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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性格：文学研究不应忽略的维度
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六七十年来，文学研究在机械唯物主义、社会学（尤其是庸俗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下，在讨论某种文学现象成因的时候，常常把原因归于社会，特别是在分析那些所谓怀才不遇的作家作品时，总是从社会、制度、作家生存环境等外围因素方面去分析，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屈原这样的人生与创作，全是楚怀王的问题（笔者不是说楚怀王没有问题，而是觉得在国王皇帝面前，比屈原更委屈忧愤的人肯定有，为什么他们不投江，也没写或写不出屈原式的作品）；贾谊的失落也是汉文帝的责任；李商隐的挫折则是牛李党争的原因……很少有人会从作家性格的角度去讨论。韦勒克、沃伦在其《文学理论》中谈到西方一些人使用一般科学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的方法于文学研究时说：“这种科学上的因果律的运用往往过于僵化，即将决定文学现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经济条件、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而这样的僵化现象，在中国近六七十年的文学研究中也长期存在。 今天的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已经更为开放了，我们已不再把一个人的苦，完全归因于阶级剥削与压迫。相反，“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被人们广泛接受。虽然这话是属于“偏激的深刻”，但性格与命运的关系非常密切，本来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命运及相应的主体感受与文学创作有至关重要的关系，这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笔者拟藉本文，把这一原本不应深隐的问题加以彰显，梳理一下作家性格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同时呼吁，文学研究中应该加强对作家性格的关注。 一、 性格影响人生道路
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因素，从大类上来讲，有命运、机遇、性格等几项。命运，比如你生于何国何地，什么家庭，什么时代，你生下来时体质如何，长相如何等等。生于偏远地区、穷困家庭、动乱时代，你的人生道路顺利的概率就低。你生下来体质就不好，像李贺，李商隐，或你后来生长发育不好，像徐祯卿、黄景仁，就可能影响仕途发展。你长相不好，有时也倒霉，像左思、胡天游、赵翼。机遇的类型数不胜数，座师升官、官位出缺、皇帝路过、长技得施之类，不一而足，偶然遇到的成事机会都是，其特点是可遇不可求。而性格，则是另一个对人生有长期影响的重要因素。陶渊明、李白、杜甫、李商隐之所以仕途不顺，我们过去喜欢为他们找外部原因，其实主要还是其性格因素。陶渊明不肯折腰，这种性格在任何时代都难做官，在当时的体制下就更难了。李白嗜酒放浪，酒后不尊礼法，也不太适合做官；杜甫虽然不如李白那么放浪，但性情迂阔疏宕，《新唐书·杜甫传》说：“甫旷放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与房琯为布衣交，房为相，指挥战争失败，肃宗要罢房的相位（这本是合理问责），杜甫竭力为房说话（不合时宜）。杜甫与严武家庭是世交，又比严武大十四岁，所以尽管严武性格“暴猛”，还是很关照杜甫。《旧唐书·杜甫传》说：“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新唐书·杜甫传》也说他“性褊躁傲诞”。所以与这个待自己很好的晚辈靠山也处不好。可见杜甫的穷困潦到，仕途不顺，其性格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新唐书》本传中所说的“高而不切”，或许正好从一个角度说明，他适合做诗人，而不适合做官。因为做诗，“高”可以体现理念、情感上的优势，而又不需要落到实处。