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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兽冲突问题，往往有快速达到双赢的渴望，要求集中能量平息争议、使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这种狭隘方法阻碍了我们去认识重要的、深层的、长期的驱动因素，以及人们在权利、脆弱性和价值上的根本性差异。没有适当的认识，我们意图良好的努力终将失败。
目前，全球野生动物栖息地不断萎缩和破碎化，对自然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人类如何与野生动物共存就成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具有潜在危险的食肉动物。保护界缓解冲突的手段琳琅满目，而应对冲突背后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原因就捉襟见肘。这可能是因为，目前对人兽互动的研究集中于冲突关系，特别是人兽冲突。大多数保护导向的研究由自然科学家推动，关注食肉动物及其猎物的生物学和行为学，以及食肉动物对猎物的影响。最近，社会科学方法已用于改善人与食肉动物相处时的成本-收益比。
即便在人兽关系（而不是不同人群的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也倾向于将两者区分开，使用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保护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倾向于使用定量社会科学，从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汲取思想，试图发现和改变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和态度，通常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而不是人。关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在人兽共存中的作用，依然罕见实证研究，人文科学在该区域几乎完全缺席。
最近研究证实，冲突表面上是敌对的人兽关系，而在更深层次上，通常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保护人士与其它人群的观点不同，彼此目标明显不相容。冲突的一方被认为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以维护自身利益。
因此，许多人呼吁启用跨学科方法研究人兽冲突。如何应用跨学科方法，目前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或是回溯性质的。过去十年中已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使用新颖的跨学科和更综合的方法探索人兽关系。这类研究散布于多种学科的出版物中，大部分处在主流学科的边缘。
本文将汲取跨学科文献中的思想，以及冲突研究中尚未用到的学科中的方法，总结认识和缓解人兽冲突的观点。我们相信这是令人兴奋的时刻：有志于冲突研究的学者可以合作，融合各自学科的技术和知识，发展出认识和改善人兽关系的综合方法。
本文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当前人兽冲突缓解方法的局限；第二部分吸收正在浮现的多学科文献，识别关键观点，更好地重构和干预冲突情景；第三部分讨论这些观点对研究和管理实践的意义。
1.当前人兽冲突的缓解对策
表面上，人兽冲突是关于负面影响：一方面是人遭受了明显或直接的损失，如野生动物捕杀牲畜、伤害人身安全，另一方面是食肉动物个体死亡、种群下降甚至灭绝。因此，通常的反应是收集证据、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法来认识和缓解这些影响。管理者和生态学家倾向于做出三个关键假设：捕食造成损失的多少，与冲突水平直接相关；冲突水平引出的反应，跟损失多少相称；与冲突和损失程度相称的缓解措施，将相应增加对保护的支持。然而，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假设通常谬以千里。
应对措施通常包括处死或转移“问题动物”，改变动物行为并采取技术手段预防损失，应用经济干预以抵消负面影响。有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了解食肉动物的行为、确定减少袭击的有效方法（比如守护犬，或提供安全的取水点以避免鳄鱼攻击），并教育当地社区应用这些方法、降低脆弱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措施也许多地方失败了，比如当地居民缺乏参与，有效保护牲畜的方法机会成本高，人们认为自由受到侵害而加以抵制，或者是对食肉动物为什么发动袭击产生分歧。
