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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最大的价值应该是让人习得学习、应变的能力。而在现实中，学校教育往往对能力培养重视不够，伍继红的极端个案，恰恰放大了这种缺失。  点击加载图片 身处偏远山村，身为六个孩子的母亲，赤贫的伍继红和“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这个标签之间的反差，让她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焦点。她毕业19年间“断崖式下坠”的经历，让人唏嘘。如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们为其募集了15万元资金，对于一个赤贫家庭而言，这笔钱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但能否帮助伍继红从此就摆脱人生境遇，却是个未知数。因为在伍继红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中，“人大毕业生”这个标签其实已经很淡，远不及多年现实境遇给她打下的烙印。要让一个脱离社会近20年的家庭妇女回到与名校毕业生相匹配的人生轨道上，难度可想而知。 有人拿“北大屠户”陆步轩和伍继红对比，但其实两者很不一样。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人生境遇与名校标签不符，但陆步轩和伍继红开启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模式。 笔者十多年前采访卖肉汉陆步轩时，他的日子已过得并不差。通过开肉店在解决“柴米油盐”之外，他还投资了两套房产。后来因为媒体的关注，他又谋得了档案馆的工作，将“眼镜肉店”交给亲戚打理，自己则在闲暇之余开始写新书。 可以发现，人们对陆步轩的惊讶，更多是对于“卖猪肉”这件事看不上眼。因为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名校毕业生的就业不该与“卖猪肉”沾边。但时间拉得足够长就会发现，需要改变的或许是人们僵化的就业观念——卖猪肉这几年已经成为一件挺火的事，不仅网易的丁磊干了，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参与其中。而“屠夫”陆步轩本人，不仅通过这份工作维持了不错的生活，并且当他带着独特经历“遇”到北大经济系校友后，甚至放弃了档案馆的工作，一起折腾起了“屠夫学校”。 陆步轩卖猪肉，从一开始的看似为北大“丢了脸，抹了黑”，到最后在细分领域找到创业点，成为“风口上的猪”，恰恰说明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的诸多可能，以及在这种变革中，每个人亟待改变的传统就业观。这就好比北大原校长许智宏曾对陆步轩说的，“北大学生可以做国家主席，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卖猪肉。” 回到伍继红，她的“下坠”真正“低到了尘埃里”。如果不是被媒体关注，她生活中的一切都和名校毕业生毫无关系。细看她在人生重要节点上的智慧，甚至不及一个普通人。 事实上，公务员录取比例从来都很低，大学毕业考公务员落选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很多人都需要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去面对接下来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伍继红在北京的公务员考试落选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她南下找到了月薪3000多元（按照当时的收入水平衡量并不低）的工作后，却因为与同事相处不愉快而任性辞职。她在生活境遇不佳时偶遇了干体力活的第一任丈夫，并仓促地步入婚姻，从此不再工作。后来她因为老公外遇遭遇婚变，不堪打击精神受挫……伍继红人生下坠的过程，看似是偶然的不幸叠加到一起，其实是她在关键节点上一次次错误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名校经历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应对突发状况的智慧。 上学的意义为何？在知识学习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应对能力的养成。因为无论学校教育包含多少内容，面对社会的纷繁复杂，它终究是有限的，何况我们还处在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所以，现代教育最大的价值应该是让人习得学习、应变的能力。而在现实中，学校教育往往对能力培养重视不够，伍继红的极端个案，恰恰放大了这种缺失。学生寒窗苦读换得的那一张大学文凭，通常只是面对社会的“敲门砖”，它在更长的人生中起什么作用并不明朗，社会上一度出现的“读书无用论”多少也与此有关。 确实，从个体的人生经历来看，伍继红的书都“白读”了。在她每一步的“下坠”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知识转化成为力量，也没有看到受过名校教育的她，在逆境中做出一次理智的选择。到最后，她几乎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定义自己的人生，在不断的生娃、带娃中沦为赤贫的农村妇女。 在整个新闻事件中，热心的人大校友是一抹亮色。虽然他们的热心帮助未必能让一个脱离了社会近20年的家庭妇女获得一个“铁饭碗”，但至少在伍继红断崖式下滑的人生中，又有了向上的力量。从这个层面来说，读书是有用的。否则，伍继红的赤贫就很难引发舆论关注，更难凭借一己之力有所改变。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偏远农村生活的伍继红更多地触动的是城市人。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蕴含了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城市里那些工作不如意，然后接受父母意见匆忙结婚的青年，为了相夫教子全职在家的全职主妇，曾经生活无忧却因病返贫的中年人，都有可能遭遇城市版的“伍继红式”下坠。这个时候，能做的或许是给自己按下人生的“暂停键”，处理好了上一阶段的“糟糕”之后再重新开始，不要无力地走向那个深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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