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论

日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论

摘 要:本文以战后日本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契机，从文化的广阔角度给出相应的解答。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发展进程，严谨的国民性格；日本人发挥自身的文化底蕴，运用岛国细民的文化意识,团结合作的群体精神和超越意识，以及吸收异质文化的独特性而取得的。这种特色的文化对日本社会尤其是日本经济长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化机制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的经济现代化。
关键词：文化心理；群体意识；和魂洋才；自卑感
二战后，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强国。诸多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为这个“弹丸”小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而啧啧称奇。连呵护她成长的美国也不得不重新审视昔日的“侏儒”。人们开始探索日本经济崛起的奥妙，认为这与当时特殊的客观环境，以及日本自身所采取的一些经济发展政策和日本独特的企业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加上美国的扶持等有关。而我认为，日本经济崛起除了以上原因和动力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更为深层的因素就是日本本身的文化机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民性格。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才促成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
一、日本具有岛国细民的文化心理
一个民族的心理素质是一种无形的。又是强有力的。存在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独特的民族性格表现出来，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民族的灵魂。这一点在日本人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这么说，日本民族这种心理或许正是推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给战后日本经济以极大的推动力。作为列岛国家的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大岛屿及周围300 多个岛屿组成,面积不过37. 7 万平方千米，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相比，它只能算是一个“侏儒”。而且,由于日本坐落在环太平洋的断裂带上，这使日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平均每天有四次地震；还有日本境内有100 多处随时可爆炸的“火药库”——活火山，这些火山一旦爆炸所造成的灾难是毁灭性的。除此之外，日本还要受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威胁。这样的地理环境给日本民族带来了物质和经济上的压力，使日本人总感到生存的困难，造就了日本人敏感的心理特征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生存意识。他们对任何事物都持有一种敏感和谨慎的态度，随时把自己置于紧迫的环境中，辛勤劳动，把消极的抑制作用转化为促进作用，把忧患意识变为民族凝聚力，同舟共济、团结奋斗。在长期的岁月中，这些心理特征逐渐内化成了日本人自觉意识中的一部分，形成了勇于面对挑战、善于克服危机的民族心理，这种民族心理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日本人不知疲劳地工作，不断进取，而被世人称之为“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经济动物。”即使在“经济上名列世界第二的今天，他们仍感到危机重重，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此，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虽然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日本很早的时候，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遗迹，但长时间以来，日本本土居民处在一种与大自然相斗争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状态。因而在文化上缺少自身不断进步的创造性条件，是日本的民族和语言都比较单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由许多小国组成，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彼此之间的竞争。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更具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争先意识的人际关系。正是这样，才使日本高度重视自然环境并因此形成了密切的等级化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敏感的心理特征与强烈的生存和忧患意识外,就是民族性格的细腻。日本的“小”使得日本人在经济上精打细算,讲求时效，处处从小处着眼，从细微处入手,做事认真。日本学者圆了源指出“日本人不擅长慢悠悠地制定长期规划或耗费几代人来完成规模宏大的工程，但在寄深意于微小，出色完成任务的训练方面有出类拔萃的一面。今日的日本电子工业技术的成功，也许就是科学与日本人的传统美感相结合的产物吧。”[2]183 同样地，“从喝茶、吃面条简单的生活小事，到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机器人、汽车、摄像机这些复杂精密的产品，日本人都是以一种近乎宗教虔诚，一种追求艺术完美的认真态度对待的”。 这种虔诚的认真态度创造出了风靡世界的高质量产品,把日本推向世界。
日本的“小”，使得日本人在经济上勤俭持家，日本人的储蓄率之高是世界上少有的。这种高储蓄率除了日本人防备灾害、经济困难外,还与崇尚节俭有关。据统计，储蓄率达16 % ，民间设备投资在战后日本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比率。根据下村治著《经济大国日本的选择》，在1950 年到1957 年,民间设备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年平均达到11. 9 % ，而在1960 年到1970 年期间(除1965 年
