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作为清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经世致用的改革家，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等广为人知的救国方略，而且提出了“法治在人”“易简适度”“以德统刑”等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法治思想。
“治法在人”的吏治思想。基于对任用贤才于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的重视，也是受“徒法不足以自行”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魏源特别强调法治的关键在于得“行法之人”。魏源认为，法即工具。法律与医生的药方、射靶的弓箭、农民的锄头一样，是一定社会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使用的工具。同样的工具由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迥然有别的结果。再好的法律制度，交由不良官吏来执行，也不可能收到预期效果。进而认为，“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得到治病的药方并不难，难的是得到会用药方治病的医生；制定法律并不难，难的是得到贯彻执行法律的人。为此，他对吏治人才的选拔十分重视，提出“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同时主张通过整肃人心，整顿吏治，培养才干与德行兼备的行法之人。魏源“法治在人”的观点，虽然相较于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的认识而言，有失偏颇，但其对于当前注重执法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人员素质不无启发。
“易简适度”的立法思想。出于对《易传》中“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思想的深刻体认，以及对清朝律例杂陈现实的极为不满，魏源指出，“弊必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易简”，“繁重而弊愈滋甚，易简而弊无从生，是易简之中严密存焉”。为此，魏源强调立法必须力求简易，宽严适度，而且要合乎民意，讲究时机。认为“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禁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敝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如果所立的法“智者知之，愚者不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这样的法是不能达至教化与治理民众的目的的。魏源认为立法必须宽严适度且不能违背人民良愿的思想，与近代所提倡的良法之治互相呼应，可谓开时代之先河。
“以德统刑”的刑罚思想。基于其“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的治国思想，魏源一方面极力主张法治，认为“境无废令，则国柄强”；另一方面强调道德教化，倡言“以诗书教民，以礼乐化民”，反对“万物一付诸法”，主张将刑罚与教化有机结合。魏源认为，立法者、统治者的德行与法律能否得到执行息息相关，只有以德统刑，才能使法律取信于民；一个人犯罪的重要起因是丧失廉耻之心，因此道德的教化比刑罚更为有效。同时，魏源还提出“结讼宜速”，结案要讲究快速，体恤民情，而且反对滥用私刑与虐待囚犯，指出对囚犯“刑之以其罪，无所怨，虐之，则咎在官，于心安乎”，体现了十分可贵的人本精神。
“综一代典，成一家言”的魏源尽管没有专门论述法治思想的著述，但其有价值的法治思想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尽管其法治思想难免具有这样那样的历史与阶级局限性，但对我们当前的法治建设不无启示，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整理并激活其时代价值。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