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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系统地激发创新
日期：2017-05-19 作者：陈宪 来源：文汇报 
   陈宪 《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一书中的“雨林”，指的是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重要的不是经济产出中的成分，而是配方———各种成分是如何组成到一起的。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 “如何系统地激发创新”，是《硅谷生态圈———创新的雨林法则》(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下简称 《硅谷生态圈》)一书的主题。本书的两位作者维克多·黄和格雷格·霍洛维茨，都是浸淫风险投资行业多年的投资家。 这本书是问题导向的。作者在序言中说，我们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地区能繁荣起来而其他地区却静悄悄的？”这个问题和三位美国知名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戴维·莱布森、约翰·A·李斯特在《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并非整个世界都已经发达起来”很相似。后者从大处说，现今世界大约200个国家，被公认的发达国家不到20个。前者从小处说，一些地区因创新而活力四射，但大部分地区“静悄悄”。阿西莫格鲁在他此前的著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中，就提出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掠夺性经济制度的分际，并运用于经济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分析，证明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活动，掠夺性制度抑制经济活动。在《经济学(宏观部分)》中，他们说，制度因素而非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是解释国家间差别的核心。《硅谷生态圈》的作者基于观察和比较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能否构筑创新生态圈，形成创新文化，系统地激发创新，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程度。 根据对创业创新实践的观察，作者提出了创业创新的雨林模型、雨林法则、雨林文化和雨林工具。什么是雨林？雨林是人类的生态系统。在生物学中，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是由一个群落的生物体相互作用及与环境的作用所构成的。本书的雨林，就是人类的创新生态系统(即创新生态圈)。人的创造力、商业智慧、科学发现、投资资金以及其他元素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培养萌发出新想法，并茁壮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这就是生态圈创新文化的独到之处。 雨林不同于市场。作者的观察和研究聚焦于人 的行为，他们挑战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说，提出高于短期理性动机或超理性动机的社会行为。“在对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人类行为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新阐述时，我们质疑经济学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一些基本假设。”作者说，雨林模式是新古典经济研究的“对手学科”。雨林理论驳斥了这样的观念，即在私利的理性追求达到最大时，经济生产力是最高的。他们认为，创业创新行为需要个人超越短期个人利益，并关注长期共赢。加强人类创新生态系统的实力，关键因素在雨林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 然而，新古典的理性人假说，企业(家)追求利润最大化，指的是短期利润，还是长期利润？ 答案是显然的，是长期利润，否则何来最大化？ 而且，新古典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期短期不分，就像“宏”“微”不分一样。凯恩斯开创了短期分析，此后，经济学家在短期的基础上又提出长期及动态化。所以，作者强调的高于短期理性的动力，对于本来就不是追求短期理性的新古典理论来说，这个挑战似乎就难以成立了。 但是，作者还有一段话，“在热带雨林中让人们从事创新的动机是，超理性动机(extra-rational motivations)。”超理性动机和高于短期理性的动机是不同的概念。超理性动机是指竞争的刺激、人类利他心理、渴望冒险、探索以及创造的喜悦、为后代做打算、渴望实现生活的意义等。在笔者看来，应当将书中这两个提法合并统一为超理性动机。如果说理性动机是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说，那么，超理性动机就是基于人类的文化现象，且聚焦创新文化的对人的行为的概括。 观察雨林，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虽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性与需要，但是创新却要求巨大的自我牺牲与自我约束以实现成功。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等价于超理性动机。有人认为，企业家精神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企业家所特有的，究其本质，社会中任何个体，只要是愿意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超额回报的，都可以认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这显然是新古典框架中的认知。