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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赶上了 文学的“黄金时代” 苏童 我第一篇投稿成功的稿子是小说，当时还在上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我所经历的青年时代跟现在的这个时代完全不是一个时代，极其不同。那时候的中文系聚集了一大批心里有文学梦的，或者甚至说得大一点，有“文学救国”思想的青年。他们觉得文学可以改变社会，可以为时代发出最强的呼吁、口号。他们有这样的理念，所以那时候大学的中文系云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就是放在今天完全可以考别的热门科系，比如什么经济系、法律系的那些人。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文系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它背后更大的社会背景是，当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所有有创作梦的人会不由自主地选择中文系，他们觉得这里是文学的家园，是创作的土壤。 我上学那个时代是朦胧诗影响一代中国青年的时代，北岛啊、顾城啊、舒婷啊。每个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的大学生都在写诗，这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里是不多见的——甚至理科的孩子也都在写诗，所以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恰好也是我的文学梦、文学创作开始的时代，大环境是非常好的。 我的大学生活是很规律的，近乎机械了，每天下午都在同一个时间去打篮球，哪怕刮风下雨。因为我对运动一直很迷恋，可能有人发现我对体育有一种特别的狂热，现在也没有减退。我在上学的时候那么坚持打篮球，也不一定是为了锻炼身体，就是迷恋篮球。我的主要生活除了上课就是在球场上。当然我认为有必要的课一定会去上，同时每天会花两个小时在球场上，剩下的时间更多的是写东西。写那些比较幼稚的诗歌、散文。其实我那时的生活就是分成三块，一块是普通大学生的生活，一块是篮球发烧友的生活，一块就是文学青年的生活。 （选自《有可奉告》，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1977年的高考生 平淡地生活 文｜苏童
1980年我考上北师大，9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20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2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久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1983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和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的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1987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1989年2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惟一让我焦虑的是我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她患了重症住在医院病房里。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选自《中华百年经典散文》， 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插图来源：解放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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