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有一个儒生与众不同，以自身为祭品，缓解时代的浮华和喧嚣，他就是司马光。他的人生，从一个传说开始。 儒学正能量 司马光的祖父和父亲做官都以气节和政绩著称。生在这样的贵胄世家，家教自然严格。五六岁时，他以一个孩子的虚荣向姐姐炫耀自己会剥青胡桃的皮（其实是趁姐姐不在时他让仆人剥的），听到的却不是姐姐的赞叹，而是父亲的训斥。谎言就像伤疤，虽然痊愈，却总有痛感。司马光的一生，便因童年的这个伤口，隐隐作痛。这痛楚时刻提醒他：人生的第一要义，是一个“诚”字。 7岁时，司马光成了宋朝最美少年：他将一块叫作责任和智慧的石头，砸向一个蓄水缸，救出了被淹的玩伴。这次事件给他带来了荣誉，同时也让他压力山大。此后，世界在他的眼中，一直是那个被困于水缸的孩子，他必须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寻找最有质感的石头，寻找最有利的时机，寻找最适宜的角度，一击中的。 12岁左右，他随父亲到了京城，结识了父亲的朋友庞籍。庞籍是当朝重臣，现在则成了他的恩师。恩师的欣赏如潮水，一次次将他推上荣耀的浪头，他却时刻保持着低调和谦卑，因为只要他稍一忘形，幼年的伤疤就会隐隐作痛。 20岁时，他已高中进士。在庆功宴上，人人兴高采烈，他却是淡泊的另类，甚至拒绝戴上皇帝赏赐的花朵。直到同年以皇命相压，他才不情愿地戴上。这种朴素的人生观，在现今的年轻人看来，无疑是戕害人性；对司马光来说，则是人性的闪耀和张扬。 —一千多年前，一个叫孔丘的男人亲手制定了这个宗法世界的规章和礼仪；之后，多少粉丝前仆后继地实践着、印证着，只为这儒学正能量永不消退的魅力。五六岁时司马光的试探和挑战，只是他回归正统前必需的磨难和考验。 所以年轻的司马光没有游移，而是心甘情愿地皈依。此后数十年间，他上疏言政奋不顾身、身为宰相坚不纳妾、家无余财卖田葬妻……他奉行最纯粹的儒家规范，他通身如此洁净光明，以至于后世把他当作儒家代言人，和孔子、孟子同列为圣人。 他如此苦心孤诣地修行，除了满足精神上的洁癖外，还有更深一层含义：以自身烛光照亮同时代和后世那些于幽暗人性中摸索前行的人们。 中进士后，大龄青年司马光才娶妻张氏。张氏是宋朝最幸福的女人之一，在莺莺燕燕的男权时代，一直独享着一个杰出男人不温不火的爱情。 婚后，司马光做过地方判官一类的小官。这期间，他很焦虑，不是能力不够，他任职时很有政绩，“政声赫然，民称之”；也不是担心沉沦下僚，他有足够的自信和人脉；而是，他看不到时代的进步和改变。几千年过去了，战争、饥馑、政变、灾难……一直有增无减—历史一直在循环，一直在重蹈覆辙。 所幸，他有博大精深的儒学—它是司马光的指南针，助他在茫茫雪原，寻找突围的途径。在基层为官的这段经历很重要，这是他进入政治中心前的历练，也是他以后著史的热身—在此期间，他读典籍，写札记，对历史的独特见解渐成雏形。 四个皇帝之后，司马光像候鸟一样，一直穿梭在地方和中央。物是人非，不变的是他的治平理想。他曾任过度支判官、宰相一类的浊职，也任过馆阁校勘、殿中丞、史馆检讨一类的清职。浊者给予他经验，清者给予他时间，在清浊中浸润，司马光的内心被打磨得玉润珠圆。 就在这珠光中，四任皇帝粉墨登场，替司马光安排了或飞扬或悲怆的人生履历。 第一任是宋仁宗。 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悲摧主人公性格宽容隐忍，在他41年太平天子的执政期间，司马光虽初出茅庐，却已显山露水。然而，无子的宋仁宗本来就身体不好，嘉佑二年（1057年）更是突然病倒，病情时有反复，至高无上的天子面对疾病的玩弄也无能为力。 整个朝廷如暗涌的潮，表面不动声色，内里却波涛汹涌。此时，主张立嗣还是祝福皇帝万寿无疆，成了关系到仕途的微妙问题。宰相等人主张立嗣，但仁宗病情一稳定，反倒不好意思提了；恩师庞籍也主张立嗣，但此时庞籍正被外放，身不由己；还是司马光的谏官朋友范镇捅破了这张纸。他上书请求皇帝立嗣，以确保政权稳定，但皇帝不置可否。 在外地为官的司马光明知皇帝对此颇多忌讳，仍力挺范镇，自己上书三次，仁宗都没有回应。但他毫不气馁，调回京城后旧事重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仁宗明白了立嗣的重要性、迫切性、合理性，然后立了宗室赵曙为皇太子。 第二任就是英宗赵曙。 这个由司马光等人重磅推出的皇帝为人低调，“慎静恭默”，却是个孝子，刚即位便要为生父讨名份。送鲜花的自是不少，欧阳修等人便认为应追尊为皇考；只是，扔鸡蛋的更多，多数大臣只同意追为皇伯。一字之差，却是新旧两个阵营的较量。 奇怪的是，新阵营中的司马光此刻却站在旧阵营中。他虽也主张追为皇伯，但因有策立之功，英宗不好意思翻脸，只不客气地把其他人全部外放。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在朝中，英宗不允许，他便自请同贬。当然，英宗没有同意。 除了这点闹心事，司马光对英宗还是很感激的。英宗是他的伯乐，是《资治通鉴》得以成书的保证和前提：不仅提供了政治支持，还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在英宗时期，《资治通鉴》正式开始写作。 第三任是神宗。 这位励精图治的青年热衷变法、垂青王安石，却极力想在新旧人物中寻找平衡点。