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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之于婺源用近代文化先驱胡适的一句话“皖人（时婺源归属皖南之徽州）之视婺源，犹鲁人之视曲阜。”即可诠释：然因光阴荏苒、社情多变，时人多不知祥，谨此赘述一二，以飨同道：
一、香田祖墓群，葬先荫后地
朱子说：“有天理必有地理，有心地必有阴地”，贯穿着一代理学大师的卓炽之语，我们有必要留意一下汇集了几千年来包括《易经》在内先贤智慧结晶之一的地理风水学知识，它并非一句简单的“迷信”可以盖棺定论。就说婺源，恰恰是因为山川灵秀才会迭出贤才。考婺源朱氏，不愧为近古以来一门称盛的显赫宗族。
自汉会稽太宗朱买臣之后，唐太宗朝的学士、洛阳太守朱子奢世居于姑苏（今苏州一带）洗马桥，他可是深得唐太宗信任的重臣啊，其宦绩自然昭著于史册。接下来的显祖朱涔（号师古）于唐太和四年（830）登科及第，累官至殿中丞，一如其族谱所记像赞：“游心礼乐，脱累尘埃。功名驰于四海，爵位近于三台”。然时值黄巢农民军起义已成气候，朱师古不得已携家带口于乾符五年（876）避难来到了相对安稳的歙州（徽州前称）篁墩（一说黄巢军兵不犯带“黄”字的村落）定居，又因为四个儿子又都身居军政要职，故又无法长期聚族而居下来。长子朱玉复返金陵居住在句容县朱家巷（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先祖）；次子朱?迁休宁首村，为休宁、歙县朱氏始祖；三子朱瑰则奉歙州刺史陶雅之命镇戍婺源，官制置茶院而安家婺源（即为婺源朱氏一世祖，文公九世祖），这在朱熹题《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言中有明确记载：“熹闻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县之篁墩，相传望出吴郡，秋祭率用鱼鳖，唐天祐中，陶雅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瑰领兵三千戍之，而督其征赋，是为置制茶院……子孙因家焉”。朱瑰到任婺源后，多方安抚，民赖以安，与地方百姓相处甚好。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尊为新安朱氏一世祖的朱师古的第四个儿子即朱瑰的弟弟朱璋（称桐川府君）也随之迁来婺源（后定居香田），并扶曾祖、祖父（即朱介、朱禹父子）棺椁而迁葬三都香田大墓林泥池园（宝剑出匣形）及汪庄林（蜘蛛结网形），将祖山定位在婺源三都香田；后朱瑰去世也按旧制被安葬三都连同（即香田一带）。朱熹两次回婺源省亲扫墓均予祭扫封识，遗憾的是虽经多方查访朱熹仍为痛失远祖坟茔三冢而扼腕。秉承着葬先荫后的理念，朱熹在告先祖墓文中这样写到：“一去乡井，二十七年；乔木兴怀，实劳梦想；兹焉展扫，悲 悼增深；所愿宗盟，共加严护；神灵安止，余庆下流；凡在云仍，毕沾兹阴；酒肴之奠，惟告其衷；精爽如存，尚祈鉴饗” ！
无论是山水自秀，还是人文关怀，座落三都的香田历世为文人墨客所垂青，近处的朱绯塘不仅为婺源县治蚺城（今称紫阳镇）的八景之一（朱塘鸥雨），四周是远近闻名的水果园及至今仍在的朱公桥（石拱桥），还有元代大儒胡炳文的“鸣凤不肯鸣晚周，鸥鸟相随九曲幽；星源是公鲁洙泗，东池历历梦中游……朝来晴碧更好看，天光云影源头水”予以大加赞咏。见地方史志还载，朱子在第二次回里省亲扫墓之际，带着藤璘、藤珙兄弟等弟子于此创作了“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是源头活水来。”的经世诗篇。而在与藤璘的问语中更是有“是吾梦游所也，此谁之土？”的莫名憧景，当对方回应“先业也，先冢在此”时，朱子则更加激昂，竟顾不上师徒的界限叹曰：“与子有神交者也”。此间，朱熹还在《东溪胜候列传》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婺源为穷僻，半入重山复岭间，而百年来，异材间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学问、文章显重于世”。由此可见朱熹不仅景仰先父和同里的名贤，对于这三都香田肇基之所也是格外崇敬，该地势虽使其氏族一度破落之极，然终使朱熹自父辈起欣获祖泽，开始突显。
二、灵异松岩里，虹井献祥瑞
