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讲郭老师分析了宋江的“好汉行径”及其中的真真假假。今天，郭老师再深入一步，解析宋江的人生选择，并从中参透其内心深处的痛苦：宋江总是被双重人生动机所折磨着，无论在野还是在朝，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都比其他梁山泊英雄更痛苦，更压抑，也更富有悲剧性。  宋江的人生选择及其痛苦 文/郭英德 官场还是江湖 在《水浒传》小说中，宋江虽然屈身书吏，却并不是个甘居下僚、无所作为的人，他一直想要在江湖上混出个“好汉”的名头来，而且也果然混出了响亮名头来，“公孙胜、刘唐都道：‘莫不是江湖上传说的及时雨宋公明？’”（第十八回）身为政府官员，却享有江湖名声，这不是“黑白两道通吃”吗？ 那么，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宋江究竟是想走正道，还是想走邪道？或者两条道都想走，脚踩两只船，走一条“中间路线”？ 宋江一直具有强烈的功名观念，他追求的人生终极目标是名垂青史，并曾多次表白。比如他劝武松去二龙山入伙时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想要走正当的途径，追求政治上飞黄腾达，谋求功名富贵，可以名垂青史，这应该是宋江内心中真正的想法。 但是在宋江生活的年代里，有才能、有志向、有抱负的人，社会并没有给他们多少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虽然宋江怀抱大志，不甘屈居下僚，总想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但是在当时奸臣当道、政治黑暗的现实社会里，他要通过正常的途径博取功名，就像水中捞月一样，实在过于虚无缥缈了。就像宋江后来写的词所说的：“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第七十二回）  一开始，宋江宁愿混迹公府，也不愿像晁盖等人那样解脱缰索，反上梁山，因为这跟他的道德感、荣誉感是格格不入的，他本心是不愿意这么做的。不过，如果他对这样的人生处境心满意足的话，他可能一辈子只能屈居下僚，因为他的起点太低，社会给他的机会又太少。他的官职比林冲、鲁智深低很多——林冲好歹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鲁智深曾是经略府提辖。所以，宋江要走正道，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是很困难的。 宋江本心也许并不愿意最终走上反叛朝廷的道路，但是出人头地的潜在欲望却促使他希图在江湖上闯出名头来，“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大量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的投资力度是相当大的，既要花大笔的银子，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有人来投奔他，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第十八回） 任何投资都想要得到回报，没有一种投资仅仅是为投资而投资的。所谓回报，就是想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使是从事一种纯粹的慈善事业，也是想要赢得社会的能见度、公信度，赢得公众的好感，以便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宋江“视金如土”地“挥霍”，说穿了，不过是想要尽可能多地在江湖上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他的政治投资的确成功。 在柴进庄上，流落江湖的好汉武松对柴进说：“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他便是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第二十二回）。 在清风山，打家劫舍的强盗燕顺等人，一听“宋江”两字，便立刻拜倒在地，说：“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中，走了十数年，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颜。今日天使相会，真乃称心满意。……仁兄礼贤下士，结纳豪杰，名闻寰海，谁不钦敬！”（第三十二回）  就连青州统制秦明、都监黄信这样的武官，也对宋江“如雷贯耳”，只因宋江在清风山，便不惜丢官弃爵，“去山寨入伙”（第三十四回）。三十岁出头在江湖上就有了这般响亮的名声，看来宋江的确非同小可。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宋江压根儿就没想在官场上好好干，他的大量精力和财力不是投资到官府中，而是投资到江湖上。宋江脚踩两只船，既身为官府的小吏，又想在江湖上称名立万，这里的风险是很大的。他早就考虑到了这种风险，所以出来做吏的时候，就预先准备下“双保险”的应急措施：一是在家里挖个地窖子，危急时可以藏身；二是“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往来，去做官私在屋里。”（第二十二回）宋太公的这一纸“执凭公文存照”，显而易见是假的，就像阎婆说的：“谁不知道他叫做孝义黑三郎？”这只是为了遮人耳目而已。但假的“执凭公文存照”却有着真的功用，因为它反照出当时社会的不正常，不安定。 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给为它效力的官吏以安全感，这个政府还有希望吗？官场充满着太大的风险，人们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还能够踏踏实实地走正道吗？