所以综合杜甫的性格、人生、创作来看，他应是个善说而不善做的人，有忠君爱民之心，却不具备做官的素质，以至于不可能取得一个岗位，去落实其忠君爱民之念。李商隐做短时间县官即与上司交恶，后到处为幕，大概性格只适合做文书杂事。苏轼才大于其弟，官不如其弟当得顺，也是性格不同之故。苏轼多言露才，苏辙寡语渊默。《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记载苏轼在国忌日之逸事：“祷于相国寺，伊川令供素馔。子瞻诘之曰：‘正叔不好佛，胡为食素？’正叔曰：‘礼，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丧之余也。’子瞻令具肉食，曰：‘为刘氏者左袒。’于是范淳夫（范祖禹）辈食素，秦（观）黄（庭坚）辈食肉。”苏轼这么做，当然很豪放，也有点朋友间开玩笑的性质，但程颐、范祖禹都是很讲礼法的人，在国忌日，苏轼这么闹，一来程、范两人肯定认为过分触犯礼法，是对朝廷的不敬，二来也让在场的难做人，结果秦观、黄庭坚辈食肉，因为他们是苏门学士，不能不附和苏轼，程、范可以不听苏轼的，且范是个正直严肃的人的人，遇到事情，“别白是非，少不借隐”。他也因此而晚运不佳，终贬死化州。这样直率豪放、旗帜鲜明的结果，显然对苏轼没有什么好处。苏轼还非常喜欢调侃人，用尤侗的话说：“逢场但游戏，笑骂起雷风……掀髯天地间，万物皆顽童。”朱弁《曲洧旧闻》亦云：“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叶梦得《石林诗话》则谓：“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文）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言天下事，退而与宾客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除文同外，晁端彦、毕仲游、弟苏辙等都极力规劝苏轼要管住自己的嘴与笔，但苏轼还是非常难改。他仕途中之坎坷，不少是由他的笑骂引起的，这些笑骂不全是为国为民，有些是属于一时意气甚至恃才傲物，如讥程颐为“鏊糟陂里叔孙通”（传统解释“鏊糟陂里”为村俗或脏，但苏南吴江地区方言今仍存“鏊糟”一语，大意是给人添烦的人，难弄的人的意思），引发了两人及追随者之间的不快，所以苏轼虽很有魅力，但官场的敌人还是挺多。 明代的唐寅、文徵明也是性格影响人生的生动例子。唐、文生于同年、同地，但两人之性格大不同，人生亦不同。《明史》说唐寅“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祝允明规之。”文徵明的父亲告诉文徵明说：“子畏之才宜发解，然其人轻浮，恐终无成。吾儿他日远到，非所及也。”宁王朱宸濠厚币聘之，唐寅去了，但察其有异志，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宸濠不能堪，放还。但这样一来，唐寅自己的形象也受损了。而文徵明对宁王的厚币之聘则“辞病不赴”，避免了赴易返难的尴尬。在科举和道路上，唐寅因为天才俊逸，认真读书一年就中解元，但他很快就涉入科场案，虽是一桩冤案，但无论是因都穆的嫉妒，还是有人要打击考官程敏政，亦或说主要起因是另一举子徐经，然而这都与唐寅的不够低调有关。根据《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一所载，徐经的最后招供是“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于外”，自己拟作的文字本该秘而不宣的，但唐寅、徐经二人都不谨慎稳重，张扬出去了。这就造成了后来的极大被动，并害程敏政惨招横祸。而文徵明天分恐怕不如唐寅高，他数试不得一举人，但他的人生中没有什么负面的内容，所以后来被请去北京，待诏翰林三年。虽因没有进士“文凭”而在官场不那么愉快，但这三年对他后来在文艺界的地位还是极有帮助的，使他不致终身只是布衣文人。唐寅经历科场案后，愤世自放，纵情酒色，年五十四岁就去世了。而文徵明则持身谨严，生活检点有规律，遐寿九秩，高寿使其得以主持吴中风雅三十余年。 这方面的例子或许可说是不胜枚举。患得患失的性格，使钱谦益人生进退失据；钱谦益的性格与人生，被黄人指为“愈巧而愈拙”，黄人《牧斋文钞序》说：
