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光十五（1835）年，邓廷桢任两广总督时，鸦片早已由药材变为以走私买卖为主要形式的毒品，大量非法输入 中国，造成国内烟毒泛滥，白银外流，严重危害着国计民生。对鸦片贸易是弛禁还是严禁的分歧意见已经开始出现．道光十六年四月（1836年6月），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正式提出了弛禁论主张，道光皇帝收到 许乃济的奏折后，特批给邓廷桢和 广东巡抚祁贡、粤海关监督文祥议复。他们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初二（1836年10月11日）联合上奏，表示赞同许乃济的弛禁论，认为许折“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如蒙俞允，弛禁通行，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并提出了弛禁的具体办法九条。邓廷桢等的这个驰禁章程，把许乃济驰禁论加以发展和具体化，并准备付之于实施，它使鸦片入口、运输、种植完全合法化，当时在广州广为传布，产生很不好的影响，“贩食之人，无不欢欣鼓舞，明目张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在鸦片贸易要导致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面前，特别是许乃济弛禁论遭到朱嶟、许球、袁玉麟等人的批驳和正义舆论的谴责后，在广东这个鸦片走私贸易首当其冲的关口，邓廷桢检讨了自己过去的弛禁主张，认真执行严禁政策。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他采取了一些断然措施，通过十三洋行总商伍崇曜通知 英国商务监督，命令所有停泊在内洋、外洋的鸦片趸船必须全数回国，不得逗留，更不能进入广州港口。但是，由于英国不肯轻易放弃他们鸦片贸易得到的巨大利益，而继续进行猖狂的走私活动，又由于官吏们暗中受贿，与鸦片走私贩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因而执行不力，实际上没有收到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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