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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尽管对汉长安城的布局结构诸问题有较大的争议，但学者们对紧随汉长安城之后兴建的东汉洛阳城却有相当的共识： 其一，东汉洛阳城的都城朝向毫无疑义已坐北朝南，规划性比扩建而成的汉长安城稍强。 东汉洛阳城南垣的平城门与南宫相连，已成为全城最重要的城门。但北宫与南宫占据城内大部，位置略有参差，就全城而言，中轴线的规划思想也并不鲜明。魏晋以降都城中普遍存在的中轴线布局，其特点是以从宫城正门南伸的南北向长距离主干大道为轴线，对称布置整个城区。一般认为，这种规划尚不见于秦汉都城，首开这种规划制度先河的是曹魏邺城。
其二，东汉洛阳城城圈属于内城，城内宫殿区的面积仍然较大，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 宫殿区规模的巨大化是从战国到东汉时期都城布局的一个显著特点。与叙述东汉洛阳城仅限于城圈的观点[1]相左，杨宽认为“洛阳城依然属于内城性质。南宫和北宫不仅面积很大，而且占据城中主要部位……宫殿、仓库、官署，和西汉长安一样，布满整个都城之内”。“洛阳整个城属于‘皇城’（内城）性质”[2]。的确，总体上看，东汉洛阳城内宫苑面积也达全城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左右，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城布局阶段。相比之下，对居民里闾与商市的安排则处于从属地位。一般居民多居于城外，三处著名工商业区中的南市和马市也都位于城外[3]。东汉洛阳城的内城性质，对解读西汉长安城城圈的性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其三，东汉洛阳城虽有较大的郭区，但并无具有实际防御作用的郭城城垣。 据《洛阳伽蓝记》卷四，洛阳东郭以新开漕渠（阳渠）作为屏障，在上东门以东七里的漕渠上建有桥梁，称为七里桥，并在桥东一里建有“门开三道”的东郭门。洛阳西郭以“南临洛水，北达芒山”的张方沟作为屏障，在上西门以西七里的张方沟上建有张方桥，东汉称为夕阳亭，是上西门的外郭亭所在[4]。夕阳亭亦称“洛阳都亭”，具有郭门性质。杨宽据此指出，洛阳的南郭就是南城墙与洛水之间东西宽六里、南北长四里的地区。汉魏洛阳与西汉长安一样，“以天然河流与新开漕渠作郭区的屏障，同样以桥梁与郭门作为郭区的门户，或者以桥梁与外郭亭作为郭区的关口”。而“汉魏洛阳之所以会有与西汉长安如此相同的结构，该是东汉都城的建设沿用了西汉的制度”[5]。 在“杨刘之辩”中，尽管刘庆柱不同意杨宽关于汉长安城外有“大郭”的观点，但也认可在西汉中期后，人们把汉武帝时修建的漕渠与宣平门以东大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正像汉魏洛阳城以张方沟上的张方桥为西郭门一样[6]。这表明论辩双方在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均存在观念上的郭区的认识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对洛阳城外的遗存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洛阳城周围，最高统治者同样精心营造了为数众多的宫、观、亭、苑，近城地带，更是各种重要礼制建筑的所在地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居民区”。“洛阳三市中金市以外的马市和南市，分别设于城东和城南”。此外，还有白马寺、汉大将军梁冀所筑皇女台及私家园林等。其中北郊兆域，南郊圜丘、灵台、明堂、辟雍等遗址，都经调查、勘探和重点发掘。“历年来勘察实践显示，当时的手工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城外”[7]。显然，上述种种，构成了郭区的内涵。东汉洛阳城城圈的内城性质、郭区的内涵与结构，对解读西汉长安城的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第17～21页，中华书局，1984年。 [2]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第1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3]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21页，中华书局，1984年。 [4] 《洛阳伽蓝记》卷四。 [5]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600-6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6]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与杨宽先生商榷》，《考古》1987年第10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236～2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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