人们对食肉动物产生负面态度似乎是因为它们造成了损失，而实际上损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情况下，是人们对食肉动物的恐惧激发了负面态度，鲨鱼就是个好例子。另一些情况下，人们讨厌外来权威强加的风险，比如保护部门在某个区域重新引入食肉动物。一篇综述认为：无形成本（如危险的心理成本）才是解释人对食肉动物态度最重要的变量，要比有形成本（如直接的财产损失）重要得多。巴西人对美洲豹的猎杀，并不像保护人士想象的那样与家畜受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关，而更多与人们对潜在威胁的文化和社会认知、以及猎杀美洲豹的精神愉悦和地位相关。
越来越明显，即便是最好的减少影响的分析和建议，也不一定能解决冲突问题。为什么科学合理的缓解措施通常被忽视或难以维持，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对冲突缓解措施的评估认为，表面上是食肉动物掠食家畜，实际上隐藏了更多深层问题，与不同的认识论、历史背景以及身份差异有关，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能力范围。在认识和缓解这些棘手的人兽冲突情景上，还有许多重要的空缺。 2. 重新构建冲突
2.1 冲突作为认知框架
保护人士是冲突情景中的演员。因如何管理大型食肉动物引发的冲突，可能是人与人的冲突，也就是对世界观和食肉动物的价值具有不同观念的人群之间的冲突。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人们对深层次的分歧和感受到的不公正，表现为捕杀食肉动物。另一些情况下，冲突是单纯的害兽管理问题，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关注缓解对策。遇到具体情况，理解它到底是哪种问题就非常关键。
首先，要考虑清楚“冲突”术语所助长的和所限制、忽略的行动和关系。人兽“关系”可能是更合适的术语，冲突只是关系的一种。除了冲突，还有采取措施缓解食肉动物的负面影响后可以达成的“共存（co-existence）”关系，以及人和食肉动物相互容纳、彼此回避或彼此繁荣的“相互适应（co-adaptation）”。
将人兽间的特定相遇构建为“冲突”（因而需要应对食肉动物的解决方法），可能会极化和重定义这种局面。在特定社会背景下，这种相遇之前只是“生活的事实（facts of life）”，而查验并试图缓解冲突，人兽相遇就可能被重新解读为不可接受的问题，需要外来机构（国家或保护NGO）加以解决，并赋予外来机构解决冲突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这种重构可能会对人兽双方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当保护人士试图解决冲突，问题就随之被识别。一头狮子就变成与保护人士有关的问题动物（通常也被认为属于保护人士所有），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2.2 历史，社会和政治
追溯冲突如何兴起和被构建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土地利用、社会和政治互动以及所有相关群体（人类和非人类）管理干预的遗留影响。这将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冲突的认识：实践和互动如何引起冲突，如何在冲突中表现出来，或如何设计方案来解决冲突。比如，上世纪50年代末，南非祖鲁地上兴起鳄鱼灭绝运动。媒体报道称，这是对“到处劫掠”的鳄鱼攻击人类的直接回应。实际上，这项运动是复杂的深层次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态驱动因素的结果，只是表现为捕杀食肉动物。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护政策是殖民占领时期的遗产，当前对保护的态度受到长期野生动物管理政策的塑造。受创建和管理自然保护区的影响，逐渐产生关于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的边界和使用权的争议，以及关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和政府治理的争议。这些遗留影响将关于食肉动物的冲突两极分化，剥夺并排除了当地人参与管理冲突的权利，结果是保护机构逃避了管理保护区外的野生动物的责任。讽刺的是，殖民时代建立的保护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控制这类食肉动物。
对于思考保护人士和当地社区如何创造并加强他们想要的人兽关系，政治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观点不无裨益。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工具或权力形式，可用于谈判和创造这类关系。美国一位科学家提议：保护人士应游说政府部门颁布规定，规定人们能对食肉动物做什么，并通过法律途径加强执行（罚款、坐牢以及其它惩罚）。保护人士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鼓励人们改变针对食肉动物的行为。他们为被捕食的家畜提供补偿，为与食肉动物的健康种群共存提供回报，或间接地鼓励当地人参与基于食肉动物的生态旅游。