经济学家鲍莫尔的分析还表明，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对社会有好处，它可以是生产性的，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这个分析的框架适用于人类任何群体的行为，政治家、科学家，不都是这样吗？ 具有企业家精神，并最终成为成功企业家的人为什么少之又少？ 这取决于他或他的团队是否为“对”的人(创业者或企业家)，是否在做“对”的事情(需求)。经验表明，是否为“对”，是试错的结果，而且是概率很小的试错。当然，他(们)是否处在一个“对”的地方(雨林)也很重要，这就是本书提出创新生态圈的价值：能够提高试错为“对”的概率。但是，创业者、企业家找对了需求，是否就意味着成功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笔者提出过第三个试错“人格试错”，亦即企业主能否在激励和约束之间找到平衡，既能够直面挑战，赢取各种商机，又能够克服自我膨胀、过度投机和不良习性等人格缺陷，进而，人格试错为“对”，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透过这多次试错，可以印证《硅谷生态圈》两位作者的观点，企业家通常具有超理性动机，且具有天赋的多样性，能够跨越社会壁垒的信任，进而促进快速合作等特质。 对于雨林中人的观察，并不仅限于挑战理性人 假说，雨林模型还挑战了新古典增长模型 (总量生产函数)，突出了思想、天才(基石人物)的重要性。作者说：“雨林模型在新古典经济中是扭曲的。我们专注于思想、才能和资本，而不是土地、劳力、资本与技术。我们用‘思想’代替了技术，是因为思想并不一定需要严格的技术化才能创新，例如尿布、咖啡杯与家具设计的创新。我们用‘天才’代替了劳力，是因为创新是由专门的天才来驱动的。”这里，“思想”可能用“创意”比较合适，其重要性已经被经验所证明。 “天才”，或本书中的基石人物，被作者特别推崇。“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把人们的思想、才能与资本隔离开来的社会壁垒就像是创新系统的齿轮之间无形的‘口香糖’。被动自由市场对于推倒人为的墙是有用的，但是会把自然的社会墙留在原处。而主动自由市场致力于把社会墙也推倒。” 何谓基石人物？ 何谓社会壁垒？尤其是社会壁垒的讨论，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很多创业者都是基石人物，但并不是所有创业者都是如此。作者首先阐述了和大家想象中不太一样的创业者的三大特点：创业者并不是承担风险的人，而是寻求机会、管理风险的人，是风险的计算者。健康的雨林可以增加他们的成功概率；创业者必须学习知识，并用不同于传统商人的方式运用这些知识，他们是非线性的思考者。雨林则帮助创业者获取更好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创业者不是教室里教出来的，他们在战场上做决定的能力决定胜败。 基石人物在上述特点的基础上，还有三个重要特质，即整合力、影响力和冲击力。基石人物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信任的中介，特别在现在信任缺失或稀缺的时代，基石人物的价值更为凸显。基石人物扮演的是联络社会各界的角色，他们的作用不仅限于创新的热带雨林。社会规范需要信任，而形成足够使社会规范发展并延续的社会信任并不容易。热带雨林有了这些规范才能繁荣。当企业家的创新远离增加成本的法律合同，并趋近于成本较少的社会规范时，企业就会发展得更好。基石人物是维系规范、建立信任的枢纽。 以前经济学的研究关注技术壁垒、管制壁垒，但较少涉及社会壁垒。对于创新生态圈来说，当上述壁垒都基本不存在时，降低或跨越社会壁垒就显得十分迫切。作者认为，有五个支柱可以帮助减低社会壁垒。这五个支柱是：多样化，是指人们既包括专业领域知识，也包括市场、业务、财务、管理和 其他技能，来帮助初创企业成长；超理性动机；常规的社会信任；雨林的规则，包括突破常规、追求梦想，敞开大门、倾心聆听，信任与被信任，寻求公平而不是优势，容忍失败，鼓励坚持等；规则的阐释。在进行跨越社会壁垒的沟通时，多样化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互动。超理性动机给予人们积极的因素去交流。社会信任、规则和这些规则的诠释超越了这些壁垒，所以人们能够相互合作和交流。社会壁垒的降低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高度正相关的。 作者通过比较圣迭戈和芝加哥、硅谷和沃巴什谷，挑战集群理论，进一步论证创新生态圈对于创业者和企业家的重要性。 25年前，圣迭戈还只是美国的养老社区与军事社区，但是现在被赞誉为美国培育高成长创业公司的最具成效的地区之一。每年都会有超过300家企业诞生，该城市的创业公司所吸收的风险投资总额比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还多，世界上绝大部分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都已经在圣迭戈运营，相同的事情也正发生在软件、医疗设备、能源技术，以及其他需要技术创新激励的行业中。 尽管芝加哥都市圈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科研机构、人才、资本以及宏伟的愿望，但是与圣迭戈的技术创业公司大潮相比，芝加哥就像是一条涓涓细流，这里的创业公司很难成长为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如何解释这其中的差别呢？ 人们经常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圣迭戈的成功，一是美国自由企业体系的力量；二是天才与专长的集中。但是，这两条至少在芝加哥也是成立的。因此，这种传统的答案很难解释这两个城市之间复杂的不同。 印第安纳州的沃巴什谷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基本上具有相同的法律框架，涉及劳工、税收、安全、契约、知识产权等各个方面。依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各种障碍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创新行为应该喷发出来才对。