15. 4 % ，1966 年16. 5 %以外) 一直保持在18 % —20 %的水平。而民间设备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家庭储蓄“，家庭储蓄通过各种金融机构流入企业,成为企业扩大投资的重要资金来源。由家庭储蓄形成的投资约占社会总投资额的三分之
一。”[3]261这对于改善战后初期日本资金匮乏的情况是极其有利的,对战后初期日本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人岛国细民的文化心理形成了日本人“显微镜式”的思维方式和对外部事物细微的观察力。这使得日本人不好高骛远，从小事做起，踏踏实实，重视实际利益。“日本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这同日本人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分不开的。”[2]90这种“显微镜式”的思维方式给日本人带来了巨大利益。例如，20 世纪60 年代，日本人在《人民画报》上发现，北京街头公共汽车上瓦斯大气包消失,过了不久，又在《人民画报》上看到王进喜肩扛钻机行进在大雪中的照片。从这些信息中，日本人推断出中国一定在东北高寒地带找到了大油气田，于是他们很快设计出在上述气候条件下开发油田的设备和技术，当中国对外招标时，而一举中标。但日本人长期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的严谨国民性格注定日本的文化只能是继承和发展的文化，是滞后的文化。众所周知，日本人很少有什么大的发明壮举，即便有创造，也是在集成了别人的基础上，之后加以发挥和完善，做成了日本风格，再推向世界。据说，100％的日本人的发明只有干电池了。
诚然，日本国土狭小，自然灾害频发，多地震火山等破坏性的灾害，但，相反的，日本这个民族没有退缩，而是与之奋斗，以其强烈的生存意识和忧患意识，积极发展国内经济，因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国内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仅仅几十年的功夫，便从二战的废墟中走了出来，成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世界为之侧目！
二、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精神
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一大特点。“集团、群体对于日本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兼有生活共体、生产经营体、命运共同体及利益共同体等多种职能，可以说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4]
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上，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日本人的家实际上是一个以家业为核心的家族经济共同体，家族关系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是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受到外来民族威胁时（如元朝时曾对日本用兵，西方武力叩关等），全体国民就表现的高度的团结和统一，自觉做出现身式的贡献。
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日本人意识到“同乘一个小舟，而漂泊在惊涛骇浪之
[7]5中”。为了克服这一切的灾害和困难，就必须去发挥日本人群体的力量去抗衡，单个人是无法与这些灾害相抗衡的。若不能团结合作,同舟共济，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再加上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除了境内阿伊努族两万多人，全都是大和民族，这也极易形成合群意识，不存在民族或部族的冲突或战争，这也加强了日本人共患难、同甘苦、齐奋斗的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由此，诸多的学者曾从这一方面来探索日本经济奇迹之谜，这确实也是日本崛起的内在因素之
一。“很遗憾，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和仿效，也不能完全学到日本人那种诚挚的忠于集体的思想。这种忠诚精神，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是促进增产提高效率的力。”日本人对集团的献身精神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对于加班加点地工作，他们从无怨言，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事。“工作热情高涨乃至达到狂热的程度，是当代集团效忠意识最明显的日常表现。”[7]5据统计，长期以来，日本工人工作时间之长一直居于发达国家之首。1986 年，日本工人全年平均工作时间为2150小时，英国为1938小时，法国为1643小时，至1987年,日本工人全年平均劳动时间又增加到2 168 小时。“大家一起干”的精神已植入了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中，而这一精神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代，生产的粮食尚不足以养活全家人时，为了保证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曾出现过老年人心甘情愿地让儿子把自己送到大雪封山的山林中，无怨无悔地从容死去，从而节约下一个人的口粮，让整个家庭延续下去。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其它民族所少有的。从《十年回忆》这一历史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作为战后新内阁的第一任首相吉田茂，为了让日本获得复兴的机遇，他个人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国际环境的压力，付出了个人尊严。

总之，为了家庭和团队、为了民族和国家，从普通百姓到总理大臣都甘愿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团队精神的体现。这种精神融入到日本的经济中，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则是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日本人这种为了团队、民族、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奉献精神所形成的民族精神，其凝聚力和推动力是不容低估的！我们研究日本文化及其影响，要从其文化精神底蕴中去发掘，找到支配他们行动的“魂”。日本文化在使日本踏上独特的、成功的、迅速的经济建设道路上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并推动着日本经济继续快速向前发展。
