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折叠 步入官场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佑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皇佑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皇佑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折叠 治理地方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
嘉佑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折叠 重回中央嘉佑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佑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佑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折叠 留任谏职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折叠 新旧党争宋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符合自己的理想。熙宁二年(1069年)，重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折叠 暮年岁月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佑党人"，刻元佑党人碑，禁止元佑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折叠 编辑本段 主要成就折叠 政治参见:元佑更化
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 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 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折叠 文化
参见:《资治通鉴》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司马光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不以文学自矜，他评价自己"至于属文，实非所长"。但他学问博大精深，把做学问与作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司马光"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无用，他所称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歌。
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朱熹将其与同时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
司马光是以正书和隶书为主要书体的，且正多于隶。其正书的特点是:用笔提按分明，结体规整扁平，在横划的入笔出锋处，时常带有隶意蚕头凤尾的意图和造型，明显融入了隶书传统。而隶书的特点则是:淳古不及汉隶，流美不及唐隶，但其用笔方折斩截，笔力力透毫端，笔画沉涩刚劲，结体多取纵势。字体虽小而意气雄厚，转折之处，锋棱宛然，刚柔相济。线条以直弧相参，于朴拙之中带有十分秀美之态。其隶法之外兼带楷意，无一般唐隶多见的肥满之弊，有怒而不威的风致。 司马光之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具有对书画和金石的学识与鉴赏之能，并根据个人胸臆，博采众家之长，融秦篆之圆劲、汉隶之凝重、晋人之蕴藉、唐楷之刚健于一炉，从而形成鲜明的个人面貌和风格，这在宋人书法中无疑是自成一家、独树一帜。 黄庭坚《论书》就曾评价说:"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宋高宗也称:"司马光隶书字真似汉人，近时米芾辈所不可仿佛。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 折叠 编辑本段 个人作品折叠 著书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折叠 诗词作品(部分)
(诗词作品参考资料 )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评价折叠 总评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但司马光的政治生涯并不突出，他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尽管他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 但实际却因不满王安石而不择优劣尽罢新法， 又将神宗朝时军兵用生命夺取的土地，无偿送还给西夏。日后在新旧党争时，沦为意气及权位之争、不再着重于国政运转。 宋朝在多次战争中败北，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境地、司马光仍坚持宗法及伦理纲常治国等，但除尽罢新法外却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针。朱熹对司马光是颂扬的，但称"元佑诸贤是关闭着门说道理底"、 "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折叠 史书评价《宋史》:熙宁新法病民，海内骚动，忠言谠论，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摈弃不用。聚敛之臣日进，民被其虐者将二十年。方是时，光退居于洛，若将终身焉。而世之贤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妇，日夕引领望其为相，至或号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岂以区区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诚之著也。 折叠 历代评价赵顼:①司马光方直。 ②未论别者，即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 吕公著: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 文彦博:①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 ②彦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辽侦事，回云:"见辽主大宴群臣，伶人剧戏，作衣冠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后以鞭扑之者。曰:司马端明邪!"君实清名，在夷狄如此。 程颐: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邵雍)、张(张载)三人耳。 邵雍:①君实脚踏实地人也。 ②君实九分人也。 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郊，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平!"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晚节尤好礼，为冠婚丧祭法，适古今之宜。不喜释、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安民: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邵伯温: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赵逵:司马温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财，吾虽不肖，庶几慕之。 叶逋: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张轼:司马温公改新法，或劝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更不论一己利害。虽圣人，不过如此说。近于"终条理者"矣。 朱熹:①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来陕洛间，皆化其德，师其学，法其俭。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乎!博学无所不通。 ②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 王称: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岂可以强得哉，湛然无欲，而推之以至诚，斯天下归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计以定，以义事英宗，而大伦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与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则泽被天下，此无他诚而已，诚之至也，可使动天地、感鬼神，而况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国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罢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岂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 吕中:①所贵乎大臣者，非以其有过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变旧法之易者，以其虚名实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为宰相也。然安石其权臣，温公其重臣欤。 ②天将禄人之国，必先祚其君子。