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的老伯

李半知，本名李小龙，男，1976年生，贵州德江人，土家族，修文县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协会员、省戏剧家协会会员、贵阳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十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第八期地县班学员。在《贵州日报》《宁夏日报》《贵州作家》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作品百余篇。出版散文集《深谷乡音》。在电影《云下的日子》中扮演教师、在《凤凰台》扮演村支书、在《龙场遗恨》中扮演特务，在《北纬26度》中任监制，在《龙场遗爱》中任编剧。

很久没有看到李祖炎老伯了。每次路过史志办，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从去年冬天，伯母摔了一跤，行动不便后，李老伯就把办公桌搬回家里办公了。历经数十年，由他逐字逐句斟酌的新版《修文县志》已在他家渐见雏形。这是史志办主任胡光胤告诉我的。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李祖炎老伯的，我已经不记得了。

十多年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做信息科长时，就与他常有交往，那时县委办在县委大院二楼，史志办在一楼，因隔得近，我们经常在走廊或楼道遇见。每次打完招呼，他都照例与我聊上几句工作上的感受，有时是感慨，有时是对某人某事的看法。我照例是认真听，偶尔也谈谈自己的看法。然后各自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退休后返聘回来的了。他62岁退休，刚办完手续，单位立即返聘他继续主编《修文县志》，至今又23年，实际上从未离开岗位。他工作认真，治学严谨是出了名的。一般的稿子一经他的手，往往是被改得通篇红字，面目全非。他对文字的推敲力求一个“精”字，经他改过的文章几乎是“多一字臃肿，少一字残缺”。就连标点符号，他也是反复推敲的。记得2005年县里举办第三届阳明文化节，我在组委会办公室对外联络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在给来宾写邀请函的时候，在信封上写“XXX（收）”。李老伯看到后，拿着这个信封就来找我，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办公室的同志，他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信封上的“XXX  （收）”，这个“收”字需要括号吗？括号的用法和作用，通常都是做夹注和补充说明的，这里需要括号吗？我说可能大家习惯了，我给他们说说，以后注意。他还“不依不饶”地说年轻人工作不认真，不严谨。

我到乡镇工作后，我们的往来少一些，但每次回县委开会，我都尽量去他办公室看看，每次我去，他都照例放下手中活，给我倒茶，然后交谈。

2010年我出版散文随笔集《深谷乡音》，县文联为我召开首发座谈会，我邀请他出席，他欣然答应，并提前拟写了发言稿，在会上作了发言。后来又为我写了书评《聆听乡音——读李小龙散文<深谷乡音>》，发表在当时的《修文报》上。

后来我到组织部任副部长，办公室在县委三楼，又能经常在走廊或楼道遇上他。我依然经常去他办公室坐坐，与他聊工作，聊文学。

他上班通常都是县委大院最早的。尤其是冬天，他到单位打扫了卫生，打水在炉子上烧好了，年轻人些才陆陆续续的来。凝冻期间，他还坚持来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从县委大院的小桥上走过时，手里提着他长期提在手上的布袋子，歪歪倒倒的，迈步时，左右两脚相互碰撞，每一步都很艰难。加上他习惯性的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让人更觉得他要摔倒的样子。我劝他在家改稿，别来单位了，毕竟八十几岁的人了，天冷路滑，不安全。他说工作量还大，想坚持一下，早点出书，了却心愿后再休息。并说自己能行，慢慢走，还是坚持来单位，有规律些。

再后来，我到宣传部任副部长兼文联主席，两边上班，来来往往于县委大院和文广楼之间，还是经常去看李老伯的。至少，一周是能看见他一次的。去年，县委评选“感动修文人物”，我第一个提议县委机关推荐他，大家以他为榜样。我讲课的时候也经常举李老伯的事例，说他就是优秀党员的代表，是修文人“致良知”的典型。表彰大会那天，他还有些紧张和害羞，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应该的，是微不足道的。在舞台上，他那闪闪发亮的白发与鲜红的荣誉证书交相辉映，好看极了。

李老伯在律己上和治学一样严谨，什么事都替别人着想。有一回，我主编的《栖霞文艺》向他约稿，他准备好稿子后来找我商量，我的办公室在文广楼8楼，没有电梯，他年龄大了，好不容易才上来，却没有遇到我，他没有给我打电话，就回去了。过了两天，他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就他带来的文稿征求我的意见。谈话间，他说前两天来了，没找到我。我说你年龄大了，难得上楼来，何不打个电话，我来你办公室。他说，你们那么忙，我这个又不急这一天两天的，怎么好喊你跑一趟呢！