日本人称得上“归属意识极强的民族”，背叛自己所属的集团是有罪的，这是日本人归属意识强的表现，他们对民族、家族、集团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离不开这个集团或群体，是“一群不会散开的小鱼”。他们对集团有强烈的忠诚意识和奉献精神，他们对各种大、小集团极端负责，工作认真，一丝不苟，守纪律，富有敬业精神。“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使自己所属的集团立于不败之地，每个成员都注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促进企业兴旺发达。”[7]16日本人把工作不仅当做谋生的手段，而且几乎是人生的全部价值。如果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等于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不忠，是拆自己集团的台。而集团、群体也关心自己的下属，为他们提供再教育、福利等，使他们有一种安定感，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为他们创造发展个人才能的条件、机会。这样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相互促进机制和以协调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劳资关系，形成了一种亲属式的团结感。这从日本战后罢工的次数和人数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反映。统计资料表明“日本经济恢复以来，由于工人罢工或进行其他政治斗争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日本远低于其它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年份近乎于零，自从20 世纪60 年代九州三池煤矿工人大罢工以来，已经很少听到日本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的消息了”[8]92 。从而使日本的企业家令其他国家的企业家羡慕不已，因为日本的企业家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忠心、向心力强的职工队伍。这样就大大节省了企业耗费时间去处理劳资纠纷，而致力于生产发展和质量、效率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民对日本当时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他们要使自己国家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团结一致，提高效率,忠实集团。
在群体意识理念的指导下，日本人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意识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每一员工都以集体利益为先，出现纠纷时互谅互让，保持集团内部的和谐。他们对群体的依从心理和追求团结的集团气氛“使日本人自觉意识到自己在群体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并心甘情愿地在某一位置上扮演相应的角色。”[5]日本人这种从众心理会强化集团或群体内部的团结性和稳定性，培养了日本人良好的协作精神。米山俊直在其《日本的国民性》一书中曾说到：“如果我必须撰述日本人的国民性，我想一言以蔽之，日本人是存在于‘伙伴’当中，即生活在‘伙伴’社会里的人”。这种“伙伴”社会，是合群的集团意识的体现，它使日本人表现的尤为突出，使日本人人能处在和谐与合作的环境中去发展本国的社会经济，这种集团意识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日本的集团主义精神和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许多学者予以赞扬。马克斯·科劳、伊布·休的文章中评价道：“日本人取得成功的秘密，毫无疑问，是全体国民一致形成国家的优秀骨干，发挥了人数、技能、工作热情以及集体主义的力量，这些优秀分子，他们都在战后日本经济界做出了贡献。”

毋庸置疑，一体感,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是战后日本国民性格的根本特征，成为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助推剂。二战后,处于崩溃边缘的日本经济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再度成为现代化经济强国，其间民族凝聚力和团队意识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文化的兼容与和魂洋才
德川时期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即“和魂洋才”。这一思想体现出日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既重视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同时又不忽视、放弃本国固有传统。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两次飞跃”，都与这一文化吸收模式息息相关。而开放性与封闭性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纵观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日本文化始终有一种对外开放的性格，敞开大门积极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古代日本主要是依靠吸收中国的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以至于使日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浓烈的中国文化的色彩，成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人们常常把日本的传统文化说成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始于绳纹时代后期。
