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养殖与环境安全专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主题,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健康发展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畜牧产业作为大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环境保护与建设开发结合的原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坚持这一原则,是畜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近二十年,尤其是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畜牧业发展迅速。目前,我国的肉类和禽蛋均跃居世界第一位。肉和蛋的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43.1和16公斤,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8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5360万吨,禽蛋2190万吨,创造了连续二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年均增幅接近10%,产值增加近5倍。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乡居民的畜产品及副产品的供应。全国畜牧业产值达到4000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畜牧业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中最活跃的增长点和主要的支柱产业。我国正由畜牧大国向畜牧强国迈进。然而,随着畜牧场规模越来越大,集约化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畜牧村、规模养殖小区及千头牛场、万头猪场、百万只鸡场等规模化养殖场引起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规模化养殖场往往建在大中城市的近郊和城乡的结合部,由于环境法规不健全和资金短缺,绝大多数养殖场在建场初期未考虑畜禽粪便处理。环境问题致使不少养殖场粪便随地堆积,污水任意排放,严重的污染了周围的环境,也直接影响着养殖场本身的卫生防疫,降低了畜产品的质量。人类和动物都要有良好的生长环境。要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必须改善生态环境,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畜禽废弃物,保持畜牧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畜牧环保是畜牧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一个新的产业。它主要解决畜牧场自身污染和外部环境污染对畜牧业生产的影响问题。因此畜牧环保产业具有双重任务,既要防止畜牧场本身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同时又要避免周围环境对畜牧业生产的危害,以保证畜牧业生产健康持续的发展。 1、关于环境安全的概念和含义 在国外,自然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环境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义,见之于法律和政策文件的环境安全,主要有两种。一是environmental safety;二是environmental security。我国不少人往往将外文中原本具有不同含义的环境安全,都译成为没有差别的环境安全。其实这两者在英文中既有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种安全(safety),主要是对人体健康(或卫生,health)和生产技术活动而言,主要指对人的健康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生产安全、劳动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安全生产、安全使用、安全技术、安全标准、安全产品、安全设施等。管理这类安全的政府机关或组织主要有卫生部门、劳动安全部门、产品或技术监督部门。即生产技术性的安全问题。由于与生产技术活动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会对人的健康产生各种有害影响,人们开始使用环境安全的说法,这时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即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安全问题;这种环境安全仍然是指对人的健康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人传递不安全影响的中间物即介质。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认识的深化,一些环境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赋予环境安全以不同于传统的劳动安全和卫生安全的新的含义,即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也确认环境安全问题也是对人的健康的有害影响。这样,环境安全就成了一种与原有的劳动安全、卫生安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的安全概念;当然,这种环境安全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技术性安全的范畴。 对于技术性环境安全问题,各国立法都很重视。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有关生产或劳动安全、技术安全、产品安全(尤其是农药安全、有毒化学品安全)、交通安全等的法规和标准已经相当健全,不少环境法规都有关于技术性环境安全的规定,在制定环境标准时大都将保障安全列为首要的或基本的目标。例如,美国迄今已经制定《联邦煤矿安全健康法》(1969年)、《职业安全和卫生法》(1970年)、《饮用水安全法》(1974年)等生产技术性环境安全的法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将技术性的环境安全作为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规定“保证为全体美国人创造安全(safe)、健康、富有生产力并在美学和文化上优美多姿的环境”、“最广泛地合理使用环境而不使其恶化,或对健康和安全(safety)造成危害,或者引起其它不良的和不应有的后果”。从国际范围看,目前已经制定诸如《关于职业安全、职业卫生与工作环境的公约》(1981年)、《石棉安全使用公约》(1986年)、《作业场所安全使用化学品公约》(1990年)等技术性安全公约或法律政策性国际文件,在许多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环境标准中也有技术性环境安全的内容。《21世纪议程》第34章,就“环境安全和无害化技术转让、合作和能力建设”作了专门规定。