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个满身才华又勤苦任事的人 黄德海/文 面对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不同的写作者会有不同的次序、不同的侧重，或因为观点差距，或因为时移世易，或因为写作者自身的处境。《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大部分内容沿袭《史记·货殖列传》，却独独把导言替换掉了，大概是班固嫌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责怪他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地位放得过高。对春秋一段历史几乎照抄《左传》的《史记》，如唐诺所说，也巧妙地抽出“左氏心折之第一人”郑相子产，“挪到很后头，成为只是个系于某种已消逝时代的人，这意味着往后中国已不（用）再关心像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思维、作为，或者说，往后的中国不再关怀甚至不再承认这样一种人的处境”。唐诺的《为什么会是子产？》，是《眼前》的首篇，为什么呢？ 子产执政之初，对郑国形势有清晰的判断，所谓“国小而偪，族大宠多”，是内外交困的局面。言内，郑穆公死后近百年里，其子孙形成七支大族，共同把持郑国权柄，史称“七穆”，子产自己，也是郑穆公的孙辈。七穆之间各自专权，矛盾不断，以至内乱迭起。言外，规模与鲁差不多的郑国，地理位置则比鲁国糟糕得多。它“东趋汴梁，西抵虎牢，南及许昌，北界黄河”，处“四战之地”，“南北有事，郑先被兵”——“鲁国躲在远远东边，真正经常性应付的只有还不算真正强大起来的姜姓齐国……郑国则一整个被曝现在中央四战之地，尤其从鲁文公之后，持续南下的强晋和持续北上的强楚在此相遇纠缠，你的国家就是人家的战场，郑国原有的那一点点从容空间几乎完全消失”，“从晋，楚来征伐；从楚，晋来声讨”。唐诺谈《左传》，起笔即写子产，心里想着的，也是自己置身的具体情境？ 是自然状态也好，是人的推动也罢，春秋往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另一条路，那就是一统，一个单一大国”——已经生活在单一大国里的司马迁，是因为如此才把子产抽出来的吧？而在子产置身的当时，人们心中还残存着另外一种可能，或者也可以看成一个事后追溯的完美梦想，人们“已说不清楚是主张还只是记忆、但多多少少还相信所谓周天子封国图像”。这图像有时候会“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催促着孔子汲汲于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也或许是同样一副图像，让头脑冷静的子产“知其不可而为之”，“想尽办法让他这个不幸的国家，一个小国，可以生存下去”，起码在他有生之年，可以让郑国艰难地活在春秋那漫长的小国“死亡的长廊里”。  现在，子产要开始自己艰难的执政之路了，而在这之前，灾难先来了。鲁襄公十年，郑国内乱，子产父亲被杀，盗贼攻入宫室。子产从容地处置了此次事件，连子孔要求的追杀共犯也拦了下来，“还说服子孔公开烧掉所有犯罪证据的相关文书资料让人心安定，一刀切下，到此为止，包括他父亲的死和仇恨”。这件事，也仿佛是日后子产执政方式的预演，“理性，心思安定澄明提前想事情，任何细节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这理性强悍到，即使涉及到自己父亲的死也不为之动摇；这理性强悍到，即使面对春秋时极有影响力的鬼魂，仍然可以保持。心性凶恶的强族之后伯友被杀于羊肆，有人梦到他要指日杀死子驷和公孙段。时至，子驷、公孙段准时死亡，郑国一时人心惶惶。子产呢，没有去管这些，而是“迅速把伯有的儿子拔为大夫延续家业”，闹鬼一事果然就此平息。这当然“不是取悦亡魂，而是安抚生民；不是听命鬼神，而是遵从理性”。面对子大叔的质问，子产也坦白讲：“这确实是妥协是取悦，不问是非只求取悦于人，做人的确不可以这样，但为政有时却非得如此不可，不这么做，人民不会安定不会开心不会听从，政事就卡住什么也做不成。”对子产来说，不管是闹人还是闹鬼，他面对的“真正的政治图像是，这些都只是郑国几个大家族的政权斗争之事，他早早看穿，也从不加入……真正该坚持的是非善恶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不在这里”。 相较于对内的左支右绌，子产的外交赢得了更多的赞誉，并终其“执政一生，郑国从没出现什么存亡危机，甚至没在盟会上吃过任何亏，倒是争得不少当下利益，包括发言权，也包括贡纳‘规费’的减低、私下贿赂的不行、盟会次数和规格要求的有所节制云云”。甚至，子产成了很多小国的榜样，他们从子产的成功外交获益不少，以至晋国大夫叔向说，“子产有辞，诸侯赖之”，像束手无策的民人等待着英雄凯旋的消息。严事子产的孔子称颂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正确的道理还能说得准确、动人。这当然都跟子产的思维方式有关，“美学问题其实是认识问题”。那些歆动人心的言辞，“不可理解为只是修辞技巧，而是认识方式；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子产的思维方式，他不把事情特例化戏剧化，而是想办法剥除掉它独特的外壳，认清它并不奇怪的本来面目，让它返回到、溶解于它的本来道理里面……人面对道理，不管舒不舒服、接不接纳，总是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情绪”，因而能更冷静地判断的处置自己面对的事实，那些“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样的事实。  