像宋江这样的小吏都如此三心二意，离心离德，你还能指望小老百姓忠心耿耿地为朝廷效命吗？所以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官场的吸引力远远不如江湖的吸引力更大，道理很简单，对下层百姓来说，涉足江湖的投资力度可能要大于官场，但是它所得的回报也要大于官场。其实官场和江湖名分不同，内核一致，实际游戏规则也大同小异，对于冒险者来说，反正都得冒险，为何不选择受益更大的投资项目呢？宋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黑白两道通吃，而且游刃有余。  正道还是邪道 杀了阎婆惜以后，宋江迫不得已，从混迹官场的“正道”，一步步走上浪迹江湖的“邪道”。这时的宋江跟原先的宋江刚好倒了个儿：原先他是身在官府，心在江湖；现在他是身在江湖，心在官府——至少是半个心在官府。 宋江回归“正道”的唯一希望是“宽恩大赦”，因为他所犯的罪跟武松等人“遇赦不宥”的死罪还不一样。但要等大赦，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让他苦苦地等待，只能无尽地消耗他有限的生命。但是要宋江这会儿就投奔梁山，马上步入“邪道”，他还很难下这个决心。因为这一政治赌博的赌注实在太大了，他要押上他的“一世清名”和青史评价，他值得这么孤注一掷吗？常言道：“无欲则刚，有欲则柔。”宋江内心中的功名欲望实在太强烈了，所以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要比晁盖等人要优柔寡断多了。 辗转于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白虎山孔太公庄上、青州青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府上，宋江先后说服许多人落草为寇，聚义梁山泊，尤其是亲自从清风山带去三五百人，九个头领。这回他似乎是铁了心要上山落草了，却因一封假报父丧的家书，不得不仓皇地回家奔丧。原来是他父亲宋太公，怕他“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的人”，为此急急寄书，唤他归家（第三十五回）。宋江在江湖上闯荡一年多，逐渐膨胀起来的不轨之心，又被传统的道德观念给拘束住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时朝廷册立皇太子，他的官司已经赦宥，必然减罪，顶多“只该个徒流之罪，不到得害了性命”，宋江似乎又有机会回归“正道”了。 但即使回归“正道”，也无法回归官场——这对宋江来说是个铁一般冷酷的事实。因为这时宋江已从堂堂押司沦落成阶下之囚，虽然不得死罪，却已无望升官，仕途之道已经堵死了。对这一点，宋江心里应该是非常明白的。  在发配江州时，宋太公再三交代他不得到梁山泊入伙，“教人骂做不忠不孝”（第三十六回）。一个“孝”字，使宋江不敢违背父亲的教训，但这只能束缚他的手脚，却很难束缚他的心。早些时候，他能“一时乘兴”，带大批人马投奔梁山，就可以看出他在心里已经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出了抉择。他不是不想梁山落草，否则他怎么会先后拉上一大批好汉，让他们投靠梁山呢？所以，他可以对晁盖等人决绝地说“虽死不做不忠不孝之人”，但当他被穆弘兄弟追赶得走投无路时，还是说出了心里话：“早知如此的苦，权且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第三十七回）显然一旦“死”的威胁实实在在地降临，而自己还未能积蓄足以名垂青史的资本时，宋江就再也顾不得什么“忠孝”，而是保命要紧了。 建功立业的功名欲望始终澎湃在宋江心中，所以在江州浔阳楼上，他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在粉壁上题下一词一诗：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湖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并且署下大名：“郓城宋江作”（第三十九回）。 宋江长久压抑在内心中的功名欲望，第一次借着酒气，痛痛快快地发作出来。对黄巢的仰慕和对嗜血的表白，分明揭示出宋江内心中天平的彻底倾斜：走向江湖，反叛朝廷，崇尚武力。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宋江终于冲破内心的道德防线，暴露出他深藏不露的人生动机。小说写他宿酒醒来，题诗的事一点也记不住了，这就透露出反叛的欲望是那么深地潜藏在宋江心底里，成为他的一种潜意识。说到底，在人性的本质上，宋江是受到功名利欲之心驱动的。 由此可见，在宋江内心中，对“邪道”的向往远远超过对“正道”的坚守，在他的人生选择上，走“邪道”打从头就占了上风。从当小吏的那天开始，宋江就没打算规行矩步地做一个忠于职守的官吏，他只是在试探这官场“正道”能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利益；同时他也从未放弃对江湖“邪道”的向往，只是在心里还把握不准这场政治投资的风险有多大，胜算有几成。因为江湖过于险恶，过于“邪门”，闹不好“一失足成千古恨”，弄得个血本无归，把今生和来世都搭进去，那不是赔大方了吗？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生死攸关，宋江轻易不能下决断反上梁山。 徘徊于“正道”与“邪道”之间，既要在现实中牟取最大的利益，又要在历史上留下不朽的名声，这两全其美、名利双收的事，宋江果真能做到吗？——可他心里是多么想做到啊！  造反还是招安 宋江费尽了周折，无数次权衡，寻寻觅觅，最后才选定了一条折衷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先造反，再招安。用九天玄女的话说，这是“去邪归正”（第四十二回）。