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经》 作为东方古代最重要的法典，《法经》对中华法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并不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经》之前，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典，只是不过不太完善。《法经》成为以后历代法典的蓝本，它的制定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国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变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经》。《法经》不仅是中国成文法典的滥觞，也是中国封建刑法学体系的基础。 产生的时代及背景 《法经》 从产生的时代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法经》是李悝为魏文侯师时编纂的，从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经》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而《十二铜表法》，是于公元前450年制定完毕，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经》与《十二铜表法》虽处于同一时代，但由于两者所处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渊源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形成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到《法经》的史料是由《晋书·刑法志》记录下来的三国时期陈群、刘劭等人撰写的《魏律·序》，其中有这样的话“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晋书·刑法志》对《法经》有更加确切的说明：“是时（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随后《唐律疏议》中也有比较详细的叙述：“魏文侯师于李悝，集诸国法典，造《法经》六篇。”《唐六典》注中也有类似的论述。至明末，董说在其编著的《七国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东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一段论述，对《法经》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自此之后，战国时代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便被大多数学者认可。 但是，对于《法经》是否存在及有关《法经》材料的真伪，始终有学者有疑义，认为李悝著《法经》，战国时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记》、《汉书》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说在《七国考》中所引的桓谭《新论》在南宋时就已散佚。因此怀疑《法经》是后人的伪作。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统的论证了《法经》的真实存在。其中何勤华教授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是伪造的，一般都应认可其真实性。对《法经》亦应如此。”笔者对此持赞同观点。 基本内容 《法经》 连坐 由于古代典籍对《法经》大多数是转述式或概括式的只言片语，因此今人已无法得窥《法经》的全貌。不过从这些材料中，我们还是能了解《法经》的大体结构和基本内容的。从董说的引文来看，《法经》分为“正律”、“杂律”和“具律”三部分。《法经》失传已久，《晋书·刑法志》只保留了篇目。 “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室；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 “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而妾，其刑月或，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室，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诛”。 “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其中“正律”又含“盗”、“贼”、“囚”、“捕”四篇。由于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刑法志》）故《法经》始于《盗》、《贼》。“盗”主要指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贼”主要是指对人身的侵犯。《囚》、《捕》相当于唐律中的《断狱律》、《捕亡律》，主要是一些关于刑事诉讼程度的规定。《杂律》主要内容是维护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统治秩序；《具律》则是根据具体情节有关加重或减轻刑罚的规定（《法学》）。法经内容；改刑为法，先列罪名，后定刑制，全文以刑为主，夹着诉讼法和其它法律内容。包括的正律，杂律，具律三大部份其中的正律包括盗律，赋律，囚律，捕律。杂律规定的是除盗赋罪名以外的罪名。具律是关于刑罚的适用，如加减刑罚等。总的来看，《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典。 《法经》六大体系 《法经考释》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淫乱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此两篇列为法典之首。《网法》又称《囚法》，是关于囚禁和审判罪犯的法律规定；《捕法》是关于追捕盗贼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规定；《网》、《捕》二篇多属于诉讼法的范围。《杂法》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具法》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法律原则的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作用，相当于近代刑法典中的总则部分。《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法治理论。《法经》的内容及特点充分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与利益。 立法目的 《法经》雕塑 《法经》是李悝在相魏时编纂的。李悝虽然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但是其老师却是孔子的嫡传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于“务外之学”，是“务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礼”和“博学”。李悝虽然跳出了其师的儒家门墙，但是却还是继承了其师的“重礼”思想。如《法经》在废除世卿世禄的同时，却又正式确认了与封建等级相适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宣布“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诛”。从而表现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此外，“丞相受金左右伏诛”，也是保护特权者的一项具体规定。按董说注云：“刑不上大夫，故诛左右。”以上种种无不反映了李悝在立法时思想深处受到的儒学羁绊。 据史书记载：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领理百官，辑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汉书·艺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由此可见，著《法经》是身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为了“使其君生无废事，死无遗忧”。从其内容上看，《法经》的指导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再结合《法经》在《杂律》中对于“逾制”等罪名的规定，可以看出《法经》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及新兴的封建士大夫的加强、维护其地位的意志。 