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屏晚钟 解社，全称南屏解社，大概取自“说文解字”之意，初为一个研习汉隶书法的民间团体。关于解社，有几种记载。仁和诗人高望曾《解社记》云：“西湖灵芝寺僧莲衣招钱叔盖、李节贻、杨见山创解社，习隶古。始莲花生日。每月逢四必聚，聚莲衣丈室，各出青蚨二百片，饱啖来其尽一日之欢。于是叔盖绘图，莲衣作诗，见山记之，节贻书于册，四人者相好无闲也，未几散，净慈寺僧六舟招重聚，而社友大盛。又数年遭乱。”高望曾所记，简明扼要，言之有物，解社之起落比较清晰。 杨见山撰写过解社一次《题名记》，说在净慈寺的那次笔会上，来解社参加活动的不止“四三十人”，而且相互之间“不能尽相识也”。可以遥想当年解社人物之盛，风靡一时，可惜他描述的只是一次盛会，寥寥数语。 丁辅之曾在“南屏解社之印”旁注释：“解社，在南屏净慈寺，为灵芝寺僧莲衣、净慈寺僧以能与李节贻、叔盖等所创。咸丰庚辛之乱寺与社皆毁于火也。”廖廖数语勾勒概括了解社基本的来龙去脉。  南屏解社之印 钱松篆刻 解读解社发生、存在的大致经过可知：大约咸丰四年（1854）的夏末秋初莲花生日，涌金门外灵芝寺主持莲衣和尚建议，成立一个由莲衣和尚、钱叔盖、李节贻、杨见山四人一起研习汉隶书法的小团体，取名南屏解社。“每月逢四必聚”，据云“四人者，日课五千字，字大径六七寸，越十日一检校，不如数罚有例。”四个人相互砥砺，以学习汉隶为乐，是个“有规章、有制度、互相检查督促”的书法研习团体。后来可能因为解社内部在言语上出了点小矛盾，李节贻、钱松有过脱社的想法，聚会活动大不如前。恰僧达受其时主持净慈寺，因其艺术成就高社会影响很大，颇有号召力，两寺又相距不远，僧达受便同李节贻、钱松将解社移至净慈寺他的“墨王楼”继续活动，人数渐渐也多了起来，“名流如钱塘魏谦升滋伯、吴恒仲英，富阳胡震伯恐，嘉兴范禾稚禾，皆赴之”，人数增至三四十人之众，甚至有些人相互之间不一定熟识。这时的解社渐渐的不仅以研习汉隶为乐，也开始扩展到以交流金石篆刻及其收藏，解社因汉隶书法、金石篆刻而声名大盛，很有影响，但光景不长。1861年12月29日太平军二次攻占杭城，净慈寺也能幸兔兵燹，解社也随之灰飞烟灭，偃旗息鼓了。由丁敬、钱松一脉相承的浙派篆刻艺术此后的几十年归于沉寂。 丁辅之所说的净慈寺僧以能，疑与僧达受同为一人，“以能”应该是僧达受的另一字号。达受此人身怀数艺，字号较多，可以想见。这从钱叔盖的另一枚两面印可以得知更多的间接参考信息，该印面：“释广忍，解社主”，边款：“丁巳（1857）荷花生日叔盖为南屏社长以上人两面刻”。丁辅之旁注：“释广忍，字以能，南屏净慈寺僧，工画。”另有资料显示，释广忍系海昌人，喜好交游。“海昌”为海宁的古称，且符合达受“喜云游”的性格，这离求证更进了一步。而且解社之“主”，不是一种客套的辞令，应有实质内涵，以达受的社会地位和艺术影响，此时的解社之“主”非他莫属。如另有他人，与解社变更状况不符，缺乏更多资料佐证。 僧莲衣，名量云。《楹联四话》载：“莲衣僧量云，楚人。少习儒业，晚投空门，爱西湖之胜，栖止涌金门外之灵芝寺。紧傍雉堞，署所居曰‘未簛室音’。玉泉司马德布为题联云：‘结屋古松上，洗钵清溪旁。’莲衣工书亦能诗，尝自题其像有‘快意事教来日少，故人坟比远山多’之句。”涌金门外的灵芝寺，在清波门北，现疑为钱王祠址，建于宋太平兴国元年。因原为吴越钱王故苑，芝生其间，舍以为寺，遂号“灵芝”。 僧达受（1791—1858），字六舟，又字秋楫，自号万峰退叟。别署寒泉、际仁、慧曰峰主、南屏退叟、西子湖头摆渡僧等。浙江海昌人。俗姓姚，为白马寺僧，喜云游，不受禅缚，后主西湖净慈寺。工篆、隶书，所作花卉得徐青藤纵逸之致。