他找到了司马光，对其人格魅力大加赞誉：“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当司马光因政见不同辞去公职，专门在家编纂史书时，神宗仍然没有忘记他，为他提供2400卷珍贵藏书。十九年磨一剑，史书出炉后，神宗还为新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 第四任皇帝哲宗在司马光生命中只能算个酱油派，他9岁即位，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在位一年，司马光就撒手人寰。但这一年中，哲宗却给了司马光一个无限美好的夕阳红：司马光为相，率旧党逆袭成功，尽废王安石新政，恢复旧政。 四朝元老司马光当然免不了宦海沉浮，只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无论前途如何黯淡、生活如何拮据、内心如何落寞，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悠然和自尊，焕发着一个儒者的青春。 两个直男司马光的一生，和一个叫王安石的男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安石比他小两岁，颇有魏晋风流，生活上不修边幅，常常扪虱而谈。撇开政见不同，他和司马光倒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同是少年得志，21岁高中进士；同是度支判官，曾为包拯属官；同是饱学高洁之士，惺惺相惜；同是耿介忠直之人，性情相投；生活低调，不事奢华；坚不纳妾，一生一夫一妻…… 他们都“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使他们的“倾慕之心，未始变移”，虽然轨迹相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越走越近。 早在做仁宗的文学侍从时，司马光和王安石就有交集，并且“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终日”，别人几乎无法参与二人的交谈。那时，他们只是30岁左右的文青，离社稷股肱之臣尚远。虽有心于治平之术，奈何时机不成熟，只能以诗酒自娱。虽说自古文人相轻，但这个圈子的文人，性情和学识相近，倒相重得很—重人就是重己！ 1060年，司马光和王安石终于走到一起，共同任职于财政部，文友兼同僚更是其乐融融。只是，近距离的接触，尤其是一旦有了充分的话语权和自主权，再雪藏的差异也会流露出来。 神宗继位，国库空虚。围绕如何解决财政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发生了第一次分歧：司马光注重节俭，王安石注重生财。两人都说服不了对方，但神宗迅速倒向王安石，实行熙宁变法。 倔强的司马光奈何不了神宗，便双管齐下：正面恪尽为臣之道，弹劾王安石；私下又以朋友身份，三次致信王安石，劝他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则见招就拆，在神宗那儿将司马光驳斥得体无完肤，私下里却“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对王安石的倔强，早在马政部门任职期间，司马光就领教过。春日牡丹盛开，上司包拯置酒，召诸同僚赏花。领导劝酒，司马光虽不喜酒，也勉力喝几杯应景，但王安石凭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领教过却还要尝试，只能说明司马光内心的忧患之深。 无力改变政局，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安石实行新政，司马光唯有逃离，逃得远远的，逃到洛阳去。在牡丹花香里，他不是沉沦，而是将一件最有价值的事情进行到底—继续编纂《资治通鉴》。而王安石，目送着司马光的背影，内心如五味杂陈：有失落，有惋惜，更有决绝和凛然。 至此，软绵绵的北宋王朝里，两个最剽悍的直男分道扬镳。虽然后来他们一直在关注对方，偶尔也会怀念那些一起走过的青春，但他们却绝无可能复合。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道路虽不同，目标却一样：都是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献祭自己。 独乐时光1073年，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建成。此时，距他离开京城已整整两年。此园大约20亩，有流水、池塘、小岛、修竹，间之以读书堂、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只听名字，还会以为这是哪位雅士的大观园。 其实，对司马光来说，不仅这些景观的雅称，就是独乐园的名字，也有自嘲意味：他为官清廉，不善理财，谪居洛阳已属不易，更何况还要发奋著书，哪有精力财力经营园子！司马光的粉丝、李清照的父亲曾透露：所谓“闲居的园林”，不过是司马公的自我慰藉罢了。 司马光这样解释：自己安贫乐道，为迂叟之乐，薄陋鄙野，不敢与君子共，故曰独乐。