点将东林（《东林点将录》明王绍徽纂），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佹得佹失，卒之进退失据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于科名，欲为宋郑公、王沂公，而一败于韩敬，再败于温体仁。时重边才，巧于觊觎节钺，欲为王威宣、韩襄毅，而有张汉儒之狱。迨清师南下，首签降表，不能取巧于先朝者，欲为冯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声，新主厌闻，则又巧假郑、瞿二杰师生之谊，欲为朱序助晋，梁公反唐……盖蒙叟才大而识暗，志锐而守馁，故愈巧而愈拙。
钱氏因为性格太巧，投机心重，反致宦途不顺，后人评其人生是进退失据，连带他的创作，至今都让人难以判断其感情之真伪。与钱氏同列“江左三大家”的龚鼎孳也是个性格软弱者，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鼎革之际正青春年少，故其男女之事上比钱氏更风流放纵。然而他受时人和后人责骂却比钱谦益少，做官虽有起伏，但总体上比钱谦益顺利，在清廷官至刑、礼、兵部尚书。个中因由，还在于他的性格有比较仗义、豪爽的一面，所以获得了较好的人缘，连许多坚决不与清廷合作的人，与他也有很好的私交。仕途的相对顺利，使他反过来又有能力接济、救济别人，增强他的影响力，使清廷更看重他的价值。 稍晚于钱谦益与吴伟业的尤侗，其实清人入关时，他已二十六岁了，但他对清朝不抵制，而且“性度宽和，与物无忤，喜汲引后进，一才一艺奖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爱无间，白首如垂髫”。所以他能心平气和地活到八十七岁。潘耒曾发感慨说：“艮斋始蒙章皇帝叹赏，继被今上褒擢，受知两朝，恩礼终始，岂不尤荣。古来文人类多浮薄，或贪荣躁进，或扬己傲物，先生独笃厚谦冲，恬于荣进，有古君子长者风。王元美伤才士多贫穷卑贱，甚至夭年无子，故有文章九命之说。先生一一与之相反，以是知文人多穷，容有自致之道，非尽天之阨之。” 现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同为左翼文人，郭沫若性格善于适应社会，他即使多次恋爱结婚，人生还是比较平稳，而郁达夫一个王映霞即处理得鸡飞狗跳，爱情既影响了他的形象，也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郁达夫心仪黄景仁，而黄是个不得志者，其不得志的原因有多种，然而黄的性格，洪亮吉在为黄写的《候选县丞附监生黄君行状》中说：“君美风仪，立俦人中，望之若鹤，慕与交者争趋就君，君或上视不顾。于是见者以为伟器，或以为狂生，弗测也。”（《卷施阁文集》卷十）一个穷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却以“十有九人堪白眼”的态度对人，怎么能脱贫致富呢？ 二、性格影响创作心态与内容
性格影响人生，自然也影响创作内容与心态。性格沉稳、豁达、乐观、合群的，其创作内容、心态往往可能比较阳光。性格不谐世，不能适应当时社会，可能导致贫穷、孤独。贫穷的人，笔下的内容也往往寒苦或多牢骚、忧愁；孤独的人，其创作也常述其孤独感受。历史上许多的寒苦诗人，常常有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善于应对事务的特点。《新唐书·韩愈传》附《孟郊传》说孟郊“少隐嵩山，性介，少谐合……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闲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这么个为做诗而不管公务的人，当官不顺，穷到“一贫彻骨”，这恐怕也是必然，不能怪制度，也不能怪他人。他的同僚和上司还算客气的，拿他一半薪俸，为他找了个顶班县尉，使他能有半俸过日子。李贺人称“鬼才”，其性格显然是孤僻、内向的，他的集中很少与人唱和之作，他常常带个僮仆，骑羸马，背一旧锦囊，孤单地外出寻诗。即使是担任太常寺奉礼郎时，也是“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或谓李贺之所以是因被要求避父讳，不能参加进士试，心灵压抑造成的。但这似乎不应成为主要理由，许多比他更不幸的都未必如此孤僻。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说：“长吉生时二十七年，位不过奉礼太常，时人亦多排摈毁斥之。”如果他身体本不好，又被要求不参加进士试，那应该很受同情才是，时人多排摈毁斥之，显然李贺也有许多不合常人之所为的地方。所以李贺的创作充满孤独感，“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他诗中的鬼气，与他孤僻内向的性格与离群索居的生活有很大的关系。 