通过有关技术性环境安全的各种国际条约,许多国际组织都卷入了与环境安全有关的事务,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环境卫生”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农业化学品和残毒”、联合国救灾协调办事处的“自然灾害”、世界劳工组织的“劳动环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与运输”、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发展计划和合作的环境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教育”、联合国开发署的“技术合作”等。著名的国际化学品安全署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三个组织合作开展活动的机构。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迄今已经制定诸如《工厂安全卫生规程》(1956年)、《农药安全使用规定》(1982年)、《锅炉压力容器安全监察暂行条例》(1982年)、《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核管理规则》(1985年)、《化学危险物品安全管理条例》(1987年)、《矿山安全法》(1992年)、《农药管理条例》(1997年)等有关技术性环境安全的政策文件和和法律法规。我国《标准化法》(1988年)明确规定:对工业产品的安全应制定标准;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保障安全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环境。《劳动法》(1994年)对“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等有关劳动安全卫生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第二种安全(security),主要是对人为暴力活动、军事活动、间谍活动、外交活动等社会性、政治性活动以及社会治安与国际和平而言,主要指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没有危险、危害、损害、麻烦、干扰等有害影响,常见的有社会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等。管理这类安全的政府机关或组织主要有公安部门、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军队警察、安全理事会等组织。笔者将这类安全问题简称为社会政治性的安全问题。由于与国家管理、军事行为和政治决策有关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会对国际和平、国家主权、国家治安和社会管理秩序产生各种有害影响,人们开始将安全与环境问题联系起来,这时的环境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引起的对国际和平、国家安全的有害影响,即因环境问题所引起的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这种环境安全仍然是指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安全,而不是指对环境的安全,环境只不过是对国际和平、国家独立完整和国家社会管理秩序传递不安全影响的中间物即介质。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政治化和社会化以及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态度的转变,一些社会科学专家、环境保护组织开始赋予环境安全以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新的含义,即将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视为对地球环境或大自然的有害影响,同时确认环境不安全也是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的有害影响。这样,环境安全就成了一种与原有的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新的安全概念;当然,这种环境安全从总体上看仍然属于政治性安全的范畴。 第三种安全,即兼顾上述两种安全的综合性安全或广义的安全。广义的环境安全是指人类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安全状态,或者说国家和世界处于一种不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危害的良好状态。由于这种环境安全概念泛指对环境、人的健康、社会治安、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都没有受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有害影响,因而在对外交流时宜译为译为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security。事实上,技术性的安全概念和政治性的安全概念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是基于环境问题的安全,都以环境资源作为介质或都直接指向地球环境和大自然,因而很难将这两者截然分开。例如,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因此,在研究社会政治性的国家环境安全问题时,往往离不开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问题,生产技术性的环境安全是基础,社会政治性的环境安全是前者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后者是前者严重化到一定程度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后者包括前者。 2、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的主要观点和问题 目前,有关社会政治性环境安全的观点和热点问题很多。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第十一章“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对当代流行的政治性环境安全的观点作了比较全面而扼要的介绍。美国专门从事环境安全研究的机构已经发表大量有关环境安全的文章和资料。1996年2月29日,加拿大外交事务和国际贸易部在渥太华召开了环境安全的研讨会,专门研究了环境安全的优先领域和政策反映等问题。现将有关环境安全的主要观点和热点问题概述如下:第一,影响人类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威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置疑和无可争辩的事实。自1960年福斯特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世界末日:公元2026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论文以来,有关地球安全的警钟越敲越响。