法治精神 李悝制《法经》 虽然李悝在变法中提出了“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方针，并且在《法经》中演变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并为后来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为信条。但是这种法治与在《十二铜表法》中呈现出来的西方“法治”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这种‘一断于法’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观念相提并论，甚至等同起来，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国，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镇压工具，它几乎就是刑的同义词。而在古代希腊罗马，法却凌驾于社会之上，可用以确定和保护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在《法经》中，有“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的条文，还有“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的条文，都不能说不严厉，对奴隶社会的礼制原则也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是这些“法治”措施击溃了奴隶制等级秩序，却又带来封建等级秩序。封建社会仍是等级特权社会。而法家的“法治”观最终仍是为“人治”服务，毫无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法经》特点 《法经》的产生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在立法精神、法典体例、立法技术等方面开中华法系之先河，可谓成就斐然。但是由于法典的制定都还处于中华法系的启蒙时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类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点。 简朴性 李悝著《法经》 所谓简朴性，是指构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规范体系并无科学的分类和层次，体现在法典的体例上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经》和《十二铜表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从现存有关《法经》的史料来看，《法经》的主要内容是以罪名为基础的刑法条文，如董说在《七国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内容“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但是，也并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议》中说：“《囚法》今《断狱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见《法经》中也有相当于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而且《法经》把维护私有财产权的《盗法》立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对某些民事关系的法律调整，只不过一如我国古代法律的特点，是以刑事手段来调整而已。从后人转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仍是可以看到“拾遗者刖”这样以刑罚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因此笔者认为推定《法经》含有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条文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从内容上，可以认定整个《法经》是一部民、刑、刑诉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从结构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从其在魏国变法的最急切之处入手，先规定《盗法》、《贼法》；为了劾捕盗贼，再规定《囚法》、《捕法》；而后又将其他一些罪名统统收入《杂法》，最后将相当于后世的名例篇或刑法总则的《具法》列为尾篇。可见李悝在法典结构上还远未达到中国封建法律体系高峰时的水平，尚处于比较凌乱的阶段。 原始性及野蛮性 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法经》与《十二铜表法》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物。《法经》诞生于战国初期，正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十二铜表法》更是诞生于罗马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两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带有人类早期文明原始、野蛮的色彩，并在其条文中显露无遗。虽然《法经》摆脱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以刑统罪的刑法体系，改为以罪统刑，但是在对待刑罚的态度上却没有丝毫转变。《法经》充分体现了法家重刑主义的思想。首先，它继承了《周礼》及《尚书·吕刑》中的各种肉刑如笞、诛、膑、刖、宫等，还规定了大量的连坐刑，如夷族、夷乡等；其次，“重刑刑轻罪”。《法经》中称“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还规定“窥宫者膑，拾遗者刖”，这样规定的理由是“为盗心焉”。以上两种表现，无疑使《法经》抹上了浓厚的暴力杀戮的色彩，散发出原始氏族征战与统治的血腥气息。 历史地位 《法经》雕刻 《法经》被认为是中华法系的起源和基础。《法经》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内容思想在其后的诸部封建法典中得到继承。在李悝之后，法家另一代表人物商鞅对《法经》采取全盘接受的态度。董说在《七国考》中引东汉桓谭《新论》说：“卫鞅受之（《法经》），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唐律疏议》中也说：“商鞅传授，改法为律。”可见《法经》的精髓，都已移植到秦国法律中去。而汉《九章律》，则是在《秦律》的基础上“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卷一《名例》）此后的《魏律》、《晋律》乃至《唐律疏议》虽然篇目增加，体例更加规范，但是始终是在由《法经》奠定了的基础上发展，可以说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法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体而言： 从律典结构来看，《法经》以严惩盗贼罪为核心，根据罪名类型、办捕程序、量刑标准等各项不同内客分立篇目，其中已有总则与分则、实体法与程序法、刑事法律规范与其他法律规范等各方面内客，首次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后世各代成文法典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立法宗旨来看，《法经》为维护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保护人有权为核心的社会制度，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刑事立法原则。它把直接侵犯官私财产所有权与人身安全、危害地主阶级政权及社会秩序的盗贼罪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作为严厉打击的重点对象，开创了后世各代立法的根本精神。 从法律内容来看，《法经》贯彻重刑主义法制原则，沿袭夏商西周五刑制度，不惜动用残酷的肉刑、死刑和族刑连坐等严刑峻法制度的发展方向。 总之，无论律典体例、篇章结构、立法宗旨、内容实质等各个方面，《法经》都成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标志，对后世二千多年的各代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法经》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之原始源头，开创了中华法系独树一帜的立法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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