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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流行于晚清时期，民国时期颇为盛行。也就是在此期间，大师中出了几位出类拔萃的“麻友”——胡适、梁启超、徐志摩、老舍等几位前后都在麻将局上留下过盘踞久坐的身影。
不过其中有人甚为喜好，有人深恶痛绝。一边是络绎不绝的劈头痛骂，一边却是不胜枚举的拍手称赞，两边交锋起来，倒也是一番趣味。
就拿麻坛老将胡适来说，他就是由喜到怒的活例子。
胡适闲来时喜欢搓上两把，不过手气常年不大好，有一次他输的极为惨烈，吹胡子瞪眼的，青气直冒。胡适气恼却也不能怪任何人，倘若深究起来，引他入牌局的，还是他的妻子江冬秀呢！
江冬秀喜上牌桌，常以此消遣度日。也不知是手气过好，还是牌技神超的缘故，每逢打牌十有八九会赢，甚至成为了胡家收入来源之一。
后来胡适环走欧美日诸国，发现各个国家都能见到麻将。但这波麻将热在不久后便如晨中云雾般消散，来去的快。追其源由，竟是欧洲国家的男性对于女性沉迷麻将颇为不满。胡适的友人说：“女太太们喜欢麻将，男子们却很反对，终于是男子们战胜了。”
胡适在出行回国后，态度为之转变，认为麻将是荒时废夜的“国戏”，理应弃之，还在《麻将》一文中谴责说：麻将只是我们这些好闲爱荡，不爱惜光阴的“精神文明”的中华民族的专利品。
虽说如此，民国时期依旧不乏衷于麻将的大师，其中一位仙儿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是麻将的骨灰级玩家，素有“麻仙”之称，有一言曾在坊间流传：“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当然，梁启超打麻将不是为了赌博，说到底仅是用于消闲而已，和那些日复一日在麻将馆中昏天暗地搓牌的人，还是有着霄壤之别的。
虽说梁启超是一个麻将的发烧友，但是战绩却惊为天人，有着十打九输的“辉煌”成就。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理论高度。他曾经就针对麻将，将之与救国结合一体：
“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锻炼坚忍的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而为了玩牌，梁启超还发明了三人麻将玩法和五人麻将玩法。南开校父、梁启超的好友严范孙曾回忆道，有一日梁启超去玩牌，刚要开局便来一位访客。访客也是圈中雀友，为了让大家都能玩上牌，梁启超便发明了五人麻将玩法：
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
三人麻将玩法也不是很难，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
由此看来，梁启超对于麻将果真是付出了心力。
在那个年代，重庆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上了；三个中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
这顺口溜也不是没有缘由就编造了出来。著名学者梁实秋曾经路过广州时，沿路走过的地方，全是噼里啪啦的牌击声。他说：
“路边看见一辆停着的大卡车 , 上面居然摆着一张八仙桌 , 四个人露天下酣战 , 行人视若无睹。餐馆里打麻将，早已通行，更无论矣。”
当时，不论茶楼饭馆、公馆家庭、赌场妓院，麻将都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游戏。
梁启超对打牌也是爱不释手，但和别人稍有不同的是，他对于工作可是一点也不疏忽。据说当时许多针砭时弊的社论文章居然是在麻将桌上口述而成。当时他气定神闲，一边伸出神来之手闭目摸牌，心中盘算着出八条还是六筒，口中却如滔滔黄河翻涌不止，一气呵成的文字顺流而下，大气磅礴。
时有人一本正经地劝他：“哎哟，梁先生啊，你这样可不好的嘞！”
梁启超见状，一脸粲然，张口就打断说：
“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众人哑然。
麻将作为一门综合艺术，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牌桌上呈现出来的心性和品行，都能窥得一二，亦可作为对此人的判断。台湾小说家司马中原也是个麻坛高手，他认为一个人的品性如何，麻局上一眼即知。
其实像梁启超这种能在麻将运动中，还能体现出思想修养、意志品质、聪明才智，将自己的审美情感体验和这138个精巧别致的器物，产生着密切联系的人确实少之又少。
而能将玩牌趣味化，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想来大约也只有梁实秋这一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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