科学文献中还发现一个重要趋势：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居民决定不采用正式政治的工具和权力形式，比如游说和施加政治压力。他们可能缺少参与正式政治的知识、技术、时间和资源，或者害怕这么做的后果。相反，他们采取隐藏的、日常的行动方式来改变人兽关系，比如非法猎杀食肉动物。这隐秘地传达了人们对当前人兽关系的强烈不满。这类冲突甚至跟食肉动物和保护无关——北欧的乡村猎人认为政府的狼保护政策过度偏向城镇居民，于是猎杀狼来表达愤怒。
2.3 文化和冲突
动物是独立于人的实体存在。要达成保护管理的目标，有必要理解动物的生理、行为和生态关系。但是，一旦涉及人身安全，野生动物就被扯入人类生命重要性的网络。当人类思考食肉动物时，有“真实的生物”，也有“文化意义上的动物”，难以剥离野生动物的文化堆垒。比如，不同人群对狼有非常不同的文化建构。在科学家看来，狼是Canis lupus；在美国北部的许多土著文化中，狼是令人尊敬的猎手，人类的动物近亲；对农牧民来说，狼是破坏性的捕食者。许多人欢呼狼的重新出现或重引入，欢呼饱受诽谤又充满魅力的食肉动物的回归；但另一些人群并不赞同，他们认为这是将危险的杀手强加给乡村社区。
如果冲突与食肉动物对人的影响有关，那么辨别人们如何看待食肉动物和食肉动物发起的攻击，就很有用。食肉动物是“自然的”，“有魔力的”还是“属于人的”，还是三者都有？它们是否受人控制和拥有的，被谁？将人兽关系构建为冲突，人们将认为野生动物是冲突某一方的所有物、责任或盟友。人们如何看待食肉动物，如何看待导致攻击发生的原因（如，正常的动物行为、超自然审判和魔法），决定了谁对冲突负有责任、谁有责任解决冲突。2013年，在马达加斯加萨瓦地区，研究人员无法从当地人那了解到“合乎逻辑的”鳄鱼攻击人的理由，因为“被鳄鱼杀死或弄伤的人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辨识冲突原因，并促使当地人参与解决问题。
社会群体对食肉动物的认知可能各不相同，因为他们对食肉动物攻击具有不同的耐受力。富有的牧场主要比一名普通牧民更能应付狮子的攻击。在社区内部，不同群体（不同的阶级、性别、家族或族群）经受食肉动物攻击的概率也不一样。
每个社会、社区或个体采用多种方法来思考和应对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动物，不可能单纯使用定量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测量态度和行为，从而加以解释。这类方法通常将人分成不同社会经济群体，比如商业化农民、公社农民、游牧民、农业经营者、猎人和其他生计人群。如此分类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的文化差异，比如从事同一生计的不同族群。
对美洲豹与人冲突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美洲豹的态度非常多样、差异悬殊。在7个美洲豹分布国做的17个案例研究发现：没有哪个社会经济因素能准确预测农民如何认知并应对美洲豹。与此类似，在整个狮子分布区，人们对待狮子的态度也千差万别。非洲的农牧民频繁杀死狮子，而印度西部吉尔地区的农民对保护区外游荡的亚洲狮非常容忍，尽管有时候也发生袭击家畜的事件。
重要的是，特定地区中食肉动物及其猎物与人类之间发展出来的特定关系。大型食肉动物能否在保护区外生存，依赖当地人的容忍。这种容忍受当地文化的影响，也受到经济考量和法律效力的影响，保护人士也启动社会工程、改变人们的行为。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当地文化之外的一系列努力的成效。值得指出的是，明显的容忍可能实际上是当地人缺乏应对能力。
除了人迫害食肉动物的故事，还有人类长时间容忍食肉动物的神奇故事。在埃塞俄比亚的哈勒尔，人们容忍并尊重鬣狗，因为它们吃病死的动物尸体，人们相信鬣狗能杀死并吃掉恶灵。在澳大利亚，1980年7月，一位原住民妇女在加图河被咸水鳄咬死，原住民社区要求不要杀死鳄鱼；8年后，一名男子在同一个地方被鳄鱼杀死，原住民社区再次选择放过鳄鱼。然而，文化和信念并非静止不动。马赛人通常比较容忍狮子，传统上对狮子有些正面的观点；然而，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广为流行的福音派教堂，催生了对狮子的负面态度。
容忍食肉动物来自人的信念和行为，也跟动物的行为有关。这意味着我们要关注动物行为的另一面，比如动物个体和动物群体如何适应人类社会。一方面，有些地方食肉动物已经学会如何与人类共处，很少出现问题，比如鳄鱼、鬣狗、豹和美洲狮。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有些地方因为动物吃人而臭名昭著，比如赞比西河下游和纳米比亚丘比地区的尼罗鳄，以及坦桑尼亚南部鲁菲吉河流域的狮子。
我们怀疑，在人和动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某些地方的食肉动物已经发展出吃人的文化。美国科学家帕克发现：在坦桑尼亚南部，栖息地破坏和猎物丧失迫使狮子更多袭击人类；但只有在跟随丛林猪进入人类聚居区和农业区之后，狮子才学会吃人。行为学研究认为，一些物种拥有文化，即习得的行为能从父母传给后代。食肉动物中发展出吃人文化的动物有舍设克的尼罗鳄、孙德尔本斯的老虎和察沃的狮子。
