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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过枭雄和皇帝的人，天然容易给人一种距离感，用导演郑晓龙的话形容他就是“不怒而威”。 陈建斌承认自己不是一个会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在片场，他是出了名的爱改戏的演员，到处给人家提意见，经常搞得导演和对手戏演员皆不痛快。而他自己更觉得憋屈，因为他认为舒服的人际关系往往意味着墨守成规，这样是没法诞生好的艺术作品的。不拍戏时，这个巨蟹座男人就把自己往家里一憋，逃避于各类应酬，不太像这个圈子里的人。 跟媒体，陈建斌也一向被视为最难搞的交流对象之一。有时他惜句如金，甚至用一副墨镜回绝了眼神交流的可能性，这种毫不热络的态度似乎也刚好跟时而见诸报端的“陈建斌耍大牌”报道相吻合。他觉得这些都是误解，解释过，但无济于事，索性也就不再多言。 享受过一人一晚三座金马奖杯的风光，也煎熬过电影因王学兵被捕而撤映的挫折，如今陈建斌这部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导演处女作《一个勺子》终于要与全国观众见面了。陈建斌说这部电影不仅是讲一个好人没好报的伤感故事，更要展现的是一个人跟自己内心较量的过程。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拧巴劲儿，何尝不像是陈建斌自己？ 在等待对话的间隙里，陈建斌的目光掠过他身边一排排罗列整齐的电影书和DVD，贪婪而满足的眼神像皇帝检视进贡的珍宝。摄影师来了，问他想摆什么POSE，陈建斌想了想，随手拿起自己的围巾，裹起一只手，手在围巾里比出开枪的手势。“知道这个动作来自哪里吗？《教父2》！”他看了眼相机里的成像，满意地拍掌大笑起来，展示给身边工作人员看。 25年前，一辆火车载着陈建斌、王学兵和李亚鹏等同班学生从新疆始发，晃悠晃悠开了三天四夜，抵达他们梦想中的首都北京，从此这些西北小伙子开始了各自的奋斗历程。陈建斌是三人中最晚起步的一个，30多岁才崭露头角，40多岁又从零开始做导演。不过他却有着最长远而专注的野心：要写出莎士比亚水准的剧本，要拍出最好的电影。这同时也是他的一份自信，因为对电影爱了这么多年，他相信故事的结果总不会是单相思。 人物志：您15年前写的剧本都被拍出来了，但直到今天才真正完成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是之前没达到您自己满意的程度吗？ 陈建斌：我十八九岁就开始写剧本，写一些很小很好玩的东西，上大学、研究生也在写。1999年我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已经拍出来了，叫《菊花茶》。它不是我导的，但是是我主演的，也是我自己编剧的。编完之后我个人作为观众再看那部电影时觉得不是很满意，认为自己剧本写得不好，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剧本的样子，那之后我一直在尝试写剧本。 但是由于我的眼光成熟得要比我的手快，我永远也追不上自己的眼光，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写出来一看，我老觉得垃圾，特别不满意，直到碰到这个小说。小说是个很好的载体，它基本的脉络、人物关系、故事情节走向基本都已经成型了，我就在这个上面开始我自己的二度创作。其实我的第一个剧本《菊花茶》也是根据小说改编的，可能我原创有问题，更适合改编。 人物志：很多人都说您属于大器晚成型的。 陈建斌：首先我觉得我也没成什么大器，所以也谈不上晚成。其实就是人对自己的要求，我希望我能写出最好的剧本，最差也得是莎士比亚，可是写出来一看，不行，垃圾，还莎士比亚呢，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得战胜我自己，我一定要把它写好。这也是一种内心的斗争，但是生活中我们面对的事情要比这复杂得多，比这更尖锐，更残酷。 人物志：《一个勺子》本质想表达的是什么？ 陈建斌：我一直想写一个类似的题材，但是写不出来，人家都已经写出来了。它是一个人跟人自己内心较量的故事，傻子可以看做是他内心外化出来的一个形象。他跟自己的内心作斗争，他想我做这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会遭受这个痛苦，痛苦是从哪里来的？电影的最后20分钟是我特别想表达的。 你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个事儿，但是人战胜不了自己的良心，战胜不了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就是狠不下心，就是得伸出手去，结果呢就给他自己带来很多很多麻烦。所以最后他会拷问他自己：我这样做是对的吗？我是不是一个傻子？ 人物志：最后20分钟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部分，拉条子戴上了傻子的有色眼镜，完成了和傻子的合一，他透过眼镜看到的世界都是红色的，就像戴着一片滤镜。您看待这个社会也会有这种隔膜感吗？ 陈建斌：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待世界都是有隔膜的，都是戴着滤镜的。如果你今天心情好的话，你看什么都觉得美好，雾霾天也觉得很美。但如果你心情很坏，就是阳光灿烂你也觉得冰天雪地，为什么呢，是你内心造成的。内心外化到眼睛里，就跟你说的戴着滤镜看世界是一样的。 为什么最后是一个主观镜头呢，我想说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所有人的问题，只是你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也许你跟他从穿着打扮、生活环境上都太不同了，你比他光鲜亮丽得多，但其实内心的较量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可以重新拍一个CBD版，主角在国贸上班，穿得西装革履，同样讲这个故事，也一样可以。 