其实，他并不孤独。早在京城，他就带领着一个编史班子，谪居洛阳，班子成员仍与他患难与共，每日里做书蠹钻故纸堆，从字缝里审视历史的花开花落。 班子有明确的分工，三位助手负责不同朝代，儿子做校对，司马光自己要做的是统筹，以保证思想的正确、体例的统一、文风的一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力亲为。 谪居郁闷，著史又费神，但还是有高兴的事：程颢、程颐等硕儒不时来访。跟他们坐而论道，司马光心中晴朗了许多。偶尔有朋友来访，司马光也会偷闲一下，尽地主之谊，和老朋友范镇远足，由登封到龙门，将洛阳风光尽收眼底。 只是司马光没有想到，他在洛阳会一住15年。15年的光阴，将他从一个砥柱官僚变成耆耆学者。但他对京城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新法来势汹汹，却弊端重重，自己只能沉默着，把目光垂向史书—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一招制敌的机会。 1084年，《资治通鉴》终于杀青。只是，妻子张氏再也分享不了这份喜悦，她早在两年前就已仙逝。没有妻子的相陪，司马光真正感到累了。他已66岁，上天给予他的时间仅仅剩下两年。 而此时，力主变法的神宗已病入膏肓，亲密的敌人王安石也被罢相还家。司马光的机会终于来了。1085年，哲宗即位，反对变法的太皇太后终于祭起了司马光这杆大旗。 离开独乐园，司马光有些恋恋不舍，但朝政需要他，受新法所害的百姓更需要他，他的去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而非一人的荣辱。 在新旧两派的斗争中，司马光虽做了15年的看客，人望却有增无减。不久前，就在他赴京为神宗奔丧时，汴梁百姓发出了“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的恳请。那一刻，7岁时砸缸的冲动又回到了他沧桑的心中—他要一石击中新法这口大缸，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新法被一一废除。而他亲密的敌人王安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回天乏术，最后苍凉病逝。司马光感到悲痛，他们毕竟是朋友；却并不内疚，他们只是听从各自的内心召唤而已。不过，没有了对手，司马光也迅速衰老，几个月后，便追随老朋友而去。 独立救援在司马光一生中，儒学正能量一直是其内心的支撑，少年时一闪即逝的叛逆、中年时正气凛然的卫道、老年时出凡入圣的肃穆，都表明司马光是一个纯粹的儒者，一个至诚至性的国家主义者。 其时，北宋政局微妙，文化飙升、经济动荡，内有农民起义绵绵，外有辽、金窥伺不断，如何将外强中干的国家变得富饶强壮，是司马光与同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只是他与那些激进人士如王安石不同，他太清楚一个中空的国家如同一个危重的病人，经不起猛药的折腾，只能慢慢调养。 他开出的药方是温和的中药：德治，以德感化民众；学史，以智启迪圣君。 修德不成问题，遵循孔夫子的教导即是。从五六岁说谎始，以7岁砸缸终，司马光修德，只用了一两年时间，便成为日后全民的道德偶像，以至于陕州、洛阳的百姓一做错事，就忐忑不安：“司马公会不知道吗？” 甚至，德高望重的司马光的身体状况也影响到了宋朝与辽、夏的关系，有司马光当政，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不过，对此类事，司马光只淡淡地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 而修史，则要坎坷得多。早在少年时代，《左传》就以其故事性吸引了司马光；中进士后在地方为官的几年，史学，则以其实用性走进了他的视野。 治乱成败、是非功过，其实一直都是当代史。几千年来，没有谁能跳出这个怪圈，就像溺水儿童几乎必然会死去一样。因此，打破这口缸，将这些散乱的历史整理成册，从草蛇灰线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给北宋王朝以借鉴，就成了司马光一生的梦想。 从20多岁到66岁，司马光始终埋头于一件事：编史。从青年到暮年，从京城到洛阳，他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在正史、野史、谱录、别集、碑志中披沙拣金，考异近3000条，征引300多种文献资料，终于在生前圆满完成任务。 可惜，他没有想到，他寄予厚望的北宋皇帝会如此不给力，《资治通鉴》问世仅43年，女真铁骑就踏遍了大宋的半壁江山。倒是元朝统治者孺子可教，做了他忠实的弟子：以司马光的治乱思想为指导，以《资治通鉴》的总结为理论，最终囊括了大江南北。 纵使他的初衷付诸落花流水，司马光也不必郁闷。青史之中，他为儒生的形象划定了新的制高点，他的独立救援也力透纸背，让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了虽苍凉却也坚定的亮色。
|
|
|
来自： itspanther > 《7.0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