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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在4月香港苏富比春拍亮相的一件“裸女”画作，极具东方韵味；里面描绘的女性美感不禁让人联想到去年10亿的《裸女》……其实该画家和莫迪里阿尼乃是“同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画派，同一种艺术的情怀。 “我归来是为了在这里永居；我想死在法兰西，然后葬在蒙巴纳斯公墓，莫迪里阿尼的旁边。” ——藤田嗣治
2015日本文化界以电影追寻藤田嗣治 藤田嗣治和同时代巴黎画派的夏加尔、莫迪里阿尼、苏丁等人都属于巴黎的“异乡客”；如海明威所言，那时的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各国文艺之士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前往，都愿能在此出人头地……但最终真正活在巴黎那片土地的却是寥寥。而藤田却是其中的一员，严格来讲是唯一的黄皮肤，也是唯一能进入西方近代美术史的黄皮肤。 嗣治和父亲藤田嗣章 嗣治1886年出生在东京名门，父亲藤田嗣章任职日本陆军军医总监，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由于母亲在他幼年时便离世，父亲从小对他的教育格外严苛，并期望他将来能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医生；但这种期望却由于藤田嗣治14岁的一个举动变为永远的不可能：儿子嗣治郑重的写了一封信，并以邮寄的方式转交到了同一屋檐下父亲手中，信中写到：“我想成为一名画家，请让我做我喜欢的事，我一定会成功给你看”…… 东京美术学院毕业作 两年后的1900年，巴黎迎来了当时史上最大规模的万博会，这对日本来说是绝好的机会，在明治维新后向世界展现国力的最好舞台。为此整个日本选定各行业的优品“严阵以待”，而嗣治的一幅水彩画幸运的被选中，被带入了巴黎；这或许是他与巴黎间最早的缘分，也借着此机缘，嗣治的内心开始萌发对于巴黎的向往之根；而这根，终于在1913年得以结果。 才到巴黎时所居住的公寓 1913年，初到巴黎的嗣治，居住到了房费较为便宜的蒙帕那斯区；但由于当时他还未能融入到巴黎的社交圈，使得其画作无人问津。卖不出去话，生活穷困潦倒，甚至一度在寒冬夜以烧画取暖。晚年的嗣治，在回忆到这段时光曾经感慨言道：“我已经受够了贫穷的味道、但作为一个亚洲人那时的我画是根本卖不出去的”。 在巴黎名流的化妆舞会中的嗣治 嗣治希腊装扮 为此，嗣治调整了自己的想法，除了创作，也尝试着真正走进巴黎。也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怀，嗣治逐渐和莫迪里阿尼、基斯林、苏丁乃至毕加索等巴黎的“异乡客”等深交了起来。那时的他也开始往来于各种名人文化聚会，有时一身传统和服装扮，为大家表演日本剑道、唱几首日本和歌；有时穿着一身古希腊的行头出没于大街小巷，并号称自己斯蒙帕纳斯的“希腊人”。而他的创作也开始融入到巴黎民众的生活中，开始尝试将东方与西方的绘画相结合，将日本传统水墨的表现和绘制形式带入到油彩中…… 1950年，毕加索和奥西普 ·扎德金出席藤田嗣治个展开幕式 生活中嗣治与巴尔蒂斯等人合照 而此后，在嗣治一大批的世俗画中，尤其人物作品中都带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东方之韵。而这种画风就连当时声名显赫的毕加索都沉醉于其中，在嗣治的第一次个展上毕加索观摩了长达3小时之久。 《裸卧的吉吉》 但真正让嗣治挤入到世界顶级画家行列还是在1922年法国春季沙龙展会上，嗣治的一幅《裸卧的吉吉》，当时该画成为展会上的最大焦点。画面上，嗣治把模特“蒙帕纳斯女王”吉吉的身体处理的出奇洁白的同时更带有无限的高贵和神秘，具有浓厚的东方气息；该画有史以来首创女体“乳白色肌肤”，轰动了当时巴黎的绘画界，各大师们和观众都曾长久驻足观瞻此画，研究乳白色调的技法和那些神秘的异国情调。
嗣治“裸妇”系列作品 嗣治痴迷于“乳白肤色”与东方人的审美有关，东方人对于美的理解是“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且日本传统审美观中，更以白为美。传统歌妓的脸至颈都会打上白粉，以示美丽；浮世绘中也以单色调来处理人物肤色，这些都或多或少对藤田嗣治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这幅画他曾说过：“在着手创作女性裸体画时，我有种想要发现前人所有未曾发现，开拓前人未曾涉足过的新天地新想法。我们的祖先铃木春信、喜多川哥麿等绘师都曾描绘过妇人的肌肤。我既为日本人，理应踏着先人的足迹，去描绘人的肌肤”。他大胆的将日本浮世绘版画传统的线条与西方明暗对比融合在一起，用浮世绘肉笔的技法来展现轮廓线细致如丝的人体，大面积的呈现出乳白色，去凸显出女体毛发的色泽，让人乍一看会以为画中女子刚沐浴过牛奶浴，正慵懒的躺在床上休息。