性格又影响人的心态，性格狂傲的人，其创作心态往往富于激情，目空一切。性格柔弱的人，可能就孤芳自赏，低回自伤。忧郁型的人，看事多悲观，其诗也多忧郁；乐观豁达型的人，往往对未来较有信心，或者虽无信心，却能找到解脱之道（如陶渊明）。屈原忠君爱国，又性格执著，所以心情长期郁结，终于创作出《离骚》这样的回环往复地表达忠君爱国的长诗。如果他善于解脱，换了心态，不仅不会投江，可能也不会有写《离骚》的心境，写不出这样作品。与钱谦益、龚鼎孳同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其创作心态、内容、身后境遇，明显与钱、龚有差别，而这种差别即与吴伟业性格相关。吴没有钱的算计和儇巧，也没有龚的灵活与豪爽，他缠绵多情、优柔寡断，鼎革之际，欲上吊，却让想法被家人知道，受到家人阻拦；与朋友相约出家，别人践行了，他未落实，终被征召出山。出则出矣，又充满对明帝之歉疚，导致清廷对他也不看好，没给他什么要职，不久即归。这种性格，使他在明亡后，不断用创作来伤悼故国、继而不断表达自责之情，直到离世。他也赶时髦，找个名妓情人卞玉京，当女方问其是否有意将其娶回时，他又退缩，不像钱谦益敢娶柳如是、龚鼎孳敢娶顾媚。但若干年后卞玉京要嫁人了，他又去约她相见，致玉京伤心生病。不过比起钱、龚来，吴虽优柔寡断，却显单纯、真诚，所以乾隆皇帝对他表示肯定，其诗文在清代不仅不似钱氏之被禁，反而甚受好评，真诚加优柔寡断，带来一些后世评价上的好处，亦甚吊诡。 有三首同题诗，或许可以更加生动地说明性格、人生、创作内容、心态间的关系。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都写过咏蝉诗，虞世南《蝉》云：“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骆宾王《在狱咏蝉》云：“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李商隐《蝉》云：“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后来唐太宗说“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日文辞，五曰书翰”，如果不是天性沉静寡欲，又能笃志勤学，他也很难有后来的五绝。其中第二绝尤其需要性格支撑，因为尽管唐太宗鼓励进谏，但忠直毕竟也需要表达方式。虞世南一定有非常吸引人的性格，才使唐太宗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而对蝉的“饮清露”、“居高”的关注和展示，正是他性格中有一种高贵的因素，一种支撑其名望和地位的心态。骆宾王一生坎坷，在其《畴昔篇》曾感慨道：“十年不调为贫贱，百日屡迁随倚伏，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郡禄。”最后他还参与了徐敬业之讨伐武则天。说明他是个很有才华而不能找到自己出路的人。而李商隐则更是处世的弱者，在复杂的晚唐官场，李商隐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安身立命之地。所以两人的创作心态，只能是满怀痛苦、忧患、牢骚了。
三、性格影响审美趣味、作品风格
性格也与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关联。陶渊明、李白、白居易、刘禹锡、辛弃疾等等，大量的作家都明显显示出性格与审美趣味、创作风格的相同性。欧阳修性情温和，其散文也迂徐有致；苏轼好议论，其诗也多议论。钟惺与谭元春同为“竟陵派”，钟惺性严冷，故其诗也冷清纤仄，而谭元春性格相对平和，故其诗也比钟诗明朗平和。“钱宗伯载诗，如乐广清言，自然入理。纪尚书昀诗，如泛舟苕，风日清华……翁阁学方纲诗，如博士解经，苦无心得……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黄二尹景仁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赵兵备翼诗，如东方正谏，时杂诙谐。阮侍郎元诗，如金茎残露，色晃朝阳。凌教授廷堪诗，如画壁蜗涎，篆碑藓蚀。”洪亮吉《北江诗话》中列举的这些诗风，明显与诗人的性格或兴趣相关。 人的性格在一生中常会有变化，青年时激进、躁动，审美上可能更喜欢新颖华丽，中年可能变深沉，晚年可能变平和。王维、白居易的诗，就有这样的变化趋势。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既是艺术上登峰造极，也是性格上更有耐心去品味、打磨自己的作品。