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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estern Frontier Theory and the Strategic Response to China's Frontier Governance  【作者简介】张健( 1981 － ) ，男，山东青岛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驻站研究人员，云南大学《思想战线》编辑部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边疆治理研究。 二战以后，国家疆域形态发生了重大改变，新形态边疆也随之产生。边疆拓展、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也日渐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新边疆理论纷纷出现，并与边疆实践相互促进，促成了边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推动了边疆形态的演变，以及边疆战略和边疆治理实践的调整。对中国而言，应当从中汲取有益启示，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推动国家边疆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一、冷战后国外边疆理论的发展走向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格局和政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与两大阵营对抗体制逐步瓦解，自由贸易原则在全球得到贯彻，世界各国利益不断交融。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们开拓了新的活动空间。在这种新形势下，形成于冷战思维框架下的边疆及边疆理论开始受到严重的冲击。 首先，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国际秩序由两极主导模式转换为一极独霸。对于美国而言，从两极格局视阈下看待和认识到的边疆，同一极格局中看到的边疆是不一样的。冷战时期，由于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制约，所形成的边疆理论对于此时已攫取世界霸主地位的“新美利坚帝国”而言，已经显得保守而不合时宜。美国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空间谋划和战略空间布局，需要构建起一种扩张性更强的边疆理论。 其次，冷战以后，通过国内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锐意改革，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呈现出群体性崛起的势头。这些新兴大国为谋求国家发展与国际地位，必然要形成自己的边疆理论和边疆战略。其中，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世界的瞩目，中国“已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之一”，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最大变量。同殖民主义时代的大国崛起和二战后美苏两国的全球争霸不同，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和平崛起之路，而原有的边疆理论显然无法适应中国等新兴大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创新。 再次，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国家主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也使得主权性的边疆及边疆理论受到了严重冲击。国家间利益的交织、国际组织的跨国界行动、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等构成全球化的核心要素，成为碾平世界的强大动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民族国家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夹在外部、超国家的和全球力量与内部的、地区或地方主义离心力量之间的‘三明治’”。在全球化面前，国家的主权、领土和边界的神圣性和绝对性都不再那么突出，在解释和解决各国间的边疆问题时，主权原则也不再完全适用。 最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又拓展出新的空间形态。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成熟，创造了信息边疆、数字边疆等非地理性的虚拟边疆形态。“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信息技术构建了原先并不存在的空间。成千上万台计算机和众多的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通过各种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组成一个全球信息技术空间。”显然，冷战时期基于实体空间而形成的边疆理论，无论是主权性边疆理论还是非主权性边疆理论，都无法将这种虚拟的空间领域界定和解释清楚。理论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对原有的边疆理论也构成了挑战和冲击。  冷战结束以后，根据实际情况的转变，各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进一步得到了调整。由于国家发展阶段、规模体量、战略目标以及政治文化的差异，各国的边疆理论也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边疆理论在两个方面的调整尤为明显。一是边疆理论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显著提速，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时代。为了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利益，各个国家一方面要构筑自身的利益防线，另一方面又要积极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布局。因此，西方各国率先对边疆理论进行创新和优化，创制了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信息边疆等新的边疆概念，使边疆的界限不完全等同于主权范围，从而使整个边疆理论体系更具外向性。二是边疆理论与边疆类型的拓展相一致。在全球化时代，边疆类型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由单一的领土性空间延伸至全球范围内的利益相关区域，并且从形态上看，边疆也已经由有形的实体空间，如陆地、海洋等，进一步向无形的虚拟空间扩展，如信息边疆、利益边疆等。 总之，当前的边疆理论涉及的空间领域越来越广泛，然而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任何学科或理论研究都存在一定的界限，无限制地拓展研究对象将会导致理论的泛化，而最终丧失解释能力。对于类型复杂的边疆观念和边疆理论，关键是要把握其国家属性，这是分析边疆问题最为核心的视角。  二、边疆理论调整引发的世界影响 边疆理论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其显著特征便是能够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及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及时做出反应。二战后，边疆理论不断得到调整和创新，不仅适应了西方国家利益获取的要求，也为国家发展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而且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边疆在国家发展中的意义更加凸显 历史上，一国从小国走向大国都伴随着疆域和边疆的拓展。