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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咸亨三年（672）十二月的一天，长安城弘福寺宝刹庄严，梵音缥缈，僧俗齐集大殿，所有人都在仰视着一座石碑，碑身上镌刻有太宗皇帝写的序文、高宗皇帝所作的记，大德高僧玄奘写的谢表，而书写碑文的则是已去世数百年的东晋右将军、书圣王羲之。 这块石碑就是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王羲之怎么会在死后二百多年完成这一书法作品呢？  怪事自有根由，此事说来话长。众所周知，一切宗教都是服务于政治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佛教自东传至中国后，经过发展演变，与土生土长的道教一起依附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成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之作用。在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佛道二教互争雄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争得不亦乐乎。《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就是这样的产物。 李唐是继承了隋王朝衣钵的，但他对待佛教的态度与隋大异其趣。 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出生在冯翊（今陕西大荔）的般若尼寺，由比丘尼智仙抚养成人。相传他7岁时，神尼智仙曾对他说：儿当大贵，自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女尼的这个神预言杨坚经常提及，在其即位后仍“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舍利感应记》），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证据之一。  杨坚生于佛寺而非道观，自然会与和尚亲近，道士吃瘪了。等到李渊登基称帝，天下道士自然是欢欣鼓舞，载奔载欣了——风水轮流转，皇帝到我家！ 李渊虽然建立了新的王朝，但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势力太大，“李”虽贵为国姓，仍远不能与山东士族相比。李渊自卑心理作祟，于是认了道家创始人李耳为祖宗，本来他只是想抬高门庭与山东士族抗衡以维护其统治，却无意间导致了唐初的道教昌盛。 和尚们不甘心受冷遇，佛法精湛的玄奘和尚责无旁贷的担负起了应有的历史责任，“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求取真经。玄奘不远万里赶到印度佛教最高学府天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学习佛法，并在这里取得了“三藏法师”的称号。“三藏法师”是对精通佛教圣典中之经、律、论三藏者的尊称，又称“三藏比丘”、“三藏圣师”，或略称“三藏”。在那 烂 陀 寺 学 佛 的 4000 多 名僧侣中，精通 20 部律论的有1000 多人 ；精通 30 部律论的有 500 多人 ；而只有精通 50部律论的僧人才能获得“三藏法师”的称号。那烂陀寺的长老戒贤法师是当时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学者，玄奘跟他学习了 5 年，戒贤法师经过严格考核，这才授予了玄奘“三藏法师”的称号。  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后，玄奘和尚终于功德圆满，于唐贞观十九年学成归国。当唐三藏载誉归来时，长安士民万人空巷欢迎，李世民也亲自接见了他，对他赞赏有加。不久，唐三藏将自己在弘福寺写的《大唐西域记》与新译的五部佛经一同呈献李世民，前后两次上表请求唐太宗作序，唐太宗被感动，亲笔为玄奘谢表和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作序，太子李治并做记。玄奘法师便以此为荣，再次上表谢恩，和尚们好不容易扬眉吐气了一遭，纷纷提议为之刻碑。 《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先是由初唐楷书名家、时任宰相的褚遂良书写，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分《序》和《记》两方碑石立于慈恩寺塔台南门两侧龛内，名为《雁塔三藏圣教序碑》。而碑林所藏是弘福寺高僧怀仁有感于朝廷对佛门之恩宠，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之崇尚，发下宏愿，集书圣王羲之的字所刻。  怀仁此举既为弘扬佛法，且是为狂拍唐太宗马屁。哪知道在集字过程中才知道是自己把事情想的太过简单了——遍检内府所藏王羲之字帖，辛苦了二十四年，仍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怀仁和尚无奈只得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所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因此历史上又流传了王羲之一字值千金的佳话，这块历尽千辛万苦所刻成的名碑也就获得了“千金碑”的美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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