人物志：很多独立导演拍农村都是在自己的家乡拍，有很多自传性的、无意识创作的部分。但我看您的电影，觉得是有很精准明确的设计的，更像是一则社会寓言。 陈建斌：对，首先这个电影不是在我的家乡拍的，只是用了新疆的方言，第二我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在任何地方，纽约也是可以的，地域不是最重要的。地域只是帮助观众更好理解故事内核的方式，但地域不起决定作用。最重要的是表达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成立的话，就是一个好电影。如果那个价值很简单很肤浅，我就觉得不值得为它去拍一部电影。也许我们写一首诗或一首歌更好，刷刷刷就写完了，不用拍电影，拍电影需要调动很多资源，那就一定得有价值。不然我本身也可以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写歌，为什么非要用电影的表现形式呢？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是必须用电影来表达的。 人物志：尽管您是第一次做导演，但听说您之前以演员身份在片场就很有表达欲，连蒋勤勤第一次跟您合作都很不舒服，因为被您临时改了戏，大段台词都白背了。 陈建斌：我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习惯大家一块创作，有什么说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养成了习惯，我觉得拍戏拍电影拍电视剧都一样，都应该是集体创作，这儿那儿我都要发言。 但实际上在有些剧组里不太接受这个，他觉得“您把您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了，怎么什么都管，真的很讨厌”，觉得我逾矩了。这一方面给我带来了很大伤害，另一方面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学到了创作方法。我不是编剧，但我通过改剧本锻炼了编剧能力，为什么我现在能自己写剧本，对吧？还有从导演的角度，摄影师的角度等等吧，我都进行过尝试，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人物志：人家不愿意怎么办？ 陈建斌：不愿意人家就很不高兴，比如在剧组解散了以后在背后说你。当我听到了这些议论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受伤害。 人物志：会觉得憋屈或委屈吗？ 陈建斌：我沉浸在创作中的时候可能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就好比一个拳击手在拳台上比赛的时候，他不会考虑观众的反应，裁判的反应，对手的反应，这一拳合不合理，不会想这些，只会全力以赴。但当这个拳手不在比赛状态的时候，他就容易受到伤害。我觉得我很冤枉。 人物志：工作上这些憋屈通常怎么化解？ 陈建斌：我们西北男人是那种，伤心了也不会说的，只是自己默默消化，这些事情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会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来排解，比如看一些传记，我就会发现真正在某个行业里做得出色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经历，就是不被大家认可和理解，因为他做的事情破坏了规矩。但是不破坏规矩又谈何创新呢？艺术没有创新还怎么发展呢？你要创造，就要破坏现有的规矩，这就是悖论，中间肯定会有人受伤害。 人物志：也就是说，个人能力和人际关系是不可兼得的？ 陈建斌：我觉得很难有一个人既能创造，人际关系又能搞得非常好。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在大家的不舒服中才能产生好的东西。舒舒服服就是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大家都在各自的范围里做事情，那很难有什么创新。 人物志：一届金马奖您一人拿了三个奖，创造了历史。有想过能收获这么多吗？ 陈建斌：没想到，怎么可能想到呢？就想过能不能拿一个，想着拿几个？别人会觉得你疯了吧。但是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觉得这是电影对我的褒奖吧。我那么喜欢电影，那么热爱电影，我爱它那么多年，它总得回馈我点什么吧，不能变成单相思呀。所以就集中一次、一个晚上全部回馈给我了。 人物志：回来怎么庆祝的？ 陈建斌：那天晚上结束都半夜了，金马有一个例行的庆功宴，我去坐了一会，然后又去《军中乐园》那边的庆功宴坐了一会，弄完都三四点了。回去到屋里，我们自己内部又搞了一个小庆功，就到四五点了，真的都累得不行了。 人物志：说到《军中乐园》这个配角奖，本来一开始您已经拒绝掉钮承泽导演的邀请了，后来为什么又反悔了呢？ 陈建斌：他提前半年多跟我联系的吧，我说行那咱们拍吧。等他开拍之前我又拍了一部40集的电视剧，又拍了一部电影，当时拍完特别累，想拍不动了，不去了。后来有一天勤勤跟我说钮承泽是个很好的导演，你应该去的，她一说完吧我就觉得……我再拿起剧本仔细看，剧本写得还是很不错的，我就后悔了，但是已经把人家给回绝了，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每天沉浸在尴尬和痛苦中。结果豆子（钮承泽）心有灵犀，告诉他制片人说“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我一接电话马上就答应了，说“好好好！”