袁中道少年狂躁，中年因病而收敛，晚年性格平和了，作品的思想和风格都回归传统。袁宏道晚年也对年轻时的诗论创作有所反拨，这既是见识的变化，也是老年心境使然。 这里再以几位清人为例。雍乾时期诗人胡天游的性格，清人记述颇多。商盘《越风》说他“疏放不羁，博极群书，下笔千言，未尝起草”。陶元藻《凫亭诗话》说胡天游：“尝自谓所作，当在储昼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第恃才谩骂，人多恶之。”齐召南《石笥山房集序》说：“稚威操行清严，不但以词章显。初入都，与余共馆座主任宗伯邸第，晨夕商榷读书，未尝挟一刺干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见而不可得。”朱士琇《胡天游传》说：“桐城方苞为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诋之。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诗文，遍摭其疵疣无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乾隆曾问臣下：“今年经学中胡天游何如”？大学士史贻直回答说：“宿学有名”。乾隆又问：“得毋奔竞否？”史摇头：“以臣所闻，太刚太自爱。”乾隆默然，此后荐举亦无人敢再言胡天游。同时的全祖望对胡天游深恶痛绝，而名望颇著的方苞，也对其并无好感。胡的第一知己，当是郑板桥。郑在《潍县署中寄胡天游》一信中说：“人生不幸，读书万卷而不得志，抱负利器而不得售，半世牢落，路鬼揶揄，此殆天命也夫！稚威旷代奇才，世不恒有，而乃郁郁不自得，人多以狂目之，嗟夫！此稚威之所以不遇也。”胡天游的文章风格，符葆森《国朝正雅集》之《寄心庵诗话》说其散体文“古奥峭折”，朱庭珍《筱园诗话》谓其诗风：“幽峭拗折，笔锐而奇，虽法郊、岛、山谷，取径僻狭，有生涩、晦僻、枯硬诸病，然笔力较为沉着深刻，亦足以成一家。” 稍后之厉鹗，也是位不谐世的人。全祖望《厉樊榭墓碣铭》有云：“其人孤瘦枯寒，于世事绝不谙，又卞急不能随人曲折，率意而行。”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一三云：“厉樊榭上计至都，同郡汤侍郎右曾夙慕其才，将礼致焉。樊榭即日模被出城，不与相见，其峻洁多类此。家居既久，思得禄为养，亟办装，将诣吏曹谒选。至天津县，羁滞数月，意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国门也，其诡越又多类此。”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卷上也说：“征君（厉鹗）性情孤峭，义不苟合。读书搜奇爱博，钩新摘异，尤熟于宋元以来丛书稗说。”《郎潜纪闻》所云“竟未入国门”，王昶认为是厉途经天津，被查为仁（莲坡）留他在水西庄觞咏数月，同撰《周密绝妙好词笺》，遂不就选而归。这些记载透露出，厉鹗爱文学胜过爱官位，又是孤峭寡合、坚持自己想法的人，厉鹗有这样的性格，其诗风也“孤淡”，可以看到两者间的关系。他喜欢宋元以来的丛书稗说，冷僻典故，也与他这种较孤僻的性格有关。这样的性格，也影响了他对诗体与流派的认识，其《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中说：“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反映了他特别重视个性、不欲与人同的创作追求。 清嘉道重臣阮元是宦达的典型，一生“勋勤懋著”（道光谕言）。而这与其“持躬清慎……为政崇大体”富于包容性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阮元“爱才好士，凡挟一艺之长者，皆胼茧归之，相与搜采篇章，钩稽典故”，所以他著述宏富（他很大程度上是个学术组织者），三十五岁就辑撰成《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经籍纂诂》等书。而他的性格，从他给孙韶写的《孙莲水春雨楼诗序》，即可见一斑，其文曰：
元孙君莲水之诗，盖出于随园而善学随园者也：莲水从随园游，奉其所论所授者以为诗，而本之以性情，扩之以游历，以故为随园所深赏，有“一代清才”之目。而莲水亦动必日“随园吾师也”，不敢少昧所从来。谓莲水之诗非出于随园不可，然随园之才力大矣，门径广矣；有醇而肆者，亦有未醇而肆者，使学之者不善，益其所肆者而肆焉，以为出于随园，而随园不受也。即不敢肆其词，而遗其醇焉，以为出于随园，而随园亦不受也。