所谓“去邪归正”，那是先行邪、后归正，没有邪就无所谓正，如果一开始就是正的，那一正到底就是了，还有什么好“去”的呢？宋江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先反上梁山，改变处境，增加政治筹码，再接受招安，效命朝廷，求得青史留名。这就是他所说的：“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第七十二回） 我曾经调侃地戏称这种人生选择是“曲线救国”。宋江先“逼上梁山”，沦落山寨，成为绿林好汉，这样他就在现实社会中获得了最为雄厚的政治资本，足以跟朝廷讨价还价，而不需要像原先做小吏那样一年一年地熬年资，一步一步地盼升迁。这也正是他早年就“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的根本目的。我有了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我是领袖人物，你打不过我，就得用我，封我官，还必须封高官，像“招讨使”之类的官职，这样我就从一介贫民，或职位很低的押司之流，一跃而得到高官显爵，这不正是一条改变自身社会地位的捷径吗？ 这种选择对宋江来说是相当理性的。他劝说了好些英雄好汉，如武松、花荣等等，都听从他的劝说，走上了梁山。但是他自己对是否走“曲线救国”这条路，却始终犹豫不决。宋江刺配江州时，被晁盖等人劫持到梁山泊，喝了一天酒，再三要留他下来，但他却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第三十六回）最后还是坚执下山了。 走上造反之路，对宋江来说的确要冒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冒很大的道德风险——“做了不忠不孝的人”。这一点，别人没有考虑到，他考虑到了；或者说别人即使考虑到了，也没有太放在心上，而他却心心念念，难以释然。这正是宋江与众不同之处。别人心无芥蒂，坦坦荡荡就走上造反之路了，但他却一直犹豫不决。这种犹豫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的考虑——如果出自道德的考虑，他就不该既身为小吏，又取信于江湖，更不该践踏法律，私纵晁盖，道德只是一种标榜，并不是支配宋江行为的主要动机。这种犹豫，说穿了，还是出于利害的考虑：“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基本的行为准则。在官场还可以混下去，还有升迁希望的时候，宋江并不想放弃官场；但当官场已经混不下去，没有升迁的希望，甚至威胁到身家性命的时候，他就不能不铤而走险了。因此，这种人生选择的目的，归根结底，不是为了抽象的道德，更不是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江内心中建功立名的欲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其他梁山好汉远远强烈得多。其他梁山好汉只想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过一天是一天，这就满足了。可宋江不行，他既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政治资本，就要追求政治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菊花宴上，“梁山英雄排座次”以后，梁山事业走上顶峰时，宋江就跟大家明确地亮出了“招安”这个底牌，苦口婆心地对众兄弟解释道： 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第七十一回） 招安报国，青史留名，这是他明确的人生选择。 梁山好汉最初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三教九流都有，生活目的并不一致，在宋江尚未给梁山军队“掺沙子”的时候，他们大多是下层平民或流民。他们反上梁山，不过是为了吃得好，穿得好，活得快活，这种生活目的是很低层次的，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社会目标和人生目标。 但是宋江不一样，他还没有上山时，就曾经为武松、花荣等人构想了明确的人生目标，这就是接受招安，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一旦他上山以后，他就更明确地给大伙儿灌输这种主张，并借助于大量纳降朝廷军官，强化这一主张，这样就使梁山好汉的思想得到了大致的统一，统一到一种对他们来说较高的人生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人活着要干什么？不只要自己“快活”，有肉吃，有酒喝，有钱花，这只是低层次的人生境界，还要为国家办事，为人民办事，为子孙后代扬名，这才是更高的人生境界。这样一来，梁山好汉的生活目标、人生目标就跟原先的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宋江把整个起义队伍带到了一个较高的文化层次，作为领袖人物，他的确是名副其实的。领袖人物不仅是要带大家做什么，还要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做，宋江与众不同的品质和能力就表现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宋江为梁山好汉指明了一条弃暗投明的康庄大道，这是他们种种人生选择当中最好的一种选择。造反以后被剿灭，那是死路一条；要推翻皇朝，重建一个新皇朝，这毕竟是很艰难、很漫长的道路，而且风险也很大。而受招安却很简单，接受招安后很快就能有高官厚禄，不仅下半辈子能过得快快活活的，还能落得死后的好名声，这何乐而不为呢？对梁山好汉来说，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条康庄大道。 而且，宋江为梁山好汉指明的还是一条具有非常强烈的功利目的的人生道路。