天将以元丰为元佑，则使司马光获相于初元。天将使元佑为绍圣，则不使司马光慭遗于数岁。当是时，新法已多变夹，然君子未尽用也，小人未尽去也。公薨于今日，而党议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则君子尚有所立，必无朋党之祸，必无报复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乱之所系也。 王应麟:欧阳子(欧阳修)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 倪谦:公之在宋朝正声劲气，天下共知。 孙承恩:熙宁谏诤，忠谠切深。元佑相业，旋乾转坤。行成无伪，学几不杂。一德醇儒，百年清节。 张燧:①司马温公为相，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人怪而问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近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语此矣。 ②温公《资治通鉴》稿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讫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寇准)、赵忠定(赵汝愚)之应变，韩魏公(韩琦)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林时对:国之任相，犹室之任栋;用匪其材，鲜不颠覆。虽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转亡为存、图危于安，不乏斡旋补救之术。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古来旁求爰立、或取诸梦卜、或起自屠钓，咸能光复启宇，祀夏配天。无论汉、唐、宋全盛，萧(萧何)、曹(曹参)、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龄)、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韩(韩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欧(欧阳修)、司马诸公，克奏戡定弭宁之略。……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 王夫之:①自开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刘器之(刘安世)、司马君实者，盖晨星之一见尔。 ②毕仲游之告温公曰:"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钱粟，一归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财，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体矣。温公为之耸动而不能从。不能从者，为政之通病也，温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废实，二曰防弊而启愚，三曰术疏而不逮。 ③马、吕两公非无忧国之诚也，而刚大之气，一泄而无余。一时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蛮烟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内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难仰诉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强敌，一举而委之梦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为宗主，而日进改图之说。二公且目眩耳荧，以为唯罢此政，黜此党，召还此人，复行此法，则社稷生民巩固无疆之术不越乎此。呜呼!是岂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对皇天，质先祖，慰四海之孤茕，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称大臣之职者哉? 康熙帝:司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祗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 李光地:①武侯(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仪)、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马温公，皆实有孟子之意。 ②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马温公比之。温公是个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 蔡世远: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诸葛武侯、陆宣公、范文正、司马文正也。
《历代群英歌》:①司马力攻新法，忠彦敢言正直。 ②宋代称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节横渠同是，温公君实为然。 石蕴玉:熟诵公名，中华外域。签判居苏，乃为亲屈。 陆以湉:钱武肃王用警枕，司马温公亦用警枕，兴王、贤相勤劳正相同也。 蔡东藩:①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经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寿?坐使良材一旦倾。 ②本回叙高后垂帘，及温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见朝政清明，人民称颂。……但司马光为一代正人，犹失之于蔡京，小人献谀，曲尽其巧。厥后力诋司马光者，即京为之首，且熙丰邪党，未闻诛殛，以致死灰复燃。人谓高后与温公，嫉恶太严，吾谓其犹失之宽。后与公已年老矣，为善后计，宁尚可姑息为乎? 折叠 编辑本段 人物轶事折叠 家庭影响
折叠 破瓮救友
折叠 诚信卖马司马光要卖一匹马，这匹马毛色纯正漂亮，高大有力，性情温顺，只可惜夏季有肺病。司马光对管家说:"这匹马夏季有肺病，这一定要告诉给买主听。"管家笑了笑说:"哪有人像你这样的呀?我们卖马怎能把人家看不出的毛病说出来!"司马光可不认同管家这种看法，对他说:"一匹马多少钱事小，对人不讲真话，坏了做人的名声事大。我们做人必须得要诚信，要是我们失去了诚信，损失将更大。"管家听后惭愧极了。 折叠 低调淡泊司马光性情淡泊不喜奢华，他在《训俭示康》中曾提到小时后长辈会给他穿华美的衣服，他总是害羞脸红而把它脱下。宝元年间中举时，曾得到仁宗的接见。酒席宴会上，每人都在头上插满鲜花，肆无忌惮地嬉戏取乐，唯独司马光正襟危坐，也不戴花。被同行的人提醒后，司马光才不太情愿地戴了一朵小花。 司马光有一个老仆，一直称呼他为"君实秀才"。一次，苏轼来到司马光府邸，听到仆人的称呼，不禁好笑，戏谑曰:"你家主人不是秀才，已经是宰相亦，大家都称为'君实相公'!"老仆大吃一惊，以后见了司马光，都毕恭毕敬地尊称"君实相公"，并高兴地说:"幸得大苏学士教导我……"司马光跌足长叹:"我家这个老仆，活活被子瞻教坏了。" 折叠 坚不纳妾
还有一次，司马光到丈人家赏花。张夫人和丈母娘合计，又偷偷地安排了一个美貌丫鬟。司马光不客气了，生气地对丫鬟说:"走开!夫人不在，你来见我作甚!"第二天，丈人家的宾客都知道了此事，十分敬佩，说俨然就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白头偕老的翻版。唯独一人笑道:"可惜司马光不会弹琴，只会鳖厮踢!"张夫人终身未育，司马光就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司马光就如此和妻子相依为命。洛阳的灯会享誉天下，逢元宵节，张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也点灯，何必出去看?"张夫人说:"不止是看灯，也随便看看游人。"司马光一笑，说:"看人?怪了，难道我是鬼吗!" 折叠 典地葬妻
俗语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社会，大多数人苦读寒窗，跻身仕途，无不是为了显耀门庭，荣华富贵，泽被后世，荫及子孙。在这些人面前，司马光的清廉更显可贵。嘉祜八年三月，宋仁宗诏赐司马光金钱百余万，珍宝丝绸无数，但司马光不为所动。司马光年老体弱时，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折叠 藏书故实
折叠 洛阳耆英会司马光退居洛阳后，和文彦博、富弼等十三人，仰慕白居易九老会的旧事，便会集洛阳的卿大夫年龄大、德行高尚的人，他认为洛阳风俗重年龄不重官职大小，便在资圣院建了"耆英堂"，称为"洛阳耆英会"，让闽人郑奂在其中画像。当时富弼七十九岁，文彦博与司封郎席汝言都已经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己都已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已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焘已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宸任北京(大名府)留守，写信给文彦博，想要参加他们的集会，王拱宸七十一岁。而只有司马光还没到七十岁，文彦博素来看重他，便用唐朝九老狄兼謩的旧例，请他入会。司马光因为自己是晚进后辈而不敢在富、文二人之后。文彦博不听，让郑奂自幕后传司马光画像，又到北京传王拱宸的画像，于是参会的有十三人，他们置酒赋诗相互取乐。当时洛阳有许多名园古刹，有水竹林亭的风景，司马光等人头发和眉毛雪白，仪表神态端庄美好。每次聚集宴会时，洛阳的百姓都随从观看。 折叠 编辑本段 家族成员司马家族累世聚居，和睦相处，祖辈诗礼传家，家考严正。
折叠 编辑本段 墓址
折叠 编辑本段 史料记载《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折叠 编辑本段 影视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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