袁枚是个很有争议的人，因其好色油滑，颇受保守人物诋诃。但这篇序中，阮元能如此平静、客观地看待孙韶的言行和袁枚的诗，这是极有雅量的。也是“尼山道大”的表现。正是有这样的性格，所以阮元四十六岁时因受浙江刘凤诰科场舞弊案牵连而被剥夺官职，也没有发牢骚，第二年很快又被嘉庆皇帝起用。阮元的性格与地位，自然会显现在其创作内容和心态之中，许多人对阮元改昆明大观楼长联“啧有烦言”，认为改得不好。事实究竟如何呢？不妨作一比较分析。昆明地方名士孙髯翁撰写之原联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阮元的改作是：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回忆，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苹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鸿雁，一片沧桑。
不难看出，孙作中的“风鬟雾鬓”、“一枕清霜”之类，含有布衣文人的苦相，“伟烈丰功”一词也含有对古代杰出人物的仰视。而阮元用“苍崖翠壁”写实，以“一片沧桑”替换“一枕清霜”，就明显有时空上的广度和高度。梁章钜《楹联丛话》说金马、碧鸡、蛇山、鹤山皆滇中实境。孙髯翁的“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用替字，这是小家子气的布衣文人喜欢玩弄的妆点，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四语的语法也不一致。阮元把原句改为“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马”、“鸡”、“龙”、“象”四面排开，就严谨规范，非常大气了。 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性格中富有忧患意识，斗争精神，故他从事文学事业，常如处于临战状态，选择的文体也以杂文为主，文风犀利，如投枪匕首；而梁实秋这样的人，性情风雅，其关注点颇“小资”，其写作心境颇风雅，喜欢“费厄泼赖”，文风也从容而多修饰。
四、性格影响作品传播与知名度
性格也会影响作品的传播，影响作家的知名度。作品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作家、作品知名度的高低大小，成因当然非常复杂多变，既有作家的因素，也有作品的因素，还有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文学史上经常有作家名甚大而其作品水平一般，作品好而名一般甚至不太有名，当世有名而后世不看重，当世无名而后世有名等种种现象。作家性格只是影响作家作品传播与作家知名度的因素之一，只是这一因素也比较重要。前面说的“人生道路”，“心态、内容”，“审美趣味、作品风格”实际上都与传播有关。而性格与作品传播、作家知名度的更具体的关系，主要体现为，性格外向、强势，善于操作经营的，一般来说其传播的速度可能快一些，范围可能广一些，反之则可能少一些传播的助力。性格影响“推销”的主动度，影响“推销“的力度，影响“推销”的途径与渠道，影响“推销”的方式。当然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并不能一概而论。作家喜欢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其作品写出来容易传开。陈子昂性慷慨有侠气，致有摔名琴发作品之事，使其一夕名扬长安。苏轼对人热情，朋友众多，即使被贬，以带罪之身到新地方，也很快就有朋友来往，所以他在每个地方都有作品被传诵，在僧道系统也很有知名度。柳永有风流才子的性格，多游狭邪，倚红偎翠，有“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都换了浅斟低唱”的处世态度。这对他的仕途当然不利，然而也使他经由当时最重要的歌词传播方式——歌妓传唱，让自己名扬天下，到达“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地步。有的诗人写诗后喜欢邀和于同行。王士禛说：“萧子显云：‘登高极目，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花落。有来斯应，每不能已。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王士源序孟浩然诗云：‘每有佳作，伫兴而就。’