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边疆理论的全面调整，再次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得以在全球谋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边疆拓展又增进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使得边疆拓展和国家发展形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关系。 西方的边疆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扩张性的基因，在这一点上，美国的边疆拓展和边疆理论的发展，以及二者之间形成的互动关系最具代表性。美国在 1776 年宣布独立时，其面积只有 90 多万平方千米，仅仅包括北美大西洋沿岸原英属的 13 个殖民地。美国疆域空间的扩大，正是通过拓展边疆的方式来实现的。对于这一点，有人认为美国从本土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正是其“大陆边疆”“海外边疆”和“全球边疆”不断形成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边疆学说’中贯穿了一种扩张主义思想，宣告美国之向新领土扩张乃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美国之外的一些国家，也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拓展国家的地理空间，如苏联在二战前后将边界向外推移，2014 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都是新型边疆理论的现实写照。  (二) 边疆治理成本急剧增加 如上所述，西方边疆理论带有的扩张性基因在给西方国家带来大量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随着边疆范围和边疆形态的不断拓展，由此产生的治理成本也急剧增加。边疆治理不过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进行空间治理的一种表现。既然是公共权力的运用，就离不开权力资源的支撑。在国家进行边疆治理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正是这样的权力资源，这也就是边疆治理成本。边疆治理需要支付足够的成本，才能巩固边疆、拓展边疆，并获得边疆发展的最大化利益。然而，这样的支付能力是需要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的。在其他外部变量确定的情况下，一国的综合国力越强，其支付边疆治理成本的能力也就越强，而边疆的巩固和发展也就越有保障。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所拓展和维持的庞大边疆范围，依赖的正是强大的综合国力。 在陆地边疆层面，一方面要求国家将陆疆治理纳入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来，要加强国家认同与政权合法性认同的建设; 另一方面还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灵活的外交手段来克服周边安全问题。这就必然需要支付大量的制度成本、合法性成本及安全成本。在海洋边疆层面，海疆的安全和开发，同样需要强大的治理成本支付能力。这首先表现在维系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增强海权实力; 其次表现在对海洋、海岛的占据与开发利用。此外，对于新形态边疆而言，由于超越了领土的范围，得不到主权框架的保护，对边疆的治理技术以及治理成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家拥挤、边疆争夺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下，如不能及时支付边疆治理成本，边疆的崩塌也就难以避免。  (三) 全球范围内的新形态边疆争夺加剧 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对于国家战略安全的影响主要停留在陆地边疆。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正是分析陆地边疆对于国家战略安全意义基础上得出的。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海洋通道和空中领域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逐步加强。美国学者马汉的“海权说”及意大利学者杜黑的“制空权”的提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揭示了海洋边疆和空中边疆的重要性。然而，随着边疆理论的调整及边疆形态的转变，传统边疆形态在国家战略安全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国际政治领域已从地缘空间、外层空间扩展到网络空间，从现实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人类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了国际地域空间的压缩化。”空间格局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压缩了传统的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和空中边疆的地理空间，从而削弱了这些边疆形态对于国家安全的战略缓冲作用。 同时，无限性的国家利益与有限性的世界空间，势必导致国家利益争夺越发加剧。在这样的情势下，各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将愈演愈烈，其中边疆的争夺作为典型形式被凸显出来。在当下的国际政治领域，陆疆、海疆等传统边疆形态发生主权变更已经十分困难。因而，“西方大国在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理论影响下形成的边疆争夺愈演愈烈，从而形成了为占据或控制超领土边疆的‘新圈地运动’。这是当今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中的新现象，已经并将继续对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形势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中战略边疆、利益边疆的有效拓展，将导致国家在领土外的某地区产生核心利益，并进行精心战略部署，其他国家再想染指将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对于这两种边疆形态的争夺显得更为激烈和突出。通过多种疆域和边疆形态的开拓，西方国家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谋取地缘上的优势地位，进而获取国家利益。  三、我国边疆治理应有的战略回应 从特纳边疆假说的提出到全球化时代疆域及边疆理论的新发展，整个边疆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都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完成的。对于这样的边疆理论，中国需要以客观的视角加以审视，从中发掘对中国国家治理有益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利用，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尽快构建起适应国家发展的边疆形态和边疆治理战略。 (一) 创新边疆观念 同西方国家的边疆理论相比较，中国的边疆观念显得传统和内敛。一方面，这样的边疆观念将边疆的范围局限在领土范围之内，而且主要指的是陆地边疆; 另一方面，强调边疆的民族和文化内涵，缺乏看待边疆的政治地理空间视角。面对西方国家的边疆理论，中国应适应时代和国家发展需要，及时更新边疆观念。 当前，更新边疆观念的基本前提是树立一种疆域思维，或者是政治地理空间思维。从国家本质上来看，疆域一直是构成国家的核心要素。