目前,滥垦滥伐和危险废物使世界满目疮痍、危机四伏,气候变暖导致热浪袭击全球、洪水漫延大地,酸雨和放射性污染有如“无形杀手”,臭氧空洞和海平面上升犹如“天塌地陷”,海洋污染使“生摇篮蓝”垂危,热带雨林消失使“地球肺部”受损,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正在夺走人类赖以生存的良田沃土,物种锐减使人类相依为命的“朋友”越来越少,环境致变、生物工程和无性繁殖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人口的增长使人类对未来忧虑重重,地球犹如茫茫宇宙中的一叶负载过重的孤舟,越来越显得弱小和垂危。这种严峻形势是促使环境问题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问题的基本动因。第二,环境问题是国家外交、安全、军事部门不得不认真考虑和对待的和平、安全问题。海洋污染、公海资源分配、越境污染(包括跨国酸雨、越境废物转移等)、南极保护、臭氧层保护等问题,无不涉及多国的利益,弄得不好都有可能引起国家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事实说明,环境问题和环境压力是引起国家间冲突和政治紧张局势的所有起因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是催化剂。国家间常常为争夺原材料、能源、土地、河流流域、海上航道和其他重要的环境资源的控制权而发生武装冲突。随着资源的减少和竞争的加剧,这种冲突也可能加剧。在许多国家存在着环境压力造成的特别危险:难民的大规模迁移,对稀少水源、肥沃土地、石油和原料矿藏以及有争议的边境的争夺等等,所有这些都增加了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可能性。随着全球人口膨胀,有限的洁净水源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重,对水的武装争夺越来越不可避免。正如英国克里斯宾·蒂凯尔先生说:“水恐怕会比石油这个世界招致更多的战争。”美国汤姆斯·皮克林在1989年指出,正当东西方之间冷战呈缓解趋势的时候,如果不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的话,“生态冲突”将会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因而危及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第三,传统的国家安全活动和军事部门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战争和军事活动是产生严重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源头。热核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将是最严重的,核战争及其所造成的核污染可能给人类留下一个荒芜的星球。另外,常规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以及伴随战争和难民的大规模迁移而出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瘫痪,对环境同样起着破坏作用。战争不仅仅导致亿万人生命的丧失和巨额财富的损耗,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和自然环境。《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所指出:“战争定然破坏持久发展。因此各国应遵守国际法关于在武装冲突期间保护环境的规定,并按必要情况合作促进其进一步发展。”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国家军事、安全部门在保护环境和保育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第四,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观念必须改变。传统上理解的国家安全概念,即从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威胁的角度来认识的概念,有许多弊病;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包括日益增长的环境压力的影响。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对国家安全和优先问题的认识,把环境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摆在显著地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国政府往往根据传统的安全定义选择其保障安全的军事、间谍和外交行为,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一些国家不惜扩军备战、企图通过发展毁灭星球的核武器系统来实现安全上。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将花在军备上的钱与花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上的钱加以比较,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认识到,深重广泛的环境危机给国家的安全,甚至生存造成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比起装备精良、虎视眈眈的不友好的邻邦的威胁还要大;而绝大多数受害的国家政府,在保护其人民免受侵略军危害方面所花的费用,远远超过了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所花的费用。第五,环境安全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核心观点。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需要”和“限制”这两个重要的概念。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而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正是人们的一种基本需要,同时也是对重大环境问题的强制性限制。第六,政治性环境安全观的形成,对防务活动、外交事务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由于环境安全问题具有不同于传统安全问题的许多新特点,由此推动了环境外交政策和防备环境安全政策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应当考虑研究制定‘环境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反映这样的事实,即它的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公共区域的环境资源基础有日益扩大的影响,正如其他国家的政策对它们也有影响一样”;“各国政府都应研究制定一个‘环境外交政策’,作为改进对各国环境政策的国际协调的一种主要方法。”对环境安全的威胁只能由共同的管理及多边的方式和机制来对付。对“环境不安全因素”没有武力的解决办法,要解决环境安全问题必须依靠和发展环境外交与国际环境合作,环境外交将为维护国家环境安全和环境优先而做出贡献。作为保护国家安全的军事部门和武装部队,如果真的关心国家安全问题,就必须首先正确对待和积极解决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等不安全问题。第七,确保地球的安全和生存取决于卓有成效的环境保护和机构体制改革。