古谚云：“圣人之出，必有祥异”。婺源朱氏自朱瑰带兵镇戍以来，因生齿日繁而散居四处，仅朱子一支也曾陆续分处松岩里（县城南门）、长田、王桥、潋溪、芦村等多处基址，其间最有灵异者当属城南祖居旁的虹井，据婺源史志记载，宋绍圣四年（1097），朱熹之父朱松（号韦斋）出世时，该井“气吐如虹，经日不绝”；建炎四年（1130）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时，井中又一次“紫气贯天”。这也就是后世名此井为“虹井”的来由。朱松本人也曾为此井题铭：“道寓斯人，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味”。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婺源知县陈斌还专为此井建“虹井亭”，时诗人汪伟又题诗：“韦斋当日浚源深，一旦虹光出井阴。道学上传洙泗远，余波千载淑人心。”
朱熹虽因父朱松宦闽而出生在福建尤溪，以后其主要生活和讲学、过化也在八闽大地，并因此而独树一帜地建立起宋明理学之“考亭派”，但崇尚道统的他从未敢忘却故乡，他曾于《名堂室记》中记到：“紫阳山在徽州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学于郡学，因往游而乐之，即来闽中，思之独不置，故尝以‘紫阳书堂’者刻其印章。盖其意未尝一日而忘归也。”时局的多变和生活的无奈，虽让朱熹很难圆“返归故里”之梦，但其日常起居无不自警以徽州故里为本源，“既不能反其乡，又不能大其阖闾以奉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紫阳书堂）所刻榜其所居之厅”，真实地反映了其客居他乡企盼回归的心迹。故时人也多有称其为紫阳夫子的。朱熹自称也多为“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于婺源灵岩洞还有“吴徽朱熹”的自号。对于婺、闽两族，除要求各自世守祖墓外，还提出“自今每岁，当以新收名数更相告语。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两书如一，传之永远。有以不忘宗族之谊”。
到了朱子新儒学（即理学）被统治阶级上升为主流层面之际，即历代帝王陆续封赐时，朱子的故里婺源也必然地享有“文公阙里”“南国曲阜”之类的御赐和尊荣。据查考，婺源“文公阙里”肇创于元统甲戌（公元1334）年，并被定位在灵异的城南松岩里明道坊，以朱韦斋（即朱熹之父）的故居为基，始立“文公阙里”牌坊亭，“凝道”和“慎修”两座牌坊，照墙、文公庙、韦斋祠等一应具全，以后或因年久失修，或因兵乱而毁坏，到了雍正间（1733年）朱子文公庙被迁址改建在东门旧察院基址（今婺源中学校园内），除沿用旧制，还增设了追远祠与报功祠于韦斋祠两旁，以后又多次维修，延至1968年被拆毁。位于城东西的朱子巷也因朱氏聚族而居出名，由福建尊朱子遗嘱返乡奉祠的朱子后裔即世居于此，民国间最后一位世袭翰林五经博士的嫡裔朱庆奎现已年过七旬，素清操自持。50年代迁山东的一支朱子后裔还曾来婺源续谱，并请族内长者携族谱至山东联谊和抄录谱牒，受到礼遇，累月方回婺源，其手足与血脉之情甚笃。近些年，江苏古镇镇江又惊现约有500年历史的朱子后裔古民居。海外则以韩国、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居多。
三、阙里文公山 朱子孕育处
婺源境内历代名贤辈出，古迹星罗棋布。自古而今分列有春秋之季的吴王太子鸿墓（在江湾湖村）、长沙王吴芮墓（在镇头鸡冠山）、唐太子胡昌翼墓（在高沙考水村），尤其南宋诞生大儒朱熹后，学士、名流涌潮般地进入和逗留这山林阻隔、闲云野鹤之地。人们在进谒和朝圣之余也多对朱子所产何处十分探究，不少虔诚的儒士和学者还致力于严谨的求证，何以华夏九洲南、北两阙里只会分处曲阜与婺源？近些年于学术探究之际我也曾求教于各方，包括国学底蕴比较厚实的港、台学者和大陆的著名专家，所获结论多指位于婺源晓林乡官坑近旁的文公山，并有多条论据可证：其一，来自地学典籍的例证，大凡熟知地理者都不陌生，在《地理大全》、《仙婆集》、《人子须知》等系列地学古籍中多列有婺源朱文公的祖地图式，有的还相当详尽。从这些珍贵的典籍中我们可以详尽地知道文公山被作为朱子孕育处所的种种依据和传奇。古籍有记曰：“朱文公祖地，配程氏，葬二十七都丹阳乡环石里，地名官坑半岭，金牛形、梁上穴，庚申山正坎作丙向，嘉佑四年已亥八月吴景銮下”、“下之前有记‘坎离交媾”及“金斗穴居梁，朝案信鸦岗；溪山环九曲，道学世流芳”等句；更有甚者，则直接断言“富不过陶朱，贵不过五府，当出一贤人，聪明如孔子”。原来朱子的四世祖朱维甫与吴景銮同朝为官，而吴景銮因劝宋帝迁都牛头山而得罪，获朱维甫巧辞搪塞而保全性命，吴为谢朱恩而替其选地于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尖，后因皇帝追封朱熹为“文”而改其山名）半岭开窝平坦上。恬逢朱维甫之妻程氏豆蔻娘去世，遂将此地供其安葬。