是的，备受赞誉的子产一直没那么潇洒。弱国无外交，春秋间一场场华丽的盟会，会场上谈笑风生，谈判，赋诗，宴饮，“会场外面就是层层围起、随时可以叫进来的军队”，一不留心就会引爆，倒霉的总是小国。子产那些一击命中的提议，打动人心的言辞，背后都是一次次周密的筹划，审慎，精准，把事务的每个细节都置于放大镜下仔细审视——小国经不起任何疏漏：“不仅仅是大趋势的判读和其应对，甚至是精密到包含参与任一场盟会的具体细节掌握：谁去，带多少人，多少礼物，何时抵达哪里，先做什么，强调什么，可争取到什么，得排除那些障碍云云。”孔子懂得子产“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艰难，在《论语》里便提到过，郑国即便起一篇辞命，其间的程序也非常复杂，“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朱熹说出了孔子的未尽之意：“裨谌以下四人，皆郑大夫。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 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需要不断的练习，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即便像下棋掷骰子这样的游戏，“如果只当作消遣，不从小就练习的话，也是断不能精于此道的”，“如果不懂如何使用工具，没有足够的练习，没有人能够一拿起工具就成为行家里手”。人们有时候会奇怪地以为，做其他事情都需要不断练习，独独人间事务中最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人人天赋异禀，可以不经训练便可以轻松胜任，其结果呢，难免是鲁莽颟顸。子产对内和对外的举措合宜，真正起作用的，该是他反复不辍的思考和不得不然的练习，如他自己所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一个冷静、准确、精密计算而勤于练习的人，往往会让人忘记了他的才华，只感觉到他的乏味。本质上，子产该是周公那样的人物，“满身才华又勤苦任事”，还是如唐诺所说，“这两个特质并不容易在同一个人身上太久”。周公比较幸运，因为他生在周代朝阳式的上升期，以至于人们几乎忘了“政治才是他的专业”，忘了他打过仗，还可能杀过人，忘了他为政事忙得“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忘了他在政治夹缝里的“恐惧流言日”，只记得那个制礼作乐、温文尔雅的周公。子产远远远远没有那么幸运，他不只是身处衰世，还生在一个随时可能被灭掉的小国，因此便不免严厉甚至冷酷，他那满身的才华很快就被人忘记，人们记住的，是一个苛刻、无情，甚至该被诅咒的子产。  子产执政第一年，诅咒式的歌谣就已经跟来了，“谁来帮我把子产这家伙给宰了，我所有的田地全送给他”。三年之后，歌词改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没了子产，我们该怎么过，谁来继承他？当然了，“一般人民往往比掌权者更不讲理更不好说服”，在五年后子产改制增税的时候，郑国人又开始咒骂，连大夫浑罕也在劝谏不成之后撂下狠话：“国氏其先亡乎。”那意思差不多是，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在这样的诅咒声里，执掌国柄的子产品尝到的，当然不会是权力的荣耀，有的，“只是一连串很困难的、也不讨人喜欢的现实工作”。 子产的冷静和准确，几乎让他连这些诅咒也一并计算在内，否则，他不会给自己下那墓志铭样的断语：“侨（子产名）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眼前的现实尽够他忙了，子产大概“本来就不希冀未来历史记得他，以及他的任何作为，‘不能及子孙’，他准确到不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包括梦想，包括希望”。或许是不忍于这过于冰冷的结语，唐诺才在这篇的结尾，引了博尔赫斯温暖的话：“一个好的墓志铭，用不着这么准确。” 是的，用不着这么准确，晚于子产的孔子，会牢牢地记着他（或许也影响了《左传》的作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反复回想子产的作为：“日后不再年轻的孔子，也许这里那里都越过了子产并且有能力批评他至少质疑某句话某些事，但孔子没这么做，他只赞誉子产（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弑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记得那个冷静准确，打开了自己心门的人。下面是孔子颂扬子产时引的《诗》，《南山有台》，无比准确地出于小雅：“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就把这作为子产的墓志铭，如何？
 《书到今生读已迟》 黄德海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简介  黄德海，1977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任职于《上海文化》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四届客座研究员，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若将飞而未翔》、《个人底本》，翻译有《小胡椒成长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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