日本文化以一种罕见的开放态度，在其历史活动中，先是吸收了中国的汉文化，后又消融了西方欧美文化，铸成了本身的开放机制。然而，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并没有使其成为一锅煮的大杂烩，在其对外开放、广泛吸收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内在的文化容纳选择机制和交融、同化过程，这从相反的方面铸成了日本文化的封闭性。开放性使日本文化始终表现出好奇的进取精神，封闭性又使日本文化在与外界交流的情况下，仍能固守自己的传统，迷恋传统文化。正如一些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日本人固守传统的劲头如同“守财奴”！日本文化正是在这个悖论中获得迅疾的发展。这种结论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一书中，有更明确的议论，将日本文化说成是“羞耻感文化特征的形成，一方面与日本人的荣辱生死观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自卑感’也有很大关系。自卑感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仔细的分析可知日本是东亚的岛国，“在文化上总是处于劣势状态,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态势，使其对外来事物天生有一种敏感性和好奇心，从来都乐意接受高层次的文化，所以养成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习惯”。 他
们对待自己的文化怀有一种“饥饿感”，乐于吸收外来文化。而他们对外来文化、异质文明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囫囵吞枣式的“拿来”，生搬硬套，而是要在充分比较、多方权衡后加以吸收、综合创新，并与日本国情相融合，根植于日本民族土壤之中，创造出适合日本特色的新成果来，变成一种全新的东西。日本人能使外来文化巧妙地糅合到日本文化中去，并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低态势的文化中，却生长出一种可塑的、流动的、灵活多变的、因而也是充满生机的民族特性”。[10]对待外来文化，“既以外国文化为蓝本,又在外国文化的基础上不断派生与变异，既自觉地置身于他国文化之中，又有意识的走在他国文化之外”。日本文化的这种可塑性、流动性的特征,是一个柔性的传统。日本
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惜任何“展”与“伸”，有对外界形势变化的适应型弹性。对待异质文明是随机应变的，从实用主义出发，总能圆滑地巧妙地将异质文明揉进本国文明之中。在“魂”和“才”之间并无明确的、死板的界限，日本人有不拘泥，不机械固守，不因循守旧的精神内核，可以将它们自由地转化，只要有利于日本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杂交文化”的优势。正是日本文化这一特征，给战后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以极大的推动作用。
“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允许取舍的伦理。” [12]日本文化正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对于转变学习态度，并不认为是有损体面的事，而是虚心善学，这是日本民族的一大长处。日本对于外来文化“并不视为异端，不抱抵触情绪和偏见，坦率的承认它的优越性，竭力的引进和移植。”一切符合、适合日本人自身发展的就毫不犹豫、不分敌友、不择对象地吸收进来,进行模仿复制，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创造具有新质的文化成分，为我所用，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吸收同样如此。日本人本身的“劣势文化”使得日本人擅长于学习外来文化,并逐渐地习惯于改革，而且长于改革。他们对外来文化不排斥，但是也从未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以“大和”魂塑造日本文化，把外来文化、异质文明与“大和”文化结合起来。用“和魂洋才”这一思想文化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并内化为日本人的思想。这对日本仅用几十年时间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本是世界上吸收外来文化最多，也是融合最好的国家之一，即使发生异质文化的冲突，也未造成文化的紧张，反而形成多种文化的和谐。”[7]206
和魂洋才是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顾名思义，“和魂”指大和民族的精神，而“洋才”便是指西洋的科技。“和魂洋才”的精神，鼓励日本国民学习西方文化，同时也要求国民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和魂洋才”主要体现在社会和军事上。社会方面，有很多学者都学习西方文化，以西式发型的装扮，但在服装上仍坚持穿著日本传统服饰。军事方面，日本军以西式军事训练，但装备仍然保留武士配刀。而其中的教育思想在日本一直受到重视。整个德川时代，学者与教育行以人员曾经相当广泛地讨论教育问题。不仅重视武士教育，而且对平民教育也大力发展。德川时代末年，江户及其附近约有寺孰1200所，全国总数约为15500所。就平民来说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是寺孰。当时武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就平民而论，一般认为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1867年，日本天皇睦仁推翻了德川幕府，即位初就发动维新运动。维新运动的具体策略是“教育立国”，在此基础上“雷国强兵”，“殖产兴业”，从而达到“文明开化”。1868年4日颁布《五条誓文》，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1868年10月改年号为明治。明治政府的紧迫任务是用西方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以便能够跟西方竞争。1871年度除藩属制度，设立县制，同年政府下令废除藩校，并成立了文部省来管理全国的学校。文部省最先一项任务是制定全国教育计划。最早的一份政府综合法是1872年的《教育基本法》它仿效法国学制的摸式。在文部省领导下，全国分为8个学区，每个区设立一所大学，再分为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一所中学，再分为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一所小学。同年文部省办了东京师范学校，该校是在美国教育家斯科特领导下采用新的课程内容与方法来培训教师。三年后，各省设立了6所省立师范学校，地方政府设立了82个师资训练中心。《教育法》施行了十年的时候，日本有小学29081所，中等学校194所，高等学校21所，大学1所。小学的数量几乎与今天的相等。1879年颁布了《教育令》，放弃了法国式的教育，开始倾向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制度。