从保障环境安全的思想出发,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建立国际环境安全理事会、维持环境安全国际警察部队(即绿盔部队)、国际环境法庭和仲裁庭、全球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等建议和改革办法。目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部的“军备竞赛与环境”已经成为处理政治性环境安全的一个重要国际机构。环境重大技术应该是能够大大减少和减轻环境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技术,要保障国家和平与安全必须将重大环境技术纳入国家安全技术的清单。为了减少环境压力给人类带来的威胁,需要从全球范围重新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这种重新确定要求广泛地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安全评价方法,特别是环境风险评价,而且包括军事、政治、环境和其他方面的争端。对不可逆转的自然系统的破坏及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安全的威胁的鉴定、评价和报告的能力,应予以加强和扩大。第八,深入开展环境安全的理论研究,明确环境安全的概念、分类、性质、特点、目标和组成要素,树立正确的环境安全观。有关国家主权、国防、外交和军事等国家安全系统的环境安全,一般可以分为地方环境安全(包括社区环境安全)、国家环境安全、国际环境安全(包括双边、多边和全球性的环境安全)等不同的层级。在安全领域,目前正在认真研究环境安全的定义、种类、性质、特点、环境安全分析、环境风险评价、非传统的威胁(un-conventional threats)等问题。不同层级的环境安全有不同的目标。例如,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环境安全规划》,美国的环境安全有4个压倒一切的、相互联系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符合环境法律。第二个目标是支持美国武装部队的战备、保障武装部队能持续地进入其军事训练和试验所必须的水域、陆地和空间。第三个目标是改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免受环境、安全和健康方面的危害,并维持军事设施的质量。第四个目标是促进改善武器系统的性能、降低成本、提高其环境性能。根据美国的《环境安全规划》,环境安全(Environmental Security)包括污染预防、技术、安全(safety)和职业卫生、自然保育(conservation)、符合法律、净化、爆炸安全(explosive safety)以及害虫管理等8个主要因素。污染预防,是指尽可能地在源头制止污染,以及合理的管理、再循环或处置潜在的污染物;技术,是指更有效、更节约地实现国防部的全部环境安全目标的技术;安全和职业卫生,是指平民和军人及其家属的安全和健康保护;自然保育,是旨在保护和保存经公共委托的由国防部所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自然保护;符合法律,是指保障国防部实施的活动坚持环境安全、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实行净化,是指恢复国防部(被污染)的设施,降低来自被污染场所的风险;爆炸安全,是指防止爆炸事故,保护人民、设备和设施免受事故性爆炸的影响;害虫管理,是指保护国防部人员免受昆虫媒体所传播的疾病,保障害虫控制方法的合理应用。第九,深入研究环境安全的具体政策问题,制定正确的环境安全政策和规划,将环境安全工作法定化、制度化。由于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不断深化,原来的外交政策制定的方式在迅速发展,并且正在对国家的国内行为方式逐渐增加影响。为了减少人类的灾难和财政花费,政策制定者一直在努力研究冲突的根源、从事预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这种主动对待外交政策制定(this pro-active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making)的一个范例,就是对环境压力和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21世纪议程》强调:“应当考虑采取符合国际法的措施,处理在武装冲突中对环境造成的依据国际法说不过去的大规模的破坏”;“鉴于非常有必要确保核发电安全和无害环境,并且为了加强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应当努力完成当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内持续进行的、拟订一项核安全公约的谈判”[1][10]。为了发展环境安全技术,确保环境安全,美国《环境安全规划》非常重视环境安全技术问题。该规划中的环境安全技术是指先进的能够改善防务环境安全(defense environmental security)的各个方面的技术,包括:在源头防治污染的更大的能力;更加富有创造力的自然保育创新能力;符合较低成本;更快、更便利、更有成效的净化。国防部的环境安全技术方面的战略是:配备与国防部实际需要相称的环境技术投资;查明能够提供 回报的技术;鼓励创新的双重使用(dual-use technology)技术的发展;加快这些技术的利用和商业化。第十、研究环境安全与相关问题的关系。在环境安全与环境外交关系方面,主要研究各种处理环境安全问题的和平方法、环境安全国际纠纷的调处、环境安全国际条约的制定与履行等。在环境安全与国防关系方面,主要研究战争行为、军事活动、武器试验、军事场所等所引起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在环境安全与国际环境合作方面,主要研究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的建立、环境安全信息情报的搜集和传递、重大环境安全技术的评价、应付国际环境不安全事态或环境风险的国际机构与处理办法、环境安全的国际合作机构和管理体系。在重大领域的环境安全问题方面,主要研究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越境酸雨、危险废物越境运输处理、环境致变技术、生物工程基因致变技术、南极环境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公海环境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等。 3、环境安全从观念到实践的发展 国家安全是关系到执政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国家安全立法,并把它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安全立法,例如《美国国家安全法》(1947年)、《巴西国家安全法》(1953年)、《罗马尼亚国家安全法》(1991年)等。传统的国家安全主要涉及政治和军事领域。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一些国家已经将环境安全纳入本国的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安全政策范畴。从国际范围看,将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联系起来、将国际环境保护提高到国际安全的高度、将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列入国际安全的议程,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和进步。 4、生态环境安全素质 4?1、基本的可持续发展准则教育 (1)在自然法则基础上进行可持续发展。