此外，美国中西部地区同样获得了大量联邦科学研究经费的支持，因此也不能借口说这个美国核心地带缺少有好点子的聪明人士。然而，事实上，在沃巴什谷启动一个“谷歌公司”要比在硅谷困难得多得多。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理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想成为雨林，但是却寻找不到办法。绝大多数人仍然不懂得到底是什么创造、培育并激活了创新过程。作者问，是什么使得圣迭戈、硅谷这么独特？ 事实上圣迭戈、硅谷已经变成创新活动的高级生产体系———雨林，而芝加哥、沃巴什谷并没有形成雨林。 他们认为，传统创新观点中的两个支柱———自由市场与集群———已经无法对系统创新的奥秘提供完整的答案。因为，凡是与创新有关的地方，市场都是非常低效的。这个观点会令许多人震惊。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政府是创新中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我们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公共机构承担了远比一般思维中所认为的更加重要的角色。 问题还不止于此。对于创新的生态系统，“最重要的不是经济产出中的成分，而是配方———各种成分是如何组成到一起的”；“公共机构可以帮助培育创新系统，各种原材料可以在这个创新系统中以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因此，不仅仅是自由市场，而是各种因素协同作用；不仅仅是集群，而是系统要素完美组合的集群。雨林的秘方是关于人以及他们之间如何交互。这里，基石人物是关键的“人”；在交互中消弭社会壁垒，是基石人物的魅力。 可见，雨林理论对集群理论做了完善和提升。集群仍然存在，新经济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加需要人才集聚意义上的集群。生态圈肯定是新经济的集聚地和策源地，就像美国的硅谷、以色列的硅溪。生态圈的集群、集聚更多地考虑各种要素的配方、组合和交互作用，这正是集群理论薄弱的环节。 在比较圣迭戈和芝加哥时，作者提到，两地都有顶尖的大学，芝加哥的两所世界一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同样在迅速崛起。但是，为什么圣迭戈成为创新生态圈，而芝加哥不是？这就告诉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大学类型，那就是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圣迭戈分校是这种类型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则不是。 何谓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两点可以肯定，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是创业创新生态圈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斯坦福之于硅谷，麻省理工学院之于波士顿；创业创新生态圈为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提供不可多得的机会和条件，所以，二者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美国是世界上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推行创业创新教育最早、最成功的国家，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就是创业创新教育的成功者和领跑者。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德国的柏林工业大学，都在创业创新教育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当地的创业创新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静态地说，创业生态圈对于吸引创业者、企业家至关重要；动态地看，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创业生态圈持续的生命力。 我国的创业创新教育起步较晚，可以说还没有系统的做法，更没有成功的经验。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适应、更无法推动创业创新教育的发展。所以，在创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倒逼下，推动新一轮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才能使中国的教育承担起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重任。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手，那么，未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就将在创业创新驱动增长的过程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责任。这是构筑创新生态圈的要求，也是发展新经济的要求。 拆解如何系统地激发创新，问题似乎演化为两个：如何激发超理性动机？如何让生态圈为激发超理性动机发挥更好的作用？ 不是每个人都有超理性动机；我们也不知道谁有谁没有。所以，还是要有好的条件、机会，让人们试错，让愿意试错的人在生态圈产生“触电”的感觉，迸发出试错的愿望，并付诸行动。这可能就是超理性动机与生态圈的最好互动，也是对生态圈的最好检验。 本书只是基于观察和比较的方法，尚没有做经验实证的研究。相信会有学者做生态圈的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成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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