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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孩子，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常常不自觉陷入“你这么小，有什么能力”、“你这么小，能懂什么”之类的想法中。 我们会刻意给孩子尊重，但那份尊重是轻视孩子、高看自己的尊重。我们经常越俎代庖，包办着孩子的一切事宜。而实际上，对于家长而言，给孩子的最好的爱就是给他们离开父母生存的勇气和能力。真正的“尊重孩子”是引导他们成为独立的人，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责任自己担。 龙应台写过一篇《独立宣言》，是写给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描述了安德烈和菲力普这两个儿子对她的“过度关爱”的反抗。从他们口中说出来的反抗和龙应台表达出来的无奈和接受值得我们思考。 （向上滑动查看内容）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就是儿子在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我没办法应付这局面，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计程车回家，结果电话里妈妈说计程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十六岁的菲力普曾经说：“妈，我觉得，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份。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吗？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像：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 “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努力在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以上信件内容是经过删减后的，在菲利普对龙应台的“控诉”后，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 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力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力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情景对我们来说，丝毫不陌生，我们习惯了代替孩子表达和应对，也习惯了对站在大人身旁的那个“孩子”视而不见。这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问题，有时候尊重孩子就体现在各种细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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