一定是采取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 北方的全真教通行的叫做“十方韵”。它在武当山的唱法跟在西安的唱法和在青岛的唱法是不一样的，它是跟地方的音乐结合在一起的。道教尊重地域文化特征，在尊重文化的前提下，来设立我的教，道教的合理性是天然的，是对老百姓固有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规则，包括民间的信仰、民俗等等的一个尊重。这就是方。你必须以这个适应性为前提，坚持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坚持的人的地位，坚持的人固有的生活方式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法自然”是一个开放的，吸收的，吸收了之后，又不忘我的最高概念。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有它自己本身发展的一个生生不息的一个机制。用朱熹的话来讲，流行，阴阳相互对待的，也互相交流的，中国的文化才生生不息，构成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陈寅恪先生所说的这样的道教之真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国的思想体系。有了这个文化体系，我们才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尺度去衡量，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模式是合理的，才能够对我们的社会秩序、社会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教之真精神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命运的极度的关注。 提问一：道教的炼丹术是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炼丹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现在的道士是不是还在炼丹？ 卢国龙：据我所知，道家现在没有人在炼丹，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就很少。从唐代中期开始道教兴起内丹说，后来它的发展方向是医药。但是我能理解练丹这个现象背后的思路。它的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是，万物在天地之间是生生不息的，万物既然生生不息，它背后总有一个推动万物生生不息的契机或者说做动力。我探求这个契机来修炼外丹或者内丹，我也同样也能够达到天地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效果，追求长生不死。 提问二：道教倡导道法无为，清静自然。这种无为之中是否忽略了自然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这一个竞争的、进取的方面呢？ 卢国龙：道家的道法自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意志的膨胀。人最不能够左右的实际上就是自我意志。道家用这样一种智慧告诉你，要淡化你的意志，把宇宙的意志，自然造化的意志变成你的意志。这是一种智慧。这个跟逃避自然界的优胜劣汰，并不冲突。因为人要生存，就要有自己的自然的本能，把自己的自然本能发挥出来，郭象说的，把你的性分实现了，就满足了。你在天地之间，就已经优胜劣汰了。 提问三：提起道家文化，就很容易想起老庄的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哲学。它有成功之处，西汉前几十年，就是采取这种国策。但是，为什么在汉武的时候，他会放弃这种清静无为，而选择了儒家的文化？ 卢国龙：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文武之道，一张一驰”。汉初因为长期饱受战乱，经济十分凋零。皇帝出门连四匹同色的马都找不到。必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就是所谓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候，经济恢复了，帝王的政治意志也就随之强化了。道教里面有一本书叫《汉武内传》，在历史上，帝王提倡道教的除了秦始皇就是汉武帝，可是在后来的道教的所有的故事里面，就是不让汉武帝成仙。为什么？就认为这个人叫“嗜欲深者天机浅”。这是庄子里面的一句话，就说春秋多事、嗜欲太深。但是，从历史而言，从这之后开始中国的政治“霸王道杂之”建构社会秩序，有它历史的合理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提问四：道教是诞生在中国本土的唯一的一个宗教，但是，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它反而是在被渐渐地边缘化呢，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卢国龙：原因是多方面的。道教在传统上，它是一个重文化意识，淡化宗教意识的宗教。如果我们进行比较宗教学的研究，人们就会发现，道教所有的经典，包括所有的宗教活动，都没有特别强调宗教、宗派意识，它只强调的文化意识。所以，道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小宗教，大文化。道教并不积极主动地去劝人出家、劝人入道，它只是劝你了解这个文化，让你在固有生活中享用它。这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不强调意识形态。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宗教总是和平相处的，因为它有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关注：所有宗教的合理性在于你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建立文化，发展文化，而不在于瓜分你的宗教地盘。 提问五：儒家思想也是一种文化，而不止是一种宗教。但是，为什么道家和儒家相比的话，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会传播得更加广泛一些呢？ 卢国龙：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尤如两条腿，社会的文化的建构、建设主要是由儒家来推动的；对文化的合理性的理性批判，主要是由道家完成的。比如，这个社会的建构合理不合理，道家会提醒你，要用比文明意志更高的自然法则来衡量它，那是中国人文建构的一面镜子。相对而言，建设工人比最后验收的工程师肯定要多。 艺术欣赏 郭关简介：生于湖南，画家，古琴家，道教全真派道士。作品涉及书画、音乐、诗文、斫琴、装置等领域；知周易、晓音律、好古琴、喜操《幽兰》《广陵散》；二零零六年闭关参禅一年，出关后系统研习中观、唯识学，画风大变；二零一三年入龙虎山修道，通斋醮科仪；其曾就学于人民大学，宗教哲学硕士。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被国内外艺术机构及收藏家收藏。现“郭关绘画全球巡回展”已在台湾、佛光山、英国、墨西哥等地圆满举行。台湾建立有“郭关艺术馆”，长年展示郭关作品数百件。 《太古引》 古琴演奏：郭关道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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