人类面临的挑战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既要维持生态的平衡,又要加快经济发展,解决数十亿人的温饱问题,战胜这一严峻的挑战,只有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仅仅意识到这些难题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必须还要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减缓经济发展步伐以求得生态平衡的观点显然是行不通的,然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有什么能适应未来的措施呢?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自然基本法则的基础上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就如同任何类型的飞机都注定要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一样,最先进的社会形态也必须以保持生态和谐为基础。因此,海洋和大气形态必须保持稳定,而且人类需求方式也要改变,必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和睦相处。能够减少污染和能源消耗的先进技术,是人类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仅靠这些先进技术是远远不够的,新的观念才是保持未来繁荣的根本所在。 (2)铸造人与自然间的情感契合点,最大的挑战还来自人类自身。目前,快速增长的经济似乎是理所应当的目标。但是正如环保活动家爱德华·阿比所言:“为增长而增长,是一种癌细胞观念。”的确,无节制的物质扩张必毁灭地球的生态,就是肿瘤在人体内散发癌细胞。因此,未来人类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人类的目标应该是:保持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但同时要减少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并消除污染。新的世纪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文化概念,即环保作家阿兰·杜宁所描述的“生存文化”,即在不损害子孙后代生存环境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生存需求。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人类生命与大自然息息相关,他们把树和动物奉若神明,顶礼膜拜。今天,掌握现代科技成果的人类同样需要返朴归真。 4?2、关注绿色运动,学习绿色新闻 绿色新闻是绿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绿色新闻,就是用新闻手段传播人们关心的绿色信息,绿色新闻涵盖生态新闻,或环保新闻、环境新闻等。绿色新闻既然是绿色事实与新闻形式的结合,从“绿色”这个特定的内容来要求,它应具备绿色所包含的科学性、连续性和多变性等特点;而作为“新闻家族”的一员,它又须具有新闻本身所固有的真实、新鲜、迅速、典型等特色。因此,我们探讨绿色新闻,就应该从“绿色”这个特定的内容和“新闻”这个特定的表达方式两方面着眼,力求找出两者的最佳结合点。这是研究和实践绿色新闻的重要方法。绿色新闻的传播,可以唤醒人类的绿色意识,传播绿色文化,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促进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工作。随着绿色运动的兴起,绿色新闻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报刊、电视、广播,还是新兴的网络媒体,无论是全国性媒体还是地方性媒体,无论是综合性媒体还是专业性媒体,绿色新闻已经成为新闻大家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越来越受到各家媒体的重视。与此同时,在中央和地方还涌现出一大批以绿色新闻为主体的绿色媒体或专刊、专栏、专业网站;一批记者以报道绿色新闻为己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新闻记者,他们充当了报道绿色新闻的骨干力量。 4?3、把握住生态环保宣传的特点 绿色新闻(信息)传播既然是一种大众传播行为,那么它必然具备大众传播的一般特点。具体来说,绿色新闻具有公开性,与人们的私下议论有所不同,绿色新闻可以公开登堂入室,在社会上流通。同时,绿色新闻传播具有权威性,即它不同于小道消息,具有明确的、合法的信息源。此外,绿色新闻传播还具有显著性,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法突出某类信息的位置,使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另外,绿色新闻传播还具有直达性,即它不必经过群体或组织的中介而直接抵达受众本人。除了以上这些大众传播新闻(信息)的一般特点外,绿色新闻传播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它传播内容的特殊性规定的。综观绿色新闻传播,可以发现它有以下突出的特点。其一,绿色新闻传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近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它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正是科技的巨大力量及其给人们带来的福祉,使人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产生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认为人可以成为自然的绝对主宰。这种思维定式又称人类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它直接导致了过度消费主义的盛行。在此背景下,自然界被无节制地开发和污染,生态和环境危机成为全球普遍的问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生存危机。以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为视觉的绿色新闻,始终将人类的生存这一时代课题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始终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其二,绿色新闻和信息传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绿色新闻的传播者们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不断向人们敲响生态危机的警钟。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以及这场危机带给人类的痛苦和灾难,通过绿色新闻传播者的笔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世人面前,促使他们猛醒;其三,绿色新闻传播饱含人文色彩。以敏锐的目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这是绿色新闻传播的又一突出特点。 