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一个令人费解的混合体

作为一个令人费解的混合体，银行是资本主义一个核心性的特殊机构，连接着储蓄者和借款者。一方面，他们贷款给有想法、有野心的人；另一方面，对于胆小如鼠、想把现金安全储存起来的人而言，银行让他们像吃下一颗定心丸般获得内心平静。

然而，银行也存在黑暗面：其存在是为了管理风险，但经常聚集风险。当显现出黑暗面时，银行会卷走财富，抑制经济体的发展。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银行而引起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关于如何让银行回归正常轨道，众说纷纭，未达成一致意见。

首先，让我们谈一谈典型家庭或企业的财政状况，以此来说明银行的重要性。

他们的债务主要是房屋、办公室或工厂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的期限是固定的，利率也通常是固定的，所欠的债务有很多确定性因素。不过企业和家庭的金融资产就不会受这些严格条款的约束，可以在不被人注意的情况下提取存款；如果需要现金或者投资偏好发生了变化，则可以迅速出售债券和股票。固定的债务加上灵活的资产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组合。

但一方的资产即另一方的负债。这意味着个人和企业的财务状况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是“镜像”般的存在，资产（即银行发放的贷款）是不能调整的，而债务（即客户的存款）则能很快付清。这种组合充满了风险：如果储户急于提取存款，银行就会被迫廉价出售资产；如果出售资产的速度跟不上催债速度，便逃脱不了倒闭的结局。控制风险是银行的职责：通过持有充满风险的资产负债表，银行可以让家庭和企业获得安全的资产负债表。

由于资产与负债到期日并不一致，银行往往倾向于为自己预留误差空间，会用两种方式赋予财政状况弹性。现金和政府债券等流动资产就如同安全阀一般，可以以相对固定的价格较快出售。如果投资者突然避开银行债券，或者储户提取大量现金，那么银行就可以出售这些资产。这会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安全范围内缩小，与债权人的需求保持同步。

但资产负债表也会因其他原因而萎缩。若借款者的前景黯淡，那么银行持有的诸如抵押贷款、债券、发放给企业的贷款等风险较大的资产的价值可能会迅速下跌。所面临的风险是银行资产的价值可能会跌至负债额以下，即当银行所欠的资金多于银行拥有的资金时，银行可能会破产。银行会通过保有权益资本（即银行所有者投资的资金）来防止这些困境的出现。当资产价格下跌时，首当其冲的是权益资本。由于银行所有者吸收了损失，其债券持有者、储户等债权人才能放心，不用承受损失。

但银行并非慈善机构，而且两种缓冲方式成本高昂。一些粗略的经验法则指明了其原因：当政府债券等流动资产的回报率仅为2%~3%时，现金回报率为零。相比之下，按揭贷款和无抵押贷款的回报率分别为5%和近10%。因此，选择安全的资产会降低回报率。此外，权益投资者期望（通过分红或股权资本收益获得的）回报率在12%左右，而债券持有者的预期回报率仅为4%。

这使得稳定性与银行家设定的盈利之间处于紧张状态。而危机爆发的核心就是没能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解释这种失败的表现。这个公式是：

权益收益率(RoE)= 资产收益率 (RoA)×杠杆比率

这种想法简单易懂。资产回报上升时，银行的权益资本持有人就会获利。因为现金、政府债券等安全资产回报率低，所以将RoE最大化意味着这些资产持有量下降。如果各类资产回报率像21世纪初那样下降，银行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提升RoE：运用杠杆比率（即资产对权益的比率）。银行提高杠杆比率的方式包括从储户、债券市场借入更多资金，出借或投资收益。如此一来，相对于同样的权益而言，他们便可以获得更多收入。从短期来看，股东是受益者。

风险降临

忽视安全机制无疑会让银行更危险。

但RoE公式在银行业中已根深蒂固，每一位主管和股东对此并不陌生。英格兰银行于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最大型的银行均以是否实现了RoE目标这一标准来奖励高层管理人员。银行家们适当地让短期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流动资产和权益资本跌至历史最低水平（见图3.9）。

截至21世纪头十年中期，杠杆比率失控。2007年，英美最大的两家银行分别为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当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花旗银行。官方报告显示，危机来袭时，这两家银行的杠杆比率达到50%左右：每100美元资产仅能吸收2美元损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次贷市场只占全球金融市场的一小部分，却能引发如此大的灾难。这些银行头重脚轻、账户脆弱，终究逃脱不了倒闭的命运！

针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主要监管对策是1989年调整修订的巴塞尔国际银行业监管条例（因最先在瑞士首都达成而命名）。《巴塞尔协议Ⅲ》即为大家熟知的最新版本，该版本比前几个版本更严格，在安全性方面提出了四个基本要求：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权益资本和流动资产，降低杠杆比率（目前的最大比率为33），减少对短期融资的依赖。但有些国家因在危机期间救助银行而激起愤怒，还有些国家金融部门负债远远超出经济总量（使救助归于失败）。这些国家的监管机构决定提出更高的要求。

最激进的做法是拆分那些被视为“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将它们拆分为更小、更简单的银行可以让监管变得更容易，同时还能避免破产导致当地经济或政府财政陷入困境。但拆分和重新分配资产与负债绝非易事。