又善墨梅，有“墨王楼”斋号。精书画篆刻、擅雕刻竹木、又善摹拓古器者。相传他是“全角拓”的创始人，因善篆刻拓古，也被称为“金石僧”。《杭州府志》载：“达受善草书，画以墨梅得名，尤嗜金石。收藏彝器碑版甚富。主南屏方丈，厌酬应之烦，仍退居海宁。”管庭芳《南屏退叟传略》：“梵课精进，兼好读儒书，于六书章草，无不精考，画梅兼二树、冬心之胜。居净慈秘山堂，性尤耽金石。阮文达公招至文选楼，目之金石僧。所著有《祖庭数典录》一卷，《六书广通》六卷，《两浙金石补遗》四册，皆毁于兵燹。”许桂祥曰：“六舟上人，尝辑《白马庙志》三卷，《南屏佚志》十四卷，《沧浪亭补志》，《天竺山志》、《云林寺志》各若干卷。”由于清代金石学相当兴盛，僧达受走到哪里都非常受欢迎，结交了很多达官权贵。  全形拓《剔灯图》，释六舟把自己也画在拓片中 杨见山（1819—1896），字岘、庸斋，号季仇，晚号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游艺杭州。咸丰五年（1855）举人，应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参佐军务。50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任江苏松江知府，因得罪上僚被劾罢官。此后即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杨见山在晚清以精研汉隶名扬书坛，有“杨隶”之说。吴昌硕曾随俞曲园在苏州结识杨见山，拜其为师，从其学艺，潜心研习。吴昌硕曾将旧藏《彝器款识册》请杨见山题辞，二人各抒己见，颇有玩味。可谓同声相应，同心相知，这在艺术史上不多见。  杨岘书法 李节贻（？—1861），名念孙，字节贻，号杏帘，又号元李，斋号秋节庵，钱唐人。咸丰壬子举人，辛酉殉难。诗人有《秋节庵诗抄》。书法家，为钱松至交。 范守和（1832—1861），又作范禾，字稚禾，号范叔。秀水（浙江嘉兴）人，侨寓杭州。范守知之弟。有金石癖，收藏极伙。又因收藏古镜最伙，颜其斋室为“宝镜室”。 范守知（1826—1861），又作范五，字定生，号垕庵、后安、厚盦、垕盦。秀水（浙江嘉兴）人。喜藏印章刻石，名其斋堂为静寄东轩、百石斋，与钱松交往密切。范守和之兄。咸丰辛酉殉难。 范氏兄弟嗜金石、富收藏，钱松为他们治过许多印，从不轻易下刀，故多为精品力作，如有一“范守和印”，钱松说：“稚禾此印，余久置案头未报，明日有虎跑之约，稚禾当过从曼花庵，因就灯下以了数月之愿。”“咸丰五年嘉平之初，稚禾以太和间《始平公造像》贻余，此刻阳文凸起，世所罕哮。稚禾与余搜罗金石，考证字画，夸多而斗靡者也，割爱见贻，余实感其德。”从中可窥见他们过从甚密的金石道义之交，情重意深。 钱松虽然在世只有43岁，但他忠实于丁敬创始的浙派风格，即志在秉承又有所创新，构思布局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是晚清篆刻家中最具创新精神的名手。他曾摹刻过汉印二千颗，功底深厚，赵之琛见了惊道：“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钱松其作品章法出新，而刀法则能总结前人经验，“国朝篆刻，如黄秋庵之浑厚，蒋山堂之沉着，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纤秾，陈曼生天真自然，丁纯丁清奇高古，悉瑧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精赏者以为如何？”