5环境安全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几个问题 5?1我国生态环境安全中的主要问题 (一)国土安全我国目前的荒漠化土地面积262万平方公里,是全国耕地面积的2倍多,目前仍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一年减少一个中等县的面积。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增加1万平方公里。生存条件的恶化迫使一些乡村城镇不得不多次搬迁。人口和耕地面积的反向增长,人地矛盾愈加尖锐,留给子孙后代的有效生存空间越来越少的问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国土安全问题。另外我国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系统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人工林林种、林相单一抵御病虫害的能力弱,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下降,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的问题也构成对国土安全的威胁。 (二)水安全我国有15个省(市、区)人均水资源低于国际上确定的严重缺水线。水少、水多、水脏和利用率不高、浪费严重并存。为满足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地方超采地下水、过度拦蓄地表水和挤占维持生态平衡所必须的生态用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地面下沉、江河干枯断流、海水倒灌、水体使用功能降低的严重后果。目前海河、辽河、淮河水资源开发程度超过70%,远远高于国际关于内陆河流40%的开发限值。这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短期行为。因水资源短缺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构成威胁的水安全问题同样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环境安全近年来,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一定控制,但仍处于相当高的排放水平,这超过环境承载能力。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和破坏臭氧层物质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一。据专家测算,要满足全国环境质量要求,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的排放量则要再分别削减40%和60%。与此同时,难降解的、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污染开始显现。此类污染具有持久性存在、长距离传输、并能转移到下一代体内的特点,可在一个较长时间尺度上引发生态和健康灾难,危害极大。我国目前使用的农药中70%是杀虫剂,杀虫剂中70%是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高残留品种。这样的农药结构在有效灭虫的同时也把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留在土壤和水里,通过食物链危害人和动物的生存繁衍及生命安全。是更隐蔽、更长期的威胁。 (四)生物物种安全我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15%~20%受到威胁。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所列的640个物种中,我国占156个。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讲,生物群落是重要的“基因库”,是构成生态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而生物物种的丧失对生态安全的破坏将是致命的、无法挽回的。 5?2我国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上述环境安全问题是在生产力不发达、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发生和出现的,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又有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既有国内环境问题,又有区域和全球环境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近百年来不同发展阶段陆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同时发生,既增大了治理的难度,也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安定、关系国家环境安全的重要因素。 5?3如何保障国家环境安全 (1)坚持环境与发展“双赢”,建立经济与环境融合观坚决摒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求得的粗放型发展,通过大力度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建立工业生态链,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提倡可持续消费,努力建立循环经济社会,在更高层面上做到环境与经济相互协调。 (2)注重生物物种安全谨慎对待生物技术的推广运用和外来物种的引进。对转基因的研究应急科研、缓推广,宜先在非食用物种上运用。 (3)进行全民环境安全意识的教育要维护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要唤醒公众的环境安全意识、树立环境安全观念。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作为每个公民的行为准则。 (4)建立国家环境安全衡量指标体系和监测预警系统制定国家环境安全的衡量标准,通过实施标准将生态系统维持在能够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弱子孙后代所需要的能力的状态。用可量化的指标衡量资源与环境的安全度,对存在的不安全趋势发出预警报告,使之得以适时适度的调整。 (5)增加国家对生态保护的投入,重视生态自然修复的能力要解决好生态问题必须加大政府投入。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重视并充分利用自然界生态自我修复功能,减少人为干扰因素。大力调整农药结构,严格限制并逐步淘汰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生产、使用。大力发展生物防虫技术。 (6)强化环保执法监督,提高环境管理能力。坚持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公众参与的环保新机制。改善环境质量,保护人民健康,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努力实现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人与自然协调和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6、从羊绒产业发展论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 6.1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思想,坚持产业和环境同步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安全的必然选择。