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在人类早期社会，巫术是普遍的信仰。商代时期的文明就是最为典型的巫术文明，甲骨文就是最有力的例证。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

 

     西周以后，中原文化从以巫术为特征的自然宗教，逐步发展到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伦理宗教。但楚文化却一直没有经历这样的转换。从楚国建立到灭亡这八百年里，楚文化一直是巫术文化，祭祀和卜筮是勾通人神的主要手段。《汉书·地理志下》论楚地之俗，就说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历史学家范文澜把中原的礼乐文化称作“史官文化”，而把楚地的巫术文化称为“巫官文化”。

 

    在楚国，巫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巫师有大小之分，民间的是小巫师，多为女性；在朝廷的则是大巫师，多为男性。大巫师往往被视为国宝。《国语·楚语下》里，楚国的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有块叫白珩的玉佩，被视为国宝多少年了？王孙圉则回答：“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也就是说，真正被楚国视作第一国宝的是观射父这个人。观射父就是一位大巫师，是楚国杰出的宗教思想理论家。观射父既是大巫师，又任大夫之职，参与国事，也就是巫官。楚昭王有不明了的天地之事，都要向观射父请教。

 

  《史记》记载有“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故屈原应当是楚王的同姓贵族，因祖上封在“屈”地，故以地名为氏。但屈原却出身于巫官世家，他的先祖屈巫，字曰“灵”，便是楚国的一位大巫。屈原字曰“灵均”，与屈巫字曰“灵”很相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从屈巫到屈原，他们的巫官职位是世代相传的。

   

《史记》中记载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渔父》则称其为“三闾大夫”。“三闾大夫”究竟是何官职？东汉时期的王逸曾解释说：“三闾大夫，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可见，三闾大夫一职具有“大巫师”性质，须通晓王族祖脉、宗庙事务、祭祀典仪，掌管王族三姓的祭祀、贵族教育，还“图议政事”、“监察群下”、“应对诸侯”，受楚王的格外重视。由此可以说：屈原是楚国的“大巫师”，其地位相当于西方天主教的大教主，负责跟神沟通，所以常用“兮”之类的感叹词。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含有相当程度的自叙身世成份，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之句，即是自我宣称他是太阳神高阳的嫡传后裔，天上大巫祝融的子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是说自己的法名“正则”，法号“灵均”。而“正则”、“灵均”其实都是楚国巫师的法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为自己天神所赐予的大巫身份而引以为豪！

 

屈原的《九歌》等作品被称作“巫祝之诗”，整个作品中都弥漫着浓郁的巫傩文化氛围。《九歌》共十一篇，前十篇分别祭祀十位神祗，末篇《礼魂》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之曲，描写了祭祀时巫觋以歌舞娱神的原始宗教场景。张正明先生认为《九歌》“应是在越人之地仿越人之歌而作的”。倘若屈原不熟悉巫傩之经典教义，我们很难想象他能写《九歌》这样的“巫祝之诗”！

 

屈原利用自己深受楚王尊崇的身份，通过神祗对楚王进行告诫和规范，结果被踢走。经过多年的流放，屈原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国家、宗族之事从悲叹到绝望，已萌生了“忽乎吾将远行”的离世思想。在《离骚》中也两次说到要像彭咸（殷朝忠臣，因劝谏不成而投水自尽）那样沉江而死。此后在《思美人》、《悲回风》中同样多次提到彭咸。屈原是个浪漫气质十分浓厚的诗人。他在《离骚》中宣称他是太阳神的后裔、日月之子、得天地正气的人。而舜帝正是楚人的太阳之神和光明之神。五月五日是楚国的鬼节，同样也是楚人祭拜舜帝的日子。屈原在溆浦创作《涉江》时，就想象自己跟随舜帝畅游昆仑瑶圃，“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有意在舜帝的祭日投汨罗江，或许是梦想与太阳融为一体，与心仪已久的舜帝以及彭咸等忠臣相聚一堂，去完成在人间无法实现的“美政”和“德政”。屈原投江后，百姓纷纷驱舟寻找他的尸体。后人将包好的粽子丢进汨罗江，为的是不让那些水生动物去侵扰屈原那伟岸的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