这种强烈的功利目的表现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得到是高官厚禄，在世的时候可以比别人活得更舒服，更享乐；还有一个层次，至少对宋江来说是更重要的层次，那就是一旦“去邪归正”，死了以后就可以青史留名。 宋江的造反，是实反而名不反，行反而心不反。也就是说，宋江不仅口口声声地表白忠义无私，而且心心念念地向往忠君报国。但是，无论是说着忠义无私，还是想着忠君报国，宋江的真正的心理动机始终是建功立名，满足个人的最大欲望。宋江很明白，对朝廷忠心耿耿，这并不一定就有好结果，但却一定会有好名声，而且是千秋不朽的好名声：“青史留名，有何不美？”  所以，当宋江率师征辽得胜归来，反遭禁约，不许进城，众将汹汹然怨声载道，“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这时他对吴用说：“若是弟兄们但有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次日又会集诸将，声称：“你们众人，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不然，吾亦无颜居世，必当自刎而死，一任你们自为！”（第九十回）因为这时他如果再反上梁山落草，等于前功尽弃，“不忠”的恶谥必将成为历史的定评。 当宋江功成名就之后，蔡京、童贯等奸臣设计陷害他，让他喝下了毒酒。但这时候宋江首先想的是什么呢？不是报仇，不是后悔，而是怕李逵得知此事，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所以他连夜派人把李逵招来，哄他也喝下毒酒。宋江和李逵告别时说： 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第一百回）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三国志演义》里曹操的名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曹操之奸和宋江之忠，由这两句截然相反的话，可见一斑。 其实，这不过是宋江的大言欺人。他一生“欺心”过没有呢？的确“欺心”过了，因为他明明反上了梁山，已经是不忠，是“大逆不道”了。可是他还要告诉大家，我行为上虽然是“大逆不道”的，但我内心却始终是忠于朝廷的。他要把自己的内心和行为分开，让人们不要仅仅看他做了什么，还要看他想了什么；不要只看他表面的行为，还要看他内心的动机和目的。宋江试图告诉人们：我虽然造反了，但是我之所以造反，是为了接受招安，为了更好地为朝廷效命，为了“清君侧”，为了“替天行道”，这是我的动机和目的。不管我采取了多么极端的行为，但我对朝廷的忠心是不变的。宋江多么希望自己的内心世界能够被人理解啊！ 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坚定不移地认为：真正的忠义之士，明知朝廷辜负了自己，明知自己受到了冤枉，内心中和行动上仍然始终应该是忠诚不渝的。这才是“忠义”的最高境界，这才可以博得“青史留名”的最高的历史奖赏。而对宋江来说，这种“忠义”的最高境界的心理基础，并不是对伦理道德的奉守，而是对“青史留名”的坚信。《水浒传》最后，小说叙事者一边哀惋宋江的不幸结局，说：“莫把行藏怨老天，韩、彭当日亦堪怜”；一边又景仰宋江的显赫功绩，说：“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第一百回）。活的时候能够高官厚禄，死的时候还能封侯拜相，作为男子来说，这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宋江非常清楚，“自古忠臣无善终”，忠臣是没有好结局的，尤其是像他这样有污点的忠臣，更是不可能有好结局的。但是不管结局如何，宋江更清楚的是，真正不朽的是人的道德名誉，只要能赢得“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第一百回），死又算得了什么？ 更进一步，我们还要注意到，宋江心里也非常明白地感觉到，背叛朝廷，反上梁山，这毕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管如何表白自己的动机和目的，都注定要遗臭万年。从宋江上梁山所走的曲折道路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比其他梁山英雄更明白，只要他走过“邪路”，即使是原先就一直想要“去邪归正”而且后来也果然“去邪归正”了，但是毕竟有过“邪”的行径，有过“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这是注定要伴随终身的，就像脸上刺字一样，想擦也擦不掉。 宋江想要“青史留名”的欲望太强烈了，所以他才能比别人更深切地感受到“青史留名”的风险之大。他活得太明白了，正因为如此，他死得也特别痛苦。活得越明白的人，死得越痛苦；欲望越强烈的人，对失望的感受就越深。 与其他人相比，宋江人生道路的选择的确有着与众不同之处。其他的人逼上梁山也好，接受招安也好，不过是为了满足有生之年的生活欲望，建功立业，高官厚禄，这是他们现实的基本动机。但是宋江却有双重的动机在制约着他，一重是满足有生之年生活欲望的现实动机，还有一重就是使自身的存在得以不朽的超越动机，建功立业和名垂青史对宋江来说是同等重要的。正因为如此，宋江无论在野还是在朝，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比其他梁山泊英雄更痛苦，更压抑，也更富有悲剧性。 郭英德，195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在古代戏曲小说研究、散文史研究、古典文献学、古代学术史诸方面都有卓越建树。 文 章 作 者 栏 目 主 持 人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章太炎黄侃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