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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尧是儒墨两家极力鼓吹的上古圣君，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先秦儒家的六部经典之中，《诗》、《书》占到最重要的地位，而《书》之首篇即《尧典》，由此尧在儒家价值观体系中的地位再不能动摇。在古史家心目中如果说到“垂拱而治”立刻就会想到帝尧，因此“尧”几乎成了圣君的代名词。 先秦古籍中，《左传》提到了尧，但只是说他没能任用贤良的“八元”和“八凯”；《山海经》也提到了尧，却只说他葬在哪里，没有其他故事，也没有世系。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山海经》中出现了丹朱，是“帝丹朱”，也是一位古族的祖神，与尧之间是并列关系，并不是尧的儿子。不过，从其将“帝尧”、“帝喾”、“帝丹朱”、“帝舜”并称来看，四者之间似应有某种联系，或是出于同一族源。 我们再来看《五帝本纪》。此文实述六位古帝，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因为把禹看作是夏朝的开国者，故而舍之而称“五帝”。着墨最多的，是帝舜，尧似乎是专为舜的配角而存在的。他任用了鲧，但治水没有成功，被舜殛死了；他没有举“八元”、“八恺”，舜举了；他没有惩办“四凶”，舜把他们“流”了。但他却做了一项最伟大的事业，即发现和培养了舜，之后就让位、崩逝。我们没有看到尧有多么伟大，却觉得颇有些糊涂，可是当他崩逝以后，百姓却如丧考妣。司马迁作为“西汉两司马”之一，驾驭文字的功夫是了得的，却留下如此破绽，因为儒家的历史观本身就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司马迁也没有办法。 百年前的疑古思潮曾经震动了史学界，其实疑古之风古已有之。《论语》就载有子贡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这也是儒家之言啊！经儒墨两家的宣扬，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已成定论，但韩非更相信“舜逼尧”、“禹逼舜”。《竹书纪年》出土后，人们发现它赫然记载“尧之末年，德衰，舜囚尧”。直到近代，关于禅让制是否曾经存在以及如何施行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论的重点在于尧舜之间、舜禹之间到底是通过禅让传位呢，还是暴力夺取，似乎没有几人不相信尧→舜→禹之间的帝位传承关系。 一些现代学者指出，尧其实就是“天帝”。这原应是不错的，但是，尧是哪个部族的天帝呢？要知道，在春秋以前，几乎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祖神，而这些祖神也多以天帝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绝非只有一位天帝。又有人说，尧其实就是黄帝，这就过了。其理由，尧之神格与黄帝一般无二。如果照此推开，那么古籍中出现的多位古帝之间几乎都可以划上等号了。既然古籍失载，我们只好以史事考察之。周兴之后，封帝尧之后，这就是祁姓的祝国，故地在今济南。从祝国的地望来看，尧当为东夷古族中一个分支的祖神，其与帝舜之间并无承继关系。 自《世本》出，帝尧与陶唐氏就合流了。可这陶唐氏却与帝尧不同，它曾是一个显赫的古族。《左传》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从这规整的四字韵文来看，它不应属于《书》而应归于《诗》。凡研究古文献的都应知道，《诗》因其易吟咏，传播过程中最不易失真，在口头资料中是可信度最高的，这也是《诗经》虽非史书却在上古史研究方面占据第一经典的原因。旧时古儒们不知陶唐也有生有灭，总认为陶唐即是尧，尧既光荣伟大，又禅位于舜，如何灭亡呢？就张冠李戴将此作为讽夏桀的诗。等到陶寺遗址被发现以后，我们忽然看到，原来在这个被古代称为唐的地方，还真存在着一个长达五六百年的强大古国。虽然学界对陶寺文化也还有所争论，但主流声音都称这就是尧都。但我要讲得更明确些：这是4000多年前的古唐国，也就是典籍中所载的陶唐氏，但它不是尧都，与尧没有关系。 陶寺所在地为古唐地，但却不是最早以唐命名的地名。在河北省保定市有一个唐县，在仰韶时代是后岗一期文化的势力范围，在蚩尤败于黄帝之后，黄帝部的一些分支向南迁移，这里就成了他们南迁的桥头堡。高阳族从这里沿太行东麓进至豫北冀南一带，后来发展成颛顼族；古唐族也从这里向南迁移，不过他们走了另一条路线，穿过太行山进入晋南，发展成后来的陶唐氏。到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初期，陶唐氏发展到极盛，于是兴建了陶寺古城。200年后，夏后氏兴，陶唐开始走衰，但仍在这里坚持了三四百年，在夏初为夏后氏所灭。陶寺遗址既出土了古城，又有高台建筑（有人称为祭坛，有人称为天文台），还有大型墓葬。从它的墓葬看，古唐国自始至终就实行着世袭制，没有任何禅让制的迹象。考古发现最终为禅让之争划上了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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