他们都很吃惊，说这怎么回事儿啊…… 人物志：《一个勺子》最初定档五一，后来因为王学兵的事情无法上映。其他一些电影如《小时代3》《捉妖记》《道士下山》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这几个月里您是如何打算的？ 陈建斌：一开始我们也做过补拍，但觉得不尽如人意，风格上不太合适。后来我们又尝试等待，但最终在两三个月之前，我们还是决定按照电影局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删剪。比起删剪更残酷的还是将要面临的公映，比如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排片率。我们可以接受它票房如何如何，但一定要有它的位置，观众首先得能见到它，这个特别重要。 人物志：从金马到禁映，从巅峰到谷底，这部电影的命运还真是大起大落一波三折。 陈建斌：我把它看成是电影对我的考验。以前我们学电影，拍电影，现在电影又对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能是希望我能做出更好的电影吧，所以给了我很多别人经历不到的考验。 人物志：您这阵子没少跑路演，第一次以导演身份跑和纯以演员身份跑，感觉肯定不一样。感到票房压力了吗？ 陈建斌：压力我觉得是有的。以前拍之前和拍的时候都没有感觉，现在到了放映开始有压力了，因为现在电影市场很蓬勃，在蓬勃的机制下我不知道我们这种电影的排片、上座率能有几何，非常担忧。但是担忧也于事无补，因为拍的时候就决定了上映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总之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吧。 人物志：您是新疆人，《一个勺子》里的人虽然也说新疆话，但是却生活在甘肃。为何不直接回家乡拍？ 陈建斌：甘肃有一座城，这个城已经荒废了，里面住的却是农民，而且农民干嘛呢，没有地就只能放羊。早上出门放羊，晚上再赶回来，跟我戏里这个人物是非常吻合的。我是出于对这个取景地的喜欢才选择在甘肃拍，它不是我造的，而是真实存在的，是三四百年前明朝造的。它不是镇子，从这走路到镇子上还需要两个多小时，是一大片戈壁滩上用泥土垒起来的一座城。除了这，其他地方都没有这种取景地。 人物志：金世佳被您弄得灰头土脸，他“去乡下搞艺术”的幻想有点破灭。在乡下拍片苦吗？ 陈建斌：他们可能会觉得很苦，但说实在的我一点也没觉得，我后来想是不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农村长大的，所以觉得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第二可能因为我在那连导带演很忙，根本顾不上去想苦不苦的问题。我们住在镇子上的招待所里，村里没法住，因为村里都已经没有人了。 人物志：蒋勤勤、王学兵都是您最熟悉的亲友，这样一个主演团队在现场应该有很多火花产生吧？ 陈建斌：有很多戏都是我们在现场的即兴发挥，我觉得这个才是鲜活的，因为剧本是死的，写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现场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人物志：客观评价一下亲友在片中的表现？ 陈建斌：他们每一个人演得都恰如其分，我觉得这点就非常难了，因为角色都离他们的生活非常远。至少他们都是城里人，要演农村人，能做到融进那个环境里不被人发觉，其实是很难的。 人物志：据说您是最爱看书看电影的演员之一。 陈建斌：最爱看书不敢说，当然我喜欢看书。最爱看片我得承认，我确实很爱看电影，可以冠一个“最”字吧！咱们就骄傲地说。 人物志：最欣赏的电影是什么样？从导演眼光和从演员眼光去看电影，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吧？ 陈建斌：我不偏向文艺片或大师电影，什么都看，太多了。首先我是从电影里得到欣赏的快乐，看多了才开始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再多我就学会怎么拍电影了。这是三个步骤，不能逆反，如果逆反过来那得多痛苦啊，看电影是为了学习？那我绝不会看电影，太没劲了，首先必须得快乐，为你的生活打开一扇窗子，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人物志：您开过玩笑说，总能拿奖是因为娶的妻子名字好，“奖勤勤”。您和勤勤结婚以来家庭生活一直很稳定，同时您的事业也在稳步提升，近几年勤勤把更多精力都放在了家庭上。家庭可以算作您事业的后盾吗？ 陈建斌：是的，家庭如果不稳定、生活都一塌糊涂的话，又谈何创作呢？ 人物志：怎么给感情保鲜，现在还给她写打油诗吗？ 陈建斌：哈哈，好久没写了……诗意难道离开我了吗？因为我开始写剧本了吧，写诗和写剧本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你要是沉浸在写诗的感觉里，你就会经常写那种东西；但你要是开始写剧本了，就一两年都写不出诗来，那个感觉离你而去了。所以为什么写文章的、写诗的通常分开呢，可能确实是两种思路吧。 人物志：您儿子现在也长大一些了，他会对爸爸的工作好奇吗？ 陈建斌：我一直觉得小孩不能去片场，因为我见过太多太多的小演员了。片场对小孩来说实在太好玩了，大人像做游戏一样，他一下子就会爱上，我不能让他爱上，不打算让他干这行。等他长大了，要是愿意做出自己的选择，那我也不反对。现在他还小，我就替他做主了吧。搞文艺挺好，但要是一家子都搞艺术，不也挺无聊的嘛。当科学家，我觉得就特别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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