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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中国文学艺术魅力的精品力作难得，需要作家、评论家们去深入思考和不断探索。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使用不同的创作手法，但是这些流派、创作手法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至今，许多作家都回归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的、丰富的文学形态。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全球化、全媒体拓宽了文学的传播途径，网络文学、类型文学、微博和微信等的流行，使得文学的传播、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文学的价值观念、审美形态更为多元。 如何运用艺术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学的魅力？我与钱谷融先生的话题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开始，延伸到莎士比亚和曹禺的戏剧，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中华美学精神对我们的心灵和创作的意义，文学经典永恒的魅力。 真实、真诚和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王雪瑛：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世界的目光聚焦白俄罗斯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对非虚构写作的重视，让我们又一次关注真实性这个问题。当然小说的“真实性”与非虚构作品中的“真实性”不同。一位评论家说，“真实”，涉及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判断，而这个认识和判断，存在着纷繁的矛盾和分歧，这使“真实”变成了一个有难度的目标,对作家探求、辨析和表达真实的能力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钱谷融：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说，他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总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可见作家要得到真实比真诚更困难。真诚是主观方面的事，真实却要求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首先是态度问题，而做到真实当然就涉及到能力和水平问题。 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物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所以要在作品中达到真实，需要作家有真诚的态度，因为真实和真理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获得，必须下苦功夫深入钻研，如果缺乏真诚的态度，就难以深入，获得真实。 王雪瑛：您谈到的真实与真诚，如何从真诚达到真实，辨证而清晰，让我想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路遥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经久不衰的艺术感染力，让评论家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有了更多的认识。 钱谷融：现实主义是一种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是一条广阔的道路，作家要在这条道路上驰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求作家有更多方面的准备，做到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1859年5月，恩格斯在他那封著名的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曾经这样说过：“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完美的融合，大致只有在将来才能完成，而且不一定由德国人来完成。”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应该树立的目标，我们处在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值得不懈努力不断追寻的目标。 “文学是人学”与《〈雷雨〉人物谈》 王雪瑛：文学应该探讨人的多种可能性，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不断丰富着民族的记忆与文化。您的《论“文学是人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文本，对于我们回顾中国当代文学史，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 钱谷融：我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一共谈到了五个问题，就是：一、关于文学的任务，二、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关于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我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而上面这五个问题，也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影响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中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就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的好坏的一个基本而必要的标准，这也是区分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主要依据。 王雪瑛：您说过，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物的真正个性，写出了他与社会现实的具体联系，也就写出了典型。您对曹禺戏剧语言的精要分析，你的《〈雷雨〉人物谈》生动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审美原则，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分析的典范，您从文本细读入手，对人物深入细致、出神入化的分析，形成了您文学批评的独特品格。 钱谷融：能被同行接受，能被学生和读者阅读，让我感到欣慰。在杰出的剧作家之中，最吸引我、最让我喜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莎士比亚，另一个是契诃夫。如果为曹禺的作品找寻精神上的近亲，我很有理由提出莎士比亚和契诃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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