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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酿酒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年前之久，夏商周三朝，酒被视为神圣的物质，酒是庄严之事，非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而不用。《诗·商颂·烈祖》中强调祭祖时美酒的重要性“既载清酤，赉我思成，亦有和羹”。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革，曾作为庙堂祭礼的酒，因“礼崩乐坏”开始进入下层，从此酒与士人吟咏结缘可谓一拍即合，成为文学创作中独特的精神映像。 ▲五代 周文矩 《文苑图》绢本设色 37.4x58.5cm 酒为钓诗勾，极醉于无知 “吵彼高岗，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兑就，维以不永伤。”这首《诗经》中的《卷耳》，是中国现存最早关于饮酒的文学作品之一。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饮酒之风虽然兴起于汉代，但只有到了东汉末期与三国魏晋时代，才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并与创作发生紧密联系。到了东汉末年，学阀名士之间的聚会，也要以酒为触媒，号为“江表八骏”之一的荆州牧刘表，为了使饮宴不拘一格，特地制作了三座特别的酒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其容量分别达到7升、6升与5升。而雄踞河北，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的袁绍，为了在盛夏三伏避暑，召集子弟与文武于山水幽静清凉处昼夜酣饮，“极醉于无知”。从而使“南荆三雅之爵”与“河朔避暑之饮”一同成为东汉末年酒史上的佳典。 ▲商代后期 天觚 魏晋时代，政治变故频繁，社会动荡加剧，传统士大夫一方面以玄学清谈逃避现实政治，一方面求助于药石醇酒，以放荡狂怪之风自我标榜。《晋书·阮籍传》中所说，阮氏“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最后选择了“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阮氏曾因步兵军中厨营有佳酿三百斛，而毅然出仕，担任步兵校尉；而同为竹林七贤中最年轻者，与阮籍为忘年交的王戎，也是阮氏放诞饮酒风格的忠实追随者，《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与王安丰（王戎）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然而最为惊世骇俗的莫过于《酒德颂》的作者刘伶，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命仆从手持荷锸跟随，任意而行，叮嘱其“死便埋我”。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多好老庄之学，追求“形神相亲，造化同体”的物我两忘境界，这种境界只有通过药石与酒的催化方可达到。在“七贤”的示范下，魏晋名士无不以豪饮放诞为标尺，晋元帝太兴末年为吏部郎的新蔡鲖阳名士，“八达”之一的毕卓，曾因盗酒而被邻居绑缚于酒瓮边，他常对左右说，自己的理想就是：“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此处图片为横卷长轴，请横屏查看 ▲五代 周文矩 《合乐图》 东晋末年，司马氏朝廷偏安江左，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纷乱更迭，强者不断对长江以南虎视眈眈，士大夫面临的紧迫危机不再是政治迫害，因此饮宴之风不再以乖戾放诞为主题，而强调恬淡与接近自然，从而使得饮宴成为文学创作的良好触媒。著名诗人陶渊明，历经桓玄之乱，于义熙元年（405），辞去彭泽县令之职，返归故里，开始了“躬耕自资”的隐居生活，陶潜现存诗文146篇，涉及饮酒者共56篇。其中饮酒诗20篇，更是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咏饮的典范，引得后代文人以酒赋诗，都会追合其前韵。《宋书·陶潜传》记载说，陶潜自备无弦素琴一张，微醺时就抚弄寄意，来访者无论身份，都摆酒迎接，如果陶氏本人不胜酒力，先于客醉，就对其言“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潜通达不拘的隐士之风，特意不用器皿滤酒，直接以头上所戴葛巾，“葛巾漉酒”自此也成为中国历代文人雅士会饮赋诗时喜用的典故。正如李白在《戏赠郑溧阳》中所书：“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此处图片为横卷长轴，请横屏查看 ▲唐 冯承素 《兰亭序》 与“葛巾漉酒”相映成趣的东晋文人会饮逸事，当属书法大家王羲之的“曲水流觞”。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上巳日，王氏邀谢安、孙绰等名士42人，在绍兴兰亭清溪边举行祈福禳灾的“修禊”仪式后，将盛了佳酿的小型有耳酒具“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赋诗并饮酒。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乘兴作序，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虽然“流觞”之举动自汉代以降已成风俗，但王羲之的兰亭雅集，才真正使得“流觞”成为后世骚客文会的效法楷模。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唐代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继承魏晋风雅，不断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学雅化；以日常交游和诗酒唱酬为主的宴游之乐深刻体现了政治朋党和文学集团的产生，标志着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自觉，以及社会精英生活方式向下层的大规模辐射。与唐代相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同治天下”是他们自我砥砺的口号与追求的目标，支持王安石变法的著名士大夫士人张载在抵达衡阳酃湖会宴时，仍不忘探讨强兵富国之道，并以酿酒之法比拟变法革新，留下了“美哉酃酒，与月同光。古酒新酿，振策家邦”的不朽名句。 受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人伦色彩的熏染，文人们对于离别的伤感吟叹，从来都表现得十分强烈。以酒饯别、因酒怀人，更为这种黯然伤魂的情感体验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酒在其中烘托着一种隆重而热烈的气氛，堪称是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中以酒咏别的经典之作。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亦言：“渭城朝雨浥清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里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酒既可以调解舒缓心绪上的忧伤感触，反过来又会加重这种感受的心理强度。双重的作用，造就了文人诗情的勃发。 此处图片为横卷长轴，请横屏查看 ▲五代 顾闵中 《韩熙载夜宴图》设色画 28.7X335.5cm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歌声频为行人咽，记着禅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这首婉约别情的《虞美人》出自宋人陈与义之手，序云：“大光祖席，醉中斌长短句。”主人席益，字大光，和作者系同乡，经常诗札往还，交谊甚厚。时值席益遭贬流寓衡山县，陈与义避金兵转走湖南，与之邂逅。按宋代规定，州郡长官设宴时，要有官伎侍陪，以歌舞助酒兴。然而此情此景，歌声凄婉坳情，令人动容。至于柳永那首著名的《雨霖铃》更是横空叹问：“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酒醒便是意味着愁醒。从酌酒留欢，到问酒畏愁，意绪的跳动波荡全系念在一个酒字上，真是一叹三折，将文字的感染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文人乡愁的深曲蕴意，一方面是对家的缝蜷怀念，另则也包括着对国的深切留恋，尤其是在世局动荡的年代，这一点反映得特别强烈：“惨结秋阳，西风送，丝丝雨湿。凝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晴。试问乡关何处是……须言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情尽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年，浇胸臆。”宋代著名文人士大夫赵鼎在《满江红》中写下了这样的词句，此赋作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大举南下，攻破帝都汴梁，掳去徽、钦二帝及北宋宗室之时，“靖康之耻”成为终宋一朝未雪之耻。国破家亡，词人心头难解的情结，在深秋的西风里无法自抑，化作汹涌酣畅的清醉，或许可将心底的郁结冲涤干净。 唐宋两代中后期，北方骑马民族屡次入侵中原，边患不断，故唐宋诗歌中吟咏边塞戎机之作最为兴盛，以酒为题，写尽英雄建功立业，忧心外敌之事。高适在《送李侍御赴安西》中写道：“行子对飞莲，金鞭指铁骆。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虏障燕支北，秦域太白东。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将扬名万里之外之豪情置放杯酒之中。岑参《送李副公使赴啧西官军》：“脱鞍暂入酒家庐，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作者一往无前，奔赴戎机，解酒抒发的豪情，跃然于纸上。 声明：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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