2.4 世界性自然
野生动物和人之间，除了具体的本地关系，另一种关系越来越重要——对野生动物的全球化的、城市化的、西方的观点。出于娱乐和保护的目的，少数魅力非凡的物种在全世界媒体上广泛流传。世界性自然的概念对于理解人和这些物种之间的关系变化有帮助。随着狩猎让道与观赏旅游和野生动物影片，这一小部分动物不再籍籍无名，而是通过贸易、科学和娱乐的网络，变得具有国际重要性。他们是文化意义上的野生动物，许多城市人群能遇到的并关注的物种。保护人士需要理解这些物种的世界性自然是如何形成冲突的经济和政治的。
如今，保护事业已经变得依赖于少数旗舰物种的商品化。人们在广告中、在影片中以及生态旅游中与这些动物相遇。通过这些过程筹集的资金，用于保护老虎、大象、狮子以及它们的栖息地。但是，当食肉动物的影像在全球流行时，很少会呈现与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比如，杀死公狮塞西尔引起轩然大波，时常遭受狮子捕食家畜的津巴布韦人和喜爱动物的美国人，看法差异巨大。一些津巴布韦人认为，媒体的狂热和给狮子保护机构的大量捐助，就是“美国人更关心非洲的野生动物而不是非洲人民”的明证。与此类似，狂热的媒体忽视了东非和南非的战利品狩猎行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复杂性，可能最终引起对狮子种群产生负面影响的政治运动。
调动明星物种来筹款、获取国际或国家合法性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能远程影响当地的产出，但也可能限制当地的合法性。要认识和缓解食肉动物相关的冲突，要紧的是要认识到多种自然知识在全球化的保护网络中产生接触并可能相互矛盾。
3. 研究和管理实践意义 3.1 研究
前文提到：将食肉动物和人兽互动概念化的一些重要方法是多元而多变的，多元化如何影响对“冲突”的反应。但这种新认知如何能注入到研究实践中？首先，这种研究路径天然就是跨学科的，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在计划、方法和分析方面加以整合。
目前保护研究中的流行方法通常不能充分掌握人兽互动的复杂性。研究人员刚刚开始严密地考虑“共存”和“相互适应”到底意味着什么。然而，动物学、人类学、环境史和地理学的工作已经在寻求概念化人兽关系的新方法和新的研究路径，并用于保护实践。
比如，人兽地理学就是一种有用的研究框架。它要求考虑动物自身的地理学，挑战或确认人类的空间社会秩序。应用于动物管理的人类地理学包括清晰的领地和边界（如保护地、廊道和围栏），以及如何想象和治理动物空间的微妙机制（比如本土物种列表，或者IUCN红色名录）。动物和人可能意识不到这类领地和边界，但领地和边界可能决定了动物和人的移动和相互作用。
将人类地理学应用于动物，有助于识别动物何时占用或不占用特定地点，从而识别冲突发生的区域。比如，一项研究发现城市生态系统中繁盛的synurbic物种的特征，这些物种跟人有正面和负面的相互作用。还有的研究考虑动物的移动能力，探究动物如何形成日常的、季节的和一生的戒律，以便适应人类生态学。这类研究能为保护科学家提供丰富的补充，更好地认识食肉动物和当地社区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作用。
多物种民族志使用民族志和行为学的方法，记录人类和动物的行为、社会能力和情感状态。多物种民族志的创新性和有用性在于：它揭示人和动物详细的、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强调相互影响而不是单方面的关系。现有的监测、追踪和管理动物移动的技术，对于推动这类研究潜力巨大。这可以协助研发创造性的技术手段，来干扰甚至训练野生动物，从而避免冲突。
环境史学将当前的冲突放入历史背景中，研究人兽在历史上的相互作用。一项研究显示，1800-1930年间，南非开普省的黑背胡狼收益于绵羊数量的大幅上升。绵羊牧场主政治力量强大，游说省政府悬赏灭杀胡狼。从1920年代到1970年代，开普省使用毒药、夹子、围栏和打猎俱乐部来控制胡狼数量。尽管如此，如今保护区更多、允许开设野生动物农场，围栏被移除，胡狼数量在恢复。环境史学能揭示人类、牲畜和食肉动物的长期变化关系，以及管理措施的复杂原因和后果。这个故事还提醒我们：冲突管理随着管理哲学、土地利用、土地权属、对食肉动物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变化，并且要注意传统的管理在何处被消解或消失了。
环境人文学科的学者检查了野生动物及其研究者之间的纠缠关系。环境史学者调查了人类与食人兽的关联，人与其它动物的界限，如何理解和管理这类动物等等。这类研究鼓励自反性，反省人类为何、如何参与保护研究并与这类动物发生关联。
3.2 管理
前文提到一些缓解人兽冲突的典型干预措施。然而，无论干预措施多么直接了解，比如建造围栏，在社会学意义上依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能显著重构或加强历史的和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些措施可能会恶化或重燃当地居民和保护人士之间的冲突，对保护成效产生不利影响。很明显，要缓解更棘手的冲突情景，我们的认识和应对方法还有重要缺陷。
