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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又称管敬仲.出生于春秋时的齐国（今安徽省颍上县）.管仲自幼家贫,学习刻苦,通诗、书,懂礼、仪,知识丰富,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著的建树,执政四十余年而善终,被后世誉为“名相”.管仲的思想博大精深,涉及领域广泛,生平事迹和思想言论主要记载于《左传》、《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和《管子》.他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之”,“民为邦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以及通商惠贾、开放务实的政治主张,体现出他礼法并用,既强调“法治”、又肯定道德教化,同时又注重民生、发展经济的务实思想.管仲受命于危难之中,在国君初亡、全国陷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辅佐齐桓公励志改革、富国强兵,从而使齐国国力大振,三年便使一个边陲小国民富国强,成就桓公的霸业,使其成为春秋第一霸主,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很切合齐国实际,更重要的是管仲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虽然身处“伴君如伴虎”的相位,但能够机智地处理好与齐桓公之间的关系,让他的施政方略能够得到齐桓公的认可,进而变成国家的意志付诸实施.管仲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后人“儒道法思想的先驱”之赞誉.孔子称之以“仁”,梁启超誉之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就连“躬耕陇亩”、雄才大略的诸葛亮,也“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做人的楷模. 一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将他昔日的仇人管仲以计谋从鲁国“骗”回到齐国后,两人坐谈了三天,详细讨论了如何成就霸业、如何用民、如何解决内政、军事等问题.由于双方在思想上的共鸣,齐桓公当即决定拜管仲为相,但管仲却表示拒绝.就在齐桓公觉得奇怪的时候,管仲说：“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管仲推荐这五人时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隔朋,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于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此后,隔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人分别因管仲的举荐担任了相应的重要职务.于是,管仲在还没有正式走上相位之前,就已经奠定了成就霸业的核心人才基础.二 管仲在齐为相、辅佐齐桓公的数十年中,“举霸业,服天下”是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作为齐国向这一目标挺进的策略制订者和实施者,管仲对齐桓公在一些无害于“霸业”的问题上采取了迎合与纵容的态度.在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问：“我很好色,对霸业会有害吗?”管仲回答说：“无害!”当齐桓公问及什么对霸业有害时,管仲称：“不知贤,害霸；知贤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对管仲的回答,齐桓公很高兴,觉得任用管仲既能助其成就霸业、又无束缚之感,结果对管仲日益信任,于是,他把绝大多数政治、军事和经济事务交给管仲全权办理,而自己则深居王宫,行“好色”之欲.而这种权力的强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他的思想,使齐国由普通的诸侯发展为当时的霸主. 与这一迎合与纵容的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对齐桓公封禅的阻止.齐桓公在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梦想后,突然提出封禅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显其功绩.此时齐桓公虽然贵为霸主,但并非天子,封禅有悖周礼,且劳民伤财、耗费国力,有损霸业.当齐桓公提出此事时,管仲并无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问他为什么不发一言,阻止齐桓公的决定?管仲说齐桓公好胜,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谏阻.当天,管仲夜访齐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禅决定.对这两件事不同的处理态度,表现了管仲处理君臣关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劝谏的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的思想.三 贵为一国之君,身边有一帮谄媚之徒是常有的事.在齐桓公最亲近的人中,就有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等几个奸佞之徒.易牙虽厨艺高超,却可以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给齐桓公吃,这在管仲看来是“不慈者必不忠”的人；竖貂只是齐桓公的一个幸童,因为齐桓公的宠幸而得以干预朝政.尽管这些人与管仲看起来是大奸与大忠的两个极端,两者有水火不容之势,但在管仲掌权期间,由于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及管仲的控制力,这些人并没能掀起大的风浪.意味着这个时期,这些人是难以为患的奸佞.“不患之奸可养”,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清洗,相反采取了“姑息”政策.但管仲在临死前,劝谏齐桓公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管仲为何在这个时候说这话?因为管仲清楚,一旦自己离世,这些人就会开始兴风作浪,而再无人能抑制其行为.管仲死后,齐桓公也曾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宫,但由于没有牢记管仲的话,三年后还是把这些人找了回来,最后齐桓公因此而不得善终,齐国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有人因此责备管仲未能尽责,认为他应该把这些人提前除掉.而这正是管仲的又一政治智慧：作为一代名相,就象当初没有选择为公子纠“死义”而选择生一样,他自知“自身存而天下幸”的道理.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辅臣,如果管仲在执政期间过于干预“人主”的喜好,对其身边的“幸臣”进行清洗,那么管仲个人的“治国、安邦、平定天下”的宏伟抱负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不得善终”的可能不是齐桓公而是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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