余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然而，这位不喜欢为人作、和人诗的人，自己写了诗却是另有处置。他写就《秋柳》四首后，即“以示同人，为我和之。”又云：“余少在济南明湖水面亭，赋《秋柳》四章，一时和者甚众。后三年官扬州，则江南北和者前此已数十家，闺秀亦多和作。南城陈伯玑（允衡）曰：‘元倡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诸名士和作皆不能及。’”另外，《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也说《秋柳》“诗传四方，和者数百人”。有的诗人喜欢结社结派，办诗人雅集，也会扩大知名度，引人关注。有的诗人写后即刻印赠送，有的诗人性格张扬，到处题壁，也可能偶有好句，名噪一时。郭麐是乾嘉时期比较有名的诗人，他虽是布衣，以塾师幕宾终身，但交游广泛，与王昶、阮元、姚鼐、袁枚等许多达官贵人文坛耆宿有交往。冯登府《频伽郭君墓志铭》有云：“性通爽豪隽，好饮，酒酣嬉讥骂……顾家穷空，胥疏江湖，不能不与世俗游，卒谐于时好。”一般墓志铭都会帮人拔高几分。袁枚《随园诗话补遗》中曾记一趣事：“郭频伽秀才寄小照求诗，怜余衰老，代作二首来，教余书之，余欣然从命……渠又以此例求姚姬传（鼐）先生，姚怒其无礼，掷回其图，移书嗔责。”袁枚把这个私下交往说出来，有损郭麐形象，不过这里恰好可让人拿来解读冯登府为郭写的墓志铭中的“不能不与世俗游，卒谐于时好”，郭其实不能免俗，他竟然也做自己写诗、让著名前辈签个名，来壮自己声名的事（颇似今天有些人让名人“写”书评）。而郭能以布衣而名噪当世，即以其活跃的交游有很大关系，故其作品也多见于当时人的诗话评论之中。洪亮吉《北江诗话》说“郭文学麐诗如大堤游女，顾影自怜”，他的诗如此，他的为人也与此相近，不仅自怜，也较喜欢、较会自我推销。清初的吴嘉纪，也是一位布衣，他的最好的朋友汪楫说他“性严冷，穷饿自甘，不与得意人往还；所为诗古瘦苍峻，如其性情”，所以，他的诗尽管在清初堪称一流，但原本识者不过数人，名不出百里，其出名，完全是由于汪楫为他传播给官员、大名人周亮工，周亮工对他大加赞扬，才在扬州的文人圈里出名。周又将他推介给王士禛，于是便进入了主流文人的视野。作为不喜欢与人交际的穷书生，在作品传播这个方面，吴嘉纪算是幸运的。还有一些作者，不重视自己作品的传播（有时并非全因穷困），写好后久不付印，结果先是家藏稿，抄本，后来可能就散佚了。陶元藻曾劝胡天游把自己的诗集付梓，胡天游回答说“未能糊八口，何暇镌五言？”所以胡的作品就未能很好地保存。《随园尺牍》中有一致阮元的信，是袁枚恳求阮元帮忙刻童钰（二树）的诗集的。童钰不事科举，专心作诗，但他显然不善安排，所以自己的诗集，临死时都未刊刻，还要自己的偶像（袁枚）来帮他处理。所以他的诗不仅当世传播不广，后世知者亦甚稀。像王士禛、袁枚、翁方纲这些性格精明的人，都非常善于利用写诗话、笔记来拉关系，使其他诗人靠拢自己，而自己因此而地位愈隆。 作品的传播范围、作家的知名度，直接影响着作家在当世与后世的评价。许多善于造名的人，在文学史上受到较多的关注，无论是受好评还是恶评，他们都导致研究者为其写专章专节。正是从这点讲，我们今天从事文学史研究，还应当超越前人已有的关注和评论，去发现文学史的真实状况。近十多年来，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和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展现了以前不太关注的作家，这也正是研究者们透过作家所建立的知名度，重新审视文学史后获得的结果。 作家性格与文学的关系，应该还不止以上四点，这里仅略举其要。这四点，相互之间也有复杂的联系，常常共生共存，相互影响。关注作家性格与文学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立体、深刻地认识文学生成的作用力、相关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原生态，使文学研究深入到其作品及其影响之生成的历史场景中去，看到恩格斯所说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从而使我们的研究避免简单机械，能给作家作品更加准确的评价。 （原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4期，为便阅读，已删去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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