他从小酷爱金石文字，隶书、行书、绘画功力均颇为深厚。他的篆刻以秦汉为宗，得汉印之神韵，其治印基础坚实，章法富有新意，在刀法上最优创新，切中带削的新刀法，使印面极富立体感。其作品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浑厚朴茂之趣盈然，为浙派篆刻注入了活力。“余仿汉凿法，赏者几莫辨。”水平高的连他自己都自信的不得了。晚清的艺术大师赵之谦、吴昌硕均仰慕钱松，前者为钱松撰传辑印稿并抚养其子，后者融合钱氏法度，善于变通终成一家。 从研习汉隶为乐，扩展到以金石收藏、篆刻为趣，是解社后来逐渐演变的一大特色。在这一过程中，钱松起到重要的引领和聚集作用。  蓬衣读过 钱松篆刻 虽然解社只存在约七八年光景，但我们看到它的组织特色明显：1、有召集组织活动的形式架构；2、以书法家、篆刻家、收藏家为立社主体；3、有相对固定的聚会地点及时间规定。 它的主要作用明显：1、研究书法创作与传承，以汉隶为主；2、收集庋藏金石及所有与文字有关联的物什（碑刻拓片等），这种以围绕金石研究而展开的个人嗜好为主体的收藏，逐渐演变为“公共”收藏的雏形；3、传承浙派篆刻艺术并发扬光大。尤其是钱松秉承丁敬创始的浙派篆刻艺术风格，很为后人赏识。4、一门艺术的同人间切磋交流，可以包容他类艺术交流及相互学习借鉴。实际上，解社的理念及组织特色在意识上、形式上为西泠印社创始树立了一个标杆，为西泠印社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模式。 诞生于浙江钱塘的中国印学，浙派篆刻艺术成为杭城文化的一大特色。嘉庆中期，金石学家、藏书家何元锡、何澍父子辑拓的《西泠四家印谱》，始以西泠域名划分篆刻名家，确立了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篆刻艺术的地位。随着“西泠六家”、“西泠七家”、“西泠八家”的不断延续与扩增，以丁敬为代表的浙派篆刻艺术的地位日益巩固，深入人心且被社会公认。诚然，浙派印人不仅仅局限于八位名家，西泠八家是浙派群体印人的代表和缩影。基于南屏吟社、南屏解社的组织形式，以及对从丁敬到钱松“西泠八家”的存世艺术作品的收集整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浙派篆刻作品的收藏和篆刻艺术的研习成为丁辅之等人艺术爱好的重要部分。从1861年到20世纪初，杭州各种城建设施、文化艺术等，正处在毁损——低谷——恢复这样的三部曲时期，随着乡邦文化的逐渐恢复，篆刻艺术重拾“西泠八家”时期的辉煌，成为文人士大夫雅兴的一种向往，一种精神文化的需求，一种自我心态的表达，渴望塑造一种标志性文化。这样，在篆刻艺术“萎靡不振，毫无生气”、“一离初期诸家法度”的不景气的20世纪初，品评传延百年的浙派篆刻是一种艺术享受，也是一份历史责任和寄托，呼唤浙派篆刻艺术归来是一种集体渴望，“复古”由此变为守护篆刻艺术传承的代名词。 为此，联络同道，结社雅集，以求传承，是包括丁辅之、王福庵、叶为铭、吴隐在内的少数艺术青年萦绕心头的梦想。于是，光绪三十年（1904）伴随着丁辅之编辑四册《西泠八家印选》和三十册《西泠八家印选》（亦名《泉唐丁氏八家印谱》）的问世，西泠印社应时而生。取名“印社”，一为印之篆刻，二为谱之印制，兼而有之，皆为一个目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可以说，西泠印社的出现是一代印人积虑多年的梦想的实现。 杭州鸿儒张景星在《西泠印社记》中叙述印社创立之初的源由时说：“光绪甲辰夏，仁和叶铭、泉唐丁仁、山阴吴隐，避署于孤山，小住人倚楼，研究印学。