经精心布局与取向而落成，有传下葬之际吴景銮还特地用一把石灰在井底画了一个文曲星（当然还有其他版本的传说），这就是朱熹降世时左额有排列成文曲状的七颗痣之缘由，这在朱子的晚年自画像上都能找到注解。也正因此，文公山的历史地位也被抬升。据地方史志记载，文公山还一度由县令派官兵把守，并立禁碑一块“枯枝败叶，不得取动”。朱熹回婺源扫墓时除认同该墓的发祥地位，还按太阳陈列图式亲自手植24棵杉苗（寓意二十四孝），如今当年的杉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最高的竟达40米，最粗者胸围超过了3米。元代大学问家赵汸《省朱文公官坑祖墓》云：“攒簇千峰一障开，乾坤间气此胚胎，百灵受职环真气，五纬回光拱夜台”。其二，根据婺源地方口碑文化调查，民间有一例大众皆知的典故，即朱文公于文公山的祖墓葬下后，位于官坑岭两边村落的小河及农田出现过异常的干涸，周边十余里的山林也不知何故长不出东西来，听风水先生解释，是文公祖墓吸纳了周边的涵养，才孕育出一代圣贤。
20世纪末以来，婺源地方政府很重视文公山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地位，以办好旅游为主旨，把文公山列入了保护，江西婺绿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如煌先生更是以敏锐的眼光和阙里后辈的责任感，前卫地介入了文公山的旅游开发，首期投资了近千万建起了文公湖、朱熹纪念馆，试图将其打造成集生态旅游与文化阐释为一体的江南最佳的文化旅游胜地，受到了包括海内外朱子后裔、地方政府、游客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四、回故乡之路，开蒙愚之甚
朱子分别于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实于上年冬即已抵婺源）和淳熙三年（1176）的两次回故乡省亲扫墓和布道儒学活动，用大清康熙帝一副赞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来定位是最确切也不过的了。有史可证，朱熹的两次回婺源故里，不仅于尊祖敬宗、敦邻睦族，更是于收徒讲学、解疑释惑及布道儒学上有着积极而特殊的意义，其影响深远而持久。首先，朱夫子一到婺源就马不停蹄地着手于祖墓、坟茔的祭扫和封识，先后整理了位于连同、官坑（即今之文公山）、汤村、王桥、镇下、潋溪等处的祖墓，并以好友张敦颐为他家赎回的百亩先业的田租收入充作每年祭扫等事的费用，在县衙和乡贤的支持和帮助下既厘清了先世祖业，又联络拜会了乡党、宗亲，阐释并体现了朱子追根报本、亲近里人之明人伦、通道义的人本思想和高风亮节，这对后世徽州宗族社会的稳固及尊老爱幼美德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在与俞靖、董琦、洪撙、程鼎等婺源诸乡老的答对、唱和等交流中促进了一地的文化与文艺的复兴；尤其在县学及考川明经书院（时称明经学校）等诸多讲学机构的认真讲学和躬亲实践中，培养和启迪了数以十计、百计的后学，并使其真传之学一代传一代，历世不衰，以至晚清。据载，仅朱子第二次回里，正式执弟子礼者即有三十人，而于解疑释惑，恩蒙教泽者更是数不胜数；同时，因其两次回婺源还挤出不少时间到府治及府属婺源以外各县讲学布道甚多，这就为后世以地域为特征的徽州文化的形成和发育夯实了基础。朱子还应婺源县知事之请为县学藏书阁题记及为县学赠书的高迈之举更是为婺源作为“书乡”的传统及美誉的形成和广扬埋下了伏笔。而其“婺源为县穷僻，斗入重山岭，而百年来，异材间出，如翰林汪公及我先君子太史公皆以学问文章显重于世”的勉力和鞭策更是为婺源“南畿名邑”的形成和地位确认给予了雄实的铺垫。
总之正是由于这种明晰的先世与籍里关系和浓浓的婺源情结，深深地影响了该地的文化发展与社会生活，开启了“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的人文脉络。
无论于“读书穷理”、“忠孝节义”，以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等诸多理念和思想道德的培植，还是在儒家经典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诉求，新安或是吴徽朱熹的布道都起到了巨甚的效果。从而奠基了包括婺源在内的徽州经邦治国之才的叠出、忠孝节义之士的辈起以及称雄华宇几百年的儒商之兴起和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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