1880年部分修改了《教育令》，1885年进一步修改了《教育令》。这也表之了日本教育在接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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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化的艰难历程。西化压倒一切的时期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来结束。此后、政府制定和慎审地执行“西方技术与东方道德”分离的政策。国家的教育政策重新肯定传统的国学与儒教学校。西方派慢慢同民族主义思想一致。只是在技术及其实践的范围内进行教育的西化，包括课程结构、教学方法与学校组织等。教育的“道德”项的由传统的民族哲学来审慎地阐述，这在1890年的《天皇教育诏谕》中详尽地说明了。《诏谕》是由元田永孚（皇官的一位儒学育官）与井上毅（国家的一位西学派法官）两人合作写成的。它用明治天皇的名义公布。根据民族主义——儒学的准则说明教育的目的。它强调国家的荣誉与儒家忠君、孝亲与服从长辈的道德概念，并且把这些规定列为神圣的国民道德教条。这些教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失去作用。因此，尽管国民的物质生活方面几乎全盘西方化，日本教育却没有被“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一类概念渗透进去。由此可得出，日本教育比较忠实地执行“和魂洋才”，它的起点高，规模大，学科全、学校类别多，真正做到了教育立国，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
从以上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擅长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并能巧妙地把吸收来的文化、文明运用起来。这一传统一直被日本人所保留。战后的改革和对美国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吸收。都是运用这一模式。最终将日本推向世界经济大国的前哨行列。
四、自卑感、优越感并存和超越意识
“长期以来。日本无论在地理位置上文明水平和文明特征中，都具有‘边缘性’和‘后进性’。”[13]103 古代日本。特别是在五六世纪时。在与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发达的中国频繁交往中，使它感到自己文明的落后，“并自惭形秽，这不能不对其民族特性的发展产生复杂、深重而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包含了不
[14]可避免但又并非无可奈何的自卑”。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夫乐浪海中
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当时文化上还很落后的日本人，十分羡慕中国文化。但是这种自卑心理并没有使她裹足不前，自暴自弃；而是相反，这种自卑感更加激起了日本人的团结协作和赶超之志。这种自卑心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日本民族是一种精神财富，把与别国相比产生的文化劣势转变为自己进取的动力，使日本具有不甘落后、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与进取心和超越意识。透过日本人的自卑心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更重要的事实，即自卑心理下蓄积起来的超越意识。“日本人的自卑心理又常常伴随着‘见贤思齐焉’的心理冲动，这便成了一种精神优势。”[17]如在战后，日本社会几乎沉浸在美国文化的氛围里，但日本人仍苦苦追求着“儒教+资本主义”的模式，这种超越意识在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可能长期地忍受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人们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解。进入近代，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几乎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经过发奋图强，大量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很快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以此为背景，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些日本的文人就大谈“日本主义”，相信自己是天下人类中“优等民族”、“神土国家”，极力宣扬所谓日本精髓“大和魂”。[16]204以自己杜撰的神话来装饰自己，掩饰内心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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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擅长学习的民族，尤其是向强者学习。“战败虽摧毁了日本工业的经济命脉，但却刺激了日本国民心理，团结一致，把经济搞上去，战争得不到的，要用贸易来获得。”[17]149不可否认，在战后日本经济崛起中，日本这种超越意识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人相信自己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认为自己不会落后于人。一个敢于正视自己不足的民族，一个不服输的民族，一个敢于向敌对国家学习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这种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以及超越意识一旦发挥作用，那将对社会各方面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恰恰是这种强烈的超越意识成为刺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兴奋剂”。日本在战后确立了“追赶型”国家战略，她不断地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在比较中找差距，然后在缩小、弥补差距中发展，一步步地“逼近”发达国家，最终实现了经济大国的梦想。即使在今天，日本人仍然以己之短比他国之长，借此来刺激国民的超越意识，而避免陷入过分自大而固步自封的境地。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的文化”，他们对“名誉”很看重。他们对名誉的损害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他们惟恐玷污社会，故而努力使自己为社会多做贡献。