适仁和王寿祺馆泉校，山阴吴隐由沪归。所夕过从，谋仿解社创立印社。”其实，张景星说的尚不够全面，再者说，凭一次小住，两次谋面，就能立宗结社，理由颇有些牵强，多少不那么令人信服。此语非是与先贤拌嘴，而是立社的思想根源所在。文人结社，自古有之，但唯独吟解二社让来者有所借鉴，可资仿效。如前所述，种种迹象表明，结社是经过慎重的熟思远虑，决非一时冲动所为。倒是“谋仿创立印社”一句，比较客观科学，因为他们从“吟诗解字”的吟解二社身上找到了比较好的可以借鉴的并且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组织形式。立社有宗旨要义，立寺有祭祀对象，而西泠印社尊崇以丁敬为代表的百年间的浙江篆刻名家。它与吟解二社不同的是落脚点和着重点选择在以印学（篆刻）研究的主线上，明确其宗旨指向，因而名曰“印社”。从而使“保存金石，研究印学”成为以书法家、篆刻家、收藏家为主体的有组织的集体行为，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并举；金石碑刻等物什收藏延伸为团体收藏与个人收藏并举，共同观摩，更有利于研讨；营建立足孤山南麓的学术研究大本营，“月启六斋，友约春秋”，邀定每年清明、重阳举办两次大型集会活动，“风雨不更”。同时，连解社只有召集人、发起人，不设社长的做法也被印社一起仿效了。（当然，清时民间文人社团机构设“长”的不多，《红楼梦》中的诗社设有社长。通常一般称“主持”之类，到了民国，设“长”或“主任”才渐渐多起来，但也不是一种官阶，一般为社中长老或重望高名者，仅为社中事务招集而已，遇事民主商议，民主行事，无实质权利，称谓本身无任何职务特权。“社长”，多用于对社中长者的尊称之意。）还有，对艺术的执着精神，一并被继承了。这一切表明，印社替身吟解二社是一次文人组社的形式进化，它赋予了更多更深刻的艺术内涵，有助于更好地运用社会力量，俯拾散落史海的金石遗珍，团结更多的同道中人，呼唤浙派篆刻艺术传统风格的精神回归。 仿解社而立印社，可能还有另外的深层含意。18世纪40年代的吟社让后人了解了以丁敬为鼻祖的浙派篆刻艺术，至19世纪50年代钱松等人所在的解社的出现，一百多年间，西泠八家依次精彩亮相，演绎了中国篆刻史上浙派艺术的辉煌。然而解社的最后结局，悲壮的让“痴迷”篆刻艺术的西泠后人内心多少有些不甘——参与组社的解社中坚人物如诗人书法家李节贻、嗜迷金石的范守知都在咸丰庚辛之乱时殉难，“寺与社皆毁于火”；浙派篆刻传人年仅43岁的钱松在太平军破城时率阖家守节而饮毒自尽；范守和冒死救出被掳钱松次子钱式不久亦悲愤过度忧忧而逝，年仅29岁；解社领军人物“金石僧”六舟晚年退居海宁，在咸丰庚辛之乱前已经过世；杨见山入府幕僚及为官松江，官场失意后去了苏州，客居他乡，读书著述讲学，以授徒鬻字为生。兴极一时的南屏解社，无奈地解体了。这对解杜来说，是个悲剧；对西湖文化来说，是种遗憾；对浙派印人来说，是种追忆。而西泠印社的成立对那些已故西泠印人，则是一种纪念。在解社劫难40余年后，公元1904年，一群痴迷篆刻艺术的“印佣”们，在孤山南麓借印社之躯，还解社之魂。“将使继西泠诸哲之志，引其绪而存其真也。”西泠与南屏，历史之遥望，浙派篆刻一脉，由此传承，继往开来。这种不寻常的暗示，后人在西泠印社复建的第一处建筑仰贤亭中或许能体会感觉出来。 责任编辑：朱小雨 易晔 您的转发与点赞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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