在西方的边疆理论中，地理空间思维十分明确且处于重要位置，并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进行国家治理中也应该树立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保持对国家发展空间的敏感度，将疆域、边疆的空间治理作为专门的领域加以看待。 而边疆观念创新的关键是突破以国界为边疆外缘的单一边疆观，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变化的多元边疆理念。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文化、信息都可以跨边界流动，以国界作为边疆固定的外缘线的边疆观念，远远滞后于现实条件。西方的边疆理论，其关注的视角早已从领土的边缘部分转向了更为广阔的全球空间甚至是宇宙空间。面对各国力量对空间领域的角逐与竞争，中国必须构建起多元性的边疆观念，才能够把握先机、掌握主动。 (二) 创制边疆理论 中国要在未来多元化的空间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有意识地创制出中国特色的边疆理论，为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谋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边疆理论的构建应该充分重视、梳理和吸收西方边疆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创制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边疆理论。 西方边疆理论新发展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边疆的界定和理解更加宽泛，并形成了多元化的边疆理论。此外，西方的边疆理论是从国家视角展开研究的，它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而中国传统的边疆理论重点关注主权性边疆，尤其是陆地边疆，这受到历史上将“治边”等同于“治夷”理论范式的深刻影响。这种传统的边疆理论容易导致两种弊端: 一是无法与西方超主权的边疆理论和话语体系形成平等对话; 二是以此理论为指导的边疆治理，将在未来国家地缘政治格局中受制于人。因此，应当汲取西方多元化的边疆理论，构建更加完整的边疆理论体系。 在吸收西方边疆理论有益成分的同时，我国还应看到，西方的边疆理论从产生之日到今天新的发展，一直贯穿着扩张性、对抗性的特征，这与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新型的边疆理论应当包含一种不同于西方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的“和合主义”的理论取向，在促进中国发展的同时还要照顾到相关国家的利益。这既是对中国传统边疆理论中“和谐”因素的继承和发展，也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要求。  (三) 构建新形态边疆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疆域和边疆形态进入了新的阶段，超领土的边疆形态不断凸显出来。在边疆理论的指引下，西方国家积极构建新的空间领域，并将其纳入到国家的疆域范畴。因此，崛起中的中国也应该主动构建新的边疆形态。就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以下几种边疆形态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是利益边疆。随着国家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外利益积极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从而在国际格局中谋求有利的地位。但在进行利益边疆拓展的过程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复杂地区的介入更需谨慎。二是战略边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战略边疆的构建意味着在一些关键性的地理空间形成国家力量的存在，以此在世界或地区的地理格局中谋求有利位置。战略边疆的意义不仅在军事上，还在于它对维持和保障国家的海外利益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同利益边疆等新形态边疆构成了一种配合呼应、相得益彰的关系。三是高空边疆和底土边疆。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的活动拓展到了高空和底土。西方国家早就注意到了太空空间和底土边疆的重要意义。因此，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中国需要尽早考虑构建自己的高空边疆和底土边疆。四是信息边疆。作为陆疆、海疆、空疆、高边疆之外的“第五边疆”，信息边疆在维系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为保障国家的信息安全并力求在这一空间领域中有所作为，中国就不应满足于构建一套信息安全防御体系，而要在信息空间内力求获得相当独立的、不受他国辖制的自主权力。  (四) 形成边疆及边疆治理战略 从目前中国的边疆治理来看，缺少一套完整的边疆及边疆治理战略。随着边疆在国家发展中意义的凸显，以及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的边疆争夺，形成中国的边疆战略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领土性边疆治理战略。中国的边疆治理不系统并呈现碎片化状态。陆地边疆的治理缺乏对于特定区域整体性的空间概念。关于国土空间格局，我国历来注重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划分方式，边疆地区并未占有明确位置，只是以碎片化的方式散落在西部与东北部之中; 而海疆更是长期以来缺乏持续有效的治理，以至于中国当今面临的领海争端问题，同海疆治理的欠缺不无关系。领土性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将陆疆与海疆治理统筹起来，并在领土边疆范围内形成合理的空间格局规划，形成长远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以及国家制度、机构和政策的合理安排。 其次，非领土性边疆治理战略。在现代的边疆架构中，边疆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概念，其涉及的范畴也超出国家主权管辖的领土范围。因此在一个完整的边疆战略中，应当包含对非领土边疆的治理规划。在非领土性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过程中，特别是要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谋划国家利益所在的空间范围。在此基础上，强化国家力量的存在，增强国家的占有和控制能力。当然，这种控制为非主权性的控制，而利益的范围实际上也主要是一种“互为利益”，即多边或双边的利益重合和利益交叉。 再次，将边疆战略同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结合起来，使边疆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边疆及边疆治理战略要服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尤其是边疆战略要对外交战略和军事战略等国家战略提供支持和安全保障。另一方面，边疆战略的构建要从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内外环境的基本国情出发，适时适度地逐步推进。与此同时，边疆战略的形成也有赖于国家其他战略的支持和配合，进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编辑说明：原文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文章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编 辑：毕跃光 李联廉 助 理：王孟维 付启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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