在产业发展中要培育可持续发展机制,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发展机制;同时,坚持生态环境与产业发展综合决策,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产业发展规划,将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融入各项措施,贯穿于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 6.2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规划,坚持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生态建设是生态恢复、保护的重要措施,生态保护是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键。要保持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制定科学的生态环境规划,开展生态环境的调查工作,全面分析改善生态环境的制约因素,按照生态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其次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切实加强生态保护,加快生态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充分体现环境保护的跨越式发展。 7、从羊绒产业发展论加强生态环境安全的对策 7.1建立环境保护的行为规范,树立公众的环保观念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需不断增加资金,开展围栏封育、划区轮牧、禁牧或休牧的经济政策研究,切实做好草原生态环境的建设。 7.2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建设机制制定利用农业扶贫信贷政策和国家中小企业信贷政策,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环境的基地建设,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政策,加强畜牧业基地建设。将传统的以纵牧养殖转变为围栏封育、舍饲养殖,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鼓励农牧民发展舍饲养殖。通过对羊绒加工生产中的“龙头”企业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和有力的扶持,促进畜牧业基地的建设,以基地连农户,农户促基地,发展和推广科学的畜牧方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立监督机制,强化法律约束。保持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约束机制;建立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利益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生态环境建设。实行清洁生产,加强国际间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发展中推行清洁生产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实行清洁生产已经成为解决工业污染问题的主要方法。羊绒产业的初级加工中,由于技术水平较低,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低。因此,应广泛开展清洁生产的宣传、教育、培训和信息交流;同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交流,利用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制定出推行清洁生产的政策,并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8集约化畜牧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与防治对策 8?1、畜牧业环境污染 在畜牧业污染中,首推粪尿问题,其次是畜禽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问题引起的公害。在国民生活中,后者带来的社会问题,其严重性往往甚于前者。农药、兽药、各种添加剂、激素、放射性元素等环境污染物中,有一部分物质能危害畜禽,其在畜禽产品内的残留物又对人体有害;有一部分物质虽有利于促进畜禽生长或减少畜禽疾病,但在畜禽产品内的残留物却对人体有害;有一部分物质能引起微生物产生耐药性或引起人产生过敏而带来公共卫生上的问题。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形成一整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和制度,对改善环境质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后颁布了《环境保护法》、《海洋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草原法》和《水资源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有关大气、水噪声的环境质量标准及一批污物排放标准。笔者认为,家畜环境的保护同样应该以这些法律和法规为准绳,建立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环境管理体制。对于那些给家畜环境造成污染和严重影响的行为,就通过法律手段给予制止,并加以一定的经济制裁。唯有这样,保护家畜环境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才能使我国的畜牧业真正走上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汪纪戎.环境安全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几个问题.环保产业,2002,(4) [2]何全先.论环境问题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商业研究,2002,(3) [3]王正周.西部生态影响全国的环境安全.中国减灾杂志。 [4]延军平.跨世纪全球环境问题及行为对策.科学出版社,1999. [5] 安艳玲、赵忠勇、陆根法.中国西部的环境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浅探,生产力研究,2000,(1). [6]孙华行.环境安全、环境经济、环境教育,人类与环境,2000,(7-8期). 作者简介:张国红,男,副研究员,长期从事动物药品和动物疫病研究,主编?兽药使用手册?、?动物药品研究进展?、?家禽常见疾病防治手册?、?家畜常见疾病防治手册?、?猪病诊断与控制专家谈?等。 http://www./news/NewFile/20051212212639.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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