因为大家志趣相合，性情相容，他对我又十分关爱，又是同姓，我便叫他“伯伯”。而实际上，我们是忘年交，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打电话邀我和贾长远去他家吃饭聊天，说《修文县志》文化章节要征求一下我俩的意见。当时我在外地，不能前往，长远兄一人前去，他们二人小酌，并于席间电话与我交谈，故意“炫耀”他们的氛围。我回修文后，李老伯给我送一瓶酒到办公室，说是他家中有两瓶，那天他和长远开了一瓶，因我没在，未得品尝，所以这瓶酒留给我了。我不便拒绝长辈的厚爱，于是收下，至今仍在。

李老伯爱书，而他的书房不大，书柜书架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屋内到处堆满成捆的图书。就连一个以前用来给孙子洗澡的大浴盆也装了满满的一盆书。他借用刘向的话“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将自己的书房起名“治愚斋”。我趁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给他照了一张照片，并为照片题诗曰：

书斋伏案意未尽，

走笔灯前过半宵。

四壁诗书皆我友，

任凭窗外雨打蕉。

也因为李老伯治学严谨，在文字功夫上威望高，所以我一旦有拿不定主意的地方，就去找他商讨。我给小作协的作品集《风的颜色》写的序《致小作者》，和给修文中学从南文学社作品集《南歌》作序《长风破浪会有时》，因都是面对学生，我怕言辞不当，误导孩子，都去请李老伯斟酌的。他对我的稿子还算满意，只改动了两个字和一个标点。

从他搬去金阳后，就很少相见了，心中免不了时时挂念。前段时间，与长远兄相约去金阳探望，我中午打电话给他说，下午我与长远将去他家，他竟然一个下午高兴得心神不宁，还几次催问我们出发没有。晚上，我们三人小酌几杯，归途中长远兄作诗一首，题为《从修文赴金阳看望李老伯》，曰：

一晚风雨几度春，

小楼不知何处寻。

清癯面影离乡久，

驿路奔来叙经纶。

我亦作一首和之，题为《和长远兄<从修文赴金阳看望李老伯>》，诗曰：

童颜鹤发面如春，

八五犹得岗位寻。

著史至今堪称久，

言辞严谨治经纶。

我们二人的诗俱发于微信，引来点赞评论百余条。李老伯看到后，亦和诗一首答之，题为《步韵和长远小龙诗》，其诗为：

耄耋之岁又逢春，

钩沉史海故纸寻。

和风吹拂新龙场，

驿路奔走叙经纶。

他作此诗后，电话与我二人交流其诗作，并问有无不妥。电话中，他还建议我将我的诗中“治”改为“书”，我考虑了他的建议，但没有改动。

作者与李祖炎先生

此事已过数月。一天，收到李老伯来信，写明答诗过程及对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并录我二人的诗作于上，用抬头为“修文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信笺，钢笔楷书誊写，其治学态度之严谨，言辞之恳切，着实让我等后辈汗颜。

信是请人带来的，牛皮纸信封。他在信封上用小楷写明：“面交长远、小龙同志”，在信笺上方又写：“面交长远和小龙”，还落款“李祖炎 2016年6月1日”。在信的最后，他注释：①新龙场即今新修文；②经纶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带来修文的巨大变化。并附三点思考：一、和诗标题可否改成：七绝 和长远小龙；二、和诗叙经纶的“叙”字可否改成“纂”字或“述”字，以免与长远诗之“叙”字重复；三、小龙诗之“治”字可否改成“书”字，以免读者误解为“治理国家大事”。

对他思考的三个问题：一、他的诗是古风，不是七绝，当然不能标“七绝”二字；二、因古风不受平仄限制，当然可改。但只能改“述”，不可改“纂”，因我和长远并不是去参与编纂的；三、我的诗“治”字没问题，不用改，且改为“书”字后平仄不对。至于“经纶”二字的解释：(1)整理过的蚕丝；(2)比喻筹划治理国家大事；(3)借指抱负与才干。经纶亦作文化、知识、思想的代名词，故有满腹经纶一说。在诗中怎么理解，应该说不言自明，不会有争议和误解。

85岁的李老伯不在修文了，估计也不会再来上班。县委大院的人都搬到新地方了，他的这封信亦被我收藏，以后如有必要，可交给县档案馆。前几天走进原来的县委大院，那里人去楼空，没有了往日的热闹与温暖，只见苔藓苍苍，杂草茫茫，大院中的树似乎也孤独沧桑起来。一段记忆，一片情怀，就这样渐渐远去。岁月催人老。对于树，尚且如此，况乎人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