另一种做法是禁止银行进行风险性极大的活动。在美国，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出的法则是将阻止以吸纳存款为主要业务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实际上是指用客户的存款投资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从理论上讲，“沃尔克法则”能使储户免受交易商的损失。但在实际应用中很难区分以服务客户为目的的交易和单纯为银行利益而进行的交易。

欧洲监管者采取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办法。他们提议在英国和欧元区采取“围栏”政策(ring-fences)，将客户的存款与银行其他负债区别开来。根据这种政策，银行只能持有现金、政府债券、发放给个人及企业的贷款等资产。股票、衍生品交易和承销企业债券发行等风险更大的活动则列在“围栏”政策之外，由特殊资金单独支撑。

但即便新型“围栏”政策安排到位，银行依然可以发放抵押贷款，抵押贷款这项业务充满风险。以英国商业房地产（写字楼和购物中心）贷款为例，这项贷款在抵押贷款市场中占相当大的份额，在巅峰时期超过英国GDP的20%。但也反复无常，2007~2009年，商业房地产的价格下跌了近45%。在美国，即便是最“优级”逾期抵押贷款所占的份额也在2010年初也超过了7%。这类风险是无法列入“围栏”或“沃尔克法则”之外的。

基于此，有人建议银行持有的权益资本应远多于新规则所要求的数量。斯坦福大学的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马丁·赫尔维格(Martin Hellwig)在2013年出版了《银行家的新衣》（The Bankers New Clothes）一书，该书指出，人们夸大了持有额外权益资本的成本。首先，更多的缓冲资本可以让银行更安全，所以债券等其他融资方式的成本会下降。英格兰银行利率委员会成员戴维·米尔斯(David Miles)在一份相关报告中估算了增加权益资本的成本和收益。他得出的结论是：当权益资本占银行风险调整后资产的16%~20%（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时，增加权益资本的成本和收益是相等的。

以摩根大通杰米·戴蒙(Jamie Dimon)为代表的银行家觉得这一权益资本持有量过多。他们担心，这样会使银行被迫持有过多的权益资本，进而带来两种影响。首先，由于现有缓冲资本仅够维持少量贷款，银行可能会因为权益资本增加而减少放贷。其次，增加权益资本意味着降低杠杆比率，从而使RoE未达到投资者的预期。如此一来，银行将难以筹集到监管者所要求的权益资本。与此同时，如果持续下去，随着投资者将其资金投资到其他领域，银行的业务将会逐渐衰竭。最终，银行只有通过向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率来提高RoA，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双方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学者们认为“提高权益资本不必一定消除放贷”，这并没有错。毕竟，权益资本是资金的来源，而不是利用资金。从历史上来看，大幅降低杠杆比率与放贷、GDP强劲增长相关（见图3.10）。但银行家们的观点也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如果不使用杠杆提高回报，银行就可能需要从其资产中挤出更多资金，这样会增加信用成本。

除这两种方式外，可能还存在可供选择的第三种方式。有些研究者认为，权益资本和债务可以通过使用兼具两者特性的融资达到更好的平衡。他们希望银行出售更多“应急资本”给投资者。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借据”(IOU)类似于债券：债券到期时，银行会支付回报并全部回收。但一旦出现经济萧条，应急资本就会从债券变成可吸收损失的权益资本。

这些想法极具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能为债务与权益资本难题提供较为明智的解决方案，还因为监管者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可以让债权人更大程度地监督银行。从理论上讲，如果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大型投资者知道其债券可转换成充满风险的权益资本，他们可能会仔细梳理银行的报表，以识别出贪求利润的CEO（首席执行官）们利用杠杆进行投资的种种活动。人们尚不清楚应急资本成本会有多低，尤其是投资显露出风险迹象的银行时，投资者可能会要求高于债券的回报。

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在理想的情况下，市场和监管者会鼓励银行慎重行事。英格兰银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一份2010年的报告中指出，银行的借贷成本被扭曲了。因为投资者认为大型银行会在危机来临时得到救助，所以他们会接受银行发行的利率相对较低的债券。这反过来又会扭曲银行的决策：由于这种融资方式成本低廉，所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银行家们会以此满足自身的贪欲。这一点不足为奇。

既要“索奶”，又要“供奶”

受所有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从资本主义的掌上明珠变成了眼中钉，依靠受操纵的市场和纳税人补贴而存活。监管方正在努力改变这种局面。英格兰银行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美国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险的机构）在2012年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当下一个规模大到足以威胁整个金融体系的银行破产时，监管方准备根据其“生前遗嘱”来处理、解除其持股问题。监管方会予以控制，替换银行管理人员，要求债券持有者和权益投资者分担些许损失。

这传达出的信息很明确：监管者不会试图阻止银行破产，而是做好应对准备。他们希望借此让银行持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资产，以便让其远离困境。然而，有些银行因大规模延伸和不透明操作而无法有序地进行清算，有些银行则“大而不能倒”。无论明显与否，这些状态似乎都会继续存在下去。最近世界最大的各家银行都非常小心谨慎，这并不是其自愿的选择，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银行依然是令人费解的混合体，一方面表现出资本主义不愿受束缚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补贴和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