嗣治“裸妇”系列作品 这种“乳白色”藤田嗣治又是如何调制的？据他本人所说，为了取得洁白无瑕的色调，把牡蛎壳磨的粉调制到颜料中；为了表现细线，必须制作光滑和有光泽的画布，并且在画布上均匀涂上一层滑石粉，然后借用毛笔，以浮世绘中“晕色”技法，以暖灰为中间色，营造出肌肤的立体感。这样他笔下的裸女既具有东方女性的温婉优雅，又具有异国情调，裸女肤如盛雪、吹弹即破，更增强了的可触感。在其他同题材的创作中也运用水墨、油彩、金箔等多种混合材料。在嗣治看来，作为日本人来到西方，就必须在油画中使用日本的笔和日本的墨；只有彻底理解西方，才能知晓东方的优秀之处。
嗣治“裸妇与猫”系列作品 猫，在日本人的生活和情感中已成为家人的一种符号，这对于身在异乡的藤田成为了对故乡思念的寄托。在《裸妇吉吉》得以成功后，嗣治开始将猫和“乳白色肌肤”的女体融合在一起，雪白的裸女中加上了鬼气的猫风，骨子里的东方情调更进一层，高傲得让人疼惜。在此阶，嗣治相继创作出1921年的《横卧的裸妇和猫》、1922年的《埃米莉·克兰·查德伯恩肖像》、1923年的《斜倚在挂毯上的裸女》以及1930的《裸女与猫》，所有这些作品的主体无一例外的都是女人和猫，而背景则被淡化，让女人和猫尽可能的去融合。
即将在苏富比上拍的《猫和裸妇》 其中，即将在苏富比上拍的《猫和裸女》（1930年）似乎隐隐展示了画家对女人和猫的独特理解。同一背景下的裸女和猫各自安静的存在自己的空间，但同一色调又让彼此融合；乳白色的裸女不再是欧洲传统的姿势舒躺于榻，而是换之以日常姿态；金黄的发流淌在地上，有种慵懒之感。而猫趴卧在一旁，尾巴卷曲。空灵的背景、二者相似的神情，自然闲适不焦作，使整个画面带着一种莫名朦胧梦幻和忧忧愁之美，散发出日本文学所强调的“幽玄”之美。让人看完会油然而生一种熟悉感，不禁感叹“最是寻常乃动人”。
藤田嗣治战争期间创作的《阿图岛玉碎》 嗣治的性格自幼性格桀骜不驯，在东京美术学校上学期间就对保守的教学思想抱有抵触情绪。成名之后由于特立独行的秉性，加上二战期间成为日本“笔部队”军事画家的一员使他饱受日本美术界的非议，对此他解释到“在战争中，为只为那些可怜的士兵而画”；但这也无法理清他与日本画派间恩怨纠葛。本已在法国成名而回到国内发展的他，却在二战结束后由于各种舆论再次回到了巴黎，走之前只痛惜的留下了一句「是日本抛弃了我，不是我抛弃了日本」……
1959 年，藤田嗣治在兰斯大教堂接受洗礼 但视为又一故乡的巴黎，对于他的再次到来并没有给予他所想象的温暖。二战期间法西斯帝国主义对犹太人的大量屠杀，使得犹太人对于法西斯的行为相当痛恶；而巴黎画派中有不少犹太后裔，当他们听说嗣治在战争时以“笔部队”加入到了日本军国主义中，这使得当时不少巴黎的犹太老友万分痛心，更有甚者声明和从此不再往来。好友的远离，祖国的不理解，对于嗣治来说已经无比的寒冷。他开始走进教堂，加入到慈善组织以寄温暖……在73岁之际时，正式受洗成为了神的使徒；并舍弃日本公民身份，改名为列奥纳多·嗣治真正成为了法国的爱子。
嗣治自己创建的兰斯和平圣母礼拜堂 晚年嗣治的创作题材一直宗教与猫间徘徊，裸妇的形象渐渐淡出画面，这也预示其激昂的生命渐渐归于平静。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效仿马蒂斯为自己建造世后的教堂，并扛住衰老的身体独自为教堂绘制壁画。在教堂完成的那一刻，也成为了他油尽灯枯之时，他以他的画笔为自己的生命庄严的埋下了最后一笔。
嗣治初到巴黎时期的“世俗”系列作品 嗣治的创作题材，虽然涵盖了世俗画、战争画以及晚年的宗教画，但其中最为迷人的还算是第一次踏入巴黎时期的俗世作品。那时的绘画更为纯碎，没有宏大的主观描绘，画面中通过描绘对象，流露出的都是嗣治自己内心的写照：无论是人物肖像中的隐痛，还是裸女画中的高傲忧愁，都影射出嗣治作为“异乡客”的害怕与不安；害怕不被巴黎接受，但又必须保持自己的气节。
如今，嗣治的作品大多都永藏于海内外各大型美术馆，但回看他的一生，仿佛都是“异乡客”，从来没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 “可归之所”：少年时，由于母亲早逝，久居住在亲戚家；中年时漂泊于视为故乡的日本和法国，但最终都被其抛弃；离世后，也未能如遗愿顺利的安葬于自己建造的兰斯和平圣母礼拜堂。一生中不断被排除、不断的漂泊，寻找家乡的温暖，但最终无论是故乡日本还是最后的家乡法国，对他来说都是回不去到不了的地方。 微信编辑器 构思编辑器 来源：99艺术网成都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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