这种“耻的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促使她奋发向上的巨大力量，要使日本成为东亚的领导者，世界的强国。这种文化心理长期沉淀下来，形成不怕苦的韧性和不甘示弱的超越意识，对战后日本经济崛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五、日本的文化机制及其特殊性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与其积淀已久的文化底蕴息息相关。文化是一种长期地、不间断地、持续地发展过程，日本化也是如此，它是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的，直接或间接促进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在战后由美国单独占领，因而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最大，而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战后日本的文化，除继承原来的文化沉淀和文化机制外，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日本的现实情况，其文化机制更加灵活善变，吸收、消化、融合与创新的能力大为增强。文化机制的开放性、倾向性更强，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更加紧密。
日本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的特征日益突出，民主性倾向日益增强。一方面，战后日本文化融合、吸收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化的速度加快，适应性增强，在吸收“形而下”者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注重“形而上”者“道”的吸收与融合，只要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就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毫不保留地吸收进来，加以创新发展。从1950 —1970 年，日本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了25000 多项先进科技成果。用20 年时间吸收了世界各国用半个世纪开发的几乎全部文明成果。“文明的融合使日本获得了迅速的
[18]104发展和现代化”。 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文化也具有显著的特点，在战后
经济中发挥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日本战后由‘军刀政治’变为‘议会’政治，民主自由观大大加强，这种政治文化是由美国人强制‘移植’的”。[19]3美国占领日本后，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日本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进行了一次改革，全面推行美国的民主精神。其单独占领下的非军事化政策，为其提供军事保护，文化“反省”后的日本由“军力第一”的文化观念转变为“经济第一”的文化观念。这样一来，使得日本政治文化中剔除了军事文化因素，政府全力投身于经济建设，优先考虑经济的发展。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文化机制的灵活善变非常有利于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协调。强烈的政治文化特性和灵活善变的文化机制促使日本人发愤图强，复国兴邦。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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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推动经济腾飞的文化观念，其本质上是东方文化与美国文化的结合”。[20] 至此，日本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文化特征表露无遗。日本成为一个“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其文化机制和政治文化的选择密切相关，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其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与文化的渊源也一一体现出来。
总之，日本文化是在不断地吸收、消化、融合、创新中发展起来的。而日本诸种历史、风土因素塑造了扶桑岛上大和民族的岛国细民的文化意识，造就了日本人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形成了日本人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中优秀成分的传统和超越意识。正是这些沉淀于日本人精神中的文化底蕴，再加上战后日本文化机制的变革与创新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的日益凸现，使其与战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相协调，从而使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
日本——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伤害的国家，我们不仅要牢记这段屈辱的历史，更应该理性的去分析日本为何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崛起的原因，借鉴其于我们有用的部分，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奋发图强、努力奋斗。
（指导教师：贠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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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唐任伍.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3).

简论日本民族文化成因及其特点
日本文化的特征与日本民族活力
_源氏物语_的审美情趣及其日本民族文化特征
试论日本饮食文化的诸特征
日本民族文化再发现
危机意识与日本的文化特性
简论农业文化与古代文学的民族特征
英日民族特性
日本恐怖文化的特征 ：行走在怨念中的中心
论民族文化地理系统的特点_结构和功能_以侗文化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