值得一提的案例是英国关于非法猎杀猛禽的冲突。赤松鸡的商业价值高，猎杀猛禽是为了减少对赤松鸡的捕食。大量生态研究和一些技术方法都未能缓解这种冲突。有人提出，冲突缓解需要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人员、管理者、当地人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群体都要参与进来。这种合作不无挑战：庄园主想要更多的赤松鸡，保护人士要保护母鸡鹞；关于母鸡鹞对赤松鸡的影响，双方吵得天翻地覆，但都未能坦率地寻求合作、解决问题。
从认识冲突转为解决冲突，研究人员的角色就特别令人担忧。保护科学家应该努力教育人们改进关于动物行为的错误信条吗？一些文化观念和传统对野生动物有害，应该礼貌地加以挑战。例如，有的信条认为某种动物是魔鬼，或者跟巫术有关，导致这种动物被迫害。超自然因素煽动食肉动物发起袭击，这种想法可以解释合理的缓解措施为什么不能减少袭击事件。中国的虎酒声称狮子和老虎的骨头具有滋补功效，是文化信条伤害食肉动物的另一个例子。
然而还有一些信条，研究人员同样认为是错误的，但可以对食肉动物的生存产生正面影响。例如，尼泊尔人忌讳杀雪豹；埃塞俄比亚人认为斑点鬣狗有价值，因为它们能吃掉恶灵。遵循当地人的信条，能在保护区外促进食肉动物、人类和牲畜的共存吗？选择性地说服人们，他们的一些信条（对野生动物有害）是错误的，另一些（对野生动物有益）是真实的或正当的：这往好里说，是前后矛盾；往坏里说，是不道德的。此外，保护科学家认为这损害了科学方法的诚信，意味道德相对主义的要素将文化实践置于理性批判之上。当然，通常情况下不会这么极端：在许多社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群，能够理解对自然的不同认识。
实际上，基于文化信条开展工作、缓解对食肉动物的杀戮，已被证明是可行的。保护人士用创新的方式跟当地人互动，控制或修整其观念系统。在肯尼亚安波塞利地区，狮子守护者项目教导马赛年轻人追踪和守护狮子，从而获得技艺和收入，而不是猎杀狮子来获得社会地位。通过发现狮子在那里、建立畜围防护狮子，男人仍然可以获得社区中的地位。
关于野生动物和人兽关系的观念和信条，哪些是正当和有建设性的、哪些不是：这本身就反应了特定的认识论和价值体系。要共同生产关于冲突原因和后果的知识、避免瘫痪对话的相对主义，各方需要在什么是好证据上取得一致，合作开发缓解冲突的过程和方法，并决定如何监测和评估效果。
如今，研究人员能从一系列的概念框架、定性和定量方法中获得启发，来评估价值、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联。特别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创新性的方法，用于研究非法行为、冲突和保护的社会影响。
研究人员还从分析人类的类似问题的学科中学习，比如犯罪学和和平研究。最近有两项研究：一项建立了冲突定位和管理过程的适应性框架；另一项参照和平研究，分析了冲突模型的三重水平。
3.3 遥远的双赢
保护科学是保护事业里多种声音中的一种。科学论点和证据，与道德论点（应该做什么）和政治论点（能做成什么）一起，共同参与更大的过程。理想情况下，研究项目和冲突解决流程应该反应这一点，并进入跨学科合作中。这个过程是不同学科的争论和合作，而不是关于权力、影响和资源的零和博弈。
在1990年代，基于共识的保护模式如日中天。这种模式跟可持续发展有关，已被证明对于解决冲突没有帮助。保护投入（最重要的是资金）如今频繁关注双赢情景，即干预措施必须让保护和发展同时受益。然而，保护和发展通常目标不同，真正的双赢非常罕见。面对几只家畜被大型猫科动物杀死的贫穷牧民，你很难为保护政策辩护。一位丈夫被食肉动物杀死的妇女，有权利表达对理性的保护政策的不满。面对当地社区不可持续地利用受威胁物种的局面，尽管通常都有理想的解决方法，但很难找出双赢的办法。
往往有快速达到双赢的渴望，要求集中能量平息争议、使用技术手段解决问题。这种狭隘方法阻碍了我们去认识重要的、深层而长期的驱动因素，以及人们在权利、脆弱性和价值上的根本性差异。没有适当的认识，我们意图良好的努力终将失败。
结论
保护界应开阔视野，吸取多学科和相关人群的想法、论述和观点，认识保护界所谓“人兽冲突”问题的驱动因素和后果。基于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最好传统，我们呼吁坚定的、包容的、有界限的讨论，思考人类与食肉动物共存的方法。
参考文献： Pooley. S., et al. 2016. An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of current and future approaches to improvinghuman-predator relations. ConservationBiology. In press.doi:10.1111